艾地声Edysen评论文章：进入习近平所谓“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至高无上的宏大叙事。从中国梦、强国梦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从“两个一百年”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国家强盛被赋予近乎神圣的意义。党国宣传机器日复一日地向人民灌输：个人命运必须服从国家命运，个人利益必须服从民族大义，为了伟大复兴，一代又一代人必须接续奋斗、甘于奉献。

　　然而，一个根本问题被有意遮蔽：国家强大究竟为了谁？民族复兴究竟由谁受益？

　　当普通人的生活日益艰难，失业、债务、医疗、养老成为沉重负担，当个人自由与基本权利不断受到限制，国家却依然要求人民相信，今天的牺牲终将换来明天的幸福。

　　问题是，明天究竟有多远？谁来兑现承诺？那些要求人民牺牲的人，自己又牺牲了什么？

　　国家崇拜的秘密，恰恰隐藏在这些问题之中。

　　一、国家崇拜：权力的政治宗教

　　国家原本是人类为了保障生命、自由、财产和公共秩序而建立的政治共同体。国家的正当性来自人，而不是人的正当性来自国家。

　　但是，当国家被奉为高于个人的神圣存在，当民族复兴成为不可质疑的终极目标，国家便从保障人的制度工具，蜕变为要求人无条件服从的政治宗教。

　　习近平时代尤其强化了这一逻辑。

　　党被宣布为国家命运的决定者，领袖被塑造为民族复兴的掌舵人，党、国家、民族与领袖之间的界限被不断消解。

　　批评政府可以被指责为反对国家，质疑执政党可以被解释为背叛民族，反对领袖则可能被上升为危害国家安全。

　　于是，国家崇拜最终转化为政党崇拜与领袖崇拜。

　　国家要求人民奉献，政党规定奉献的意义，领袖决定奉献的方向。

　　人民则被要求相信，这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未来。

　　这种政治宗教最危险的地方，不仅在于它制造服从，更在于它为掌握国家权力的人提供了凌驾于普通人之上的神圣资格。

　　当权力以国家的名义行使，特权便可以披上公共利益的外衣。

　　二、谁是国家崇拜的受益者？

　　国家崇拜宣称民族共同体利益一致，现实中的权力与财富分配却可能截然相反。

　　一部分人拥有决定国家命运的权力，另一部分人承担国家发展的成本。

　　一部分人享有优越的教育、医疗、住房、退休待遇与社会资源，另一部分人则被要求忍耐贫困、接受不平等、服从国家需要。

　　前者享受国家，后者供养国家。

　　在党国体制下，政治身份、干部等级、组织关系和权力网络，还可以通过家庭、婚姻与资源配置实现代际传递。

　　由此形成一种事实上的政治贵族阶层。

　　他们不必拥有法律上的贵族头衔，却可以通过政治权力获得普通公民难以企及的生活机会。

　　他们以人民的代表自居，却未必与人民承担同样的代价。

　　这是一种国家内部的准殖民关系。

　　殖民并不必然发生在不同民族之间。当一个政治集团凭借制度性优势，持续支配另一群人的劳动、资源与生活机会，并将这种支配解释为共同体的需要，内部殖民的结构便已经显现。

　　所谓“低人权优势”，正是这种结构在经济领域的表现。

　　当劳动者缺乏充分的集体谈判权利，当农民的土地权益受到行政权力支配，当普通人的劳动报酬、社会保障与迁徙自由受到制度性限制，经济增长便可能建立在权利保障不足的基础之上。

　　这样的发展当然可能创造财富，却不能保证财富公平分配。

　　更不能证明被迫承担代价的人已经获得了应有的报酬。

　　国家崇拜的政治功能，便是将这种不平等解释为民族复兴的必要牺牲。

　　底层人民的苦难被赋予崇高意义，特权阶层的利益则被隐藏在国家利益之中。

　　牺牲成为底层的义务，享受成为上层的特权。

　　三、跨代社会契约：一场不断延期的背叛

　　国家崇拜最有效的欺骗，并不是否认个人幸福，而是不断推迟个人幸福。

　　今天吃苦，是为了明天幸福。

　　这一代人牺牲，是为了下一代人享福。

　　个人暂时放弃自由，是为了国家将来更加强大。

　　这种叙事实际上包含着一种跨代社会契约：人民今天付出劳动、财富、自由乃至生命，国家承诺未来给予人民及其后代更加美好的生活。

　　但是，谁有权订立这项契约？谁来监督执行？谁来追究违约责任？

　　如果国家既是契约的制定者，又是解释者、执行者和裁判者，人民却没有有效的监督权、拒绝权和追责权，那么所谓社会契约，不过是一张由权力单方面签发的空头支票。

　　国家可以不断宣布历史使命尚未完成，要求人民继续牺牲。

　　一个百年目标尚未兑现，新的百年目标又已提出。

　　一代人已经老去，下一代人继续等待。

　　承诺永远存在，兑现永远推迟。

　　与此同时，掌握权力的人却可能早已兑现了自己的利益。

　　他们拥有现实的财富、权力和优越生活，而普通人民只能领取未来的希望。

　　统治者领取现世的报酬，人民领取来世般的承诺。

　　这便是国家崇拜所掩盖的社会契约背叛。

　　当然，跨代合作本身并不非法。教育、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都需要不同世代共同承担责任。

　　真正不能接受的，是国家以未来幸福为理由，强迫当代人放弃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又不给予他们监督、追责和自由选择的机会。

　　尤其不能允许一个政治集团将跨代社会契约变成跨代统治特权。

　　人民的牺牲代代相传，权贵的利益也代代相传。

　　前者被称为奉献，后者被包装成国家命运。

　　四、国家不能吃掉自己的儿女

　　希腊神话中的克洛诺斯，为了防止子女推翻自己的统治，将他们一个个吞入腹中。

　　这一神话恰好揭示了国家崇拜最可怕的政治逻辑：权力为了维护自身，可以吞噬本应受到保护的儿女。

　　国家谈论千秋伟业，个人却只有几十年的生命。

　　国家可以规划百年复兴，个人却必须在今天承受失业、贫困、疾病、不公与不自由。

　　国家可以宣布牺牲具有历史意义，却不能让死去的人重新活过来，也不能让失去青春的人重新拥有青春。

　　这里存在一个根本的伦理问题：人的身体在场性与生命当下性。

　　个人不是抽象的人口数字，不是经济增长的生产要素，不是国家机器中的劳动力与兵源，更不是民族复兴道路上的燃料。

　　个人首先是一个活着的人。

　　他有身体，有痛苦，有情感，有家庭，有不可重复的生命历程。

　　他今天遭受的苦难，不能由一个遥远未来的幸福予以抵销。

　　他今天应当享有的自由，不能因为国家宣布明天会更加强大而被取消。

　　康德的人格目的论告诉我们，人必须始终被作为目的，而不能仅仅被作为实现其他目的的手段。

　　即使这个目的被称为民族复兴、国家强盛或者历史进步，也不能改变这一原则。

　　国家崇拜的政治神学危险，正在于它把世俗国家抬升到近乎神明的地位。

　　国家不是上帝。

　　国家没有复活死者的能力，也没有赦免自身罪恶的神圣权柄。

　　它没有资格要求个人以生命换取一个无法验证的历史天堂。

　　更没有资格将人民的苦难解释为必须接受的政治献祭。

　　一个需要不断吞噬儿女才能维持伟大的国家，其伟大本身便值得怀疑。

　　五、公民对抗：拒绝无限期的政治献祭

　　国家崇拜要求服从，公民意识则要求权利。

　　国家崇拜要求个人相信未来，公民意识则要求国家兑现当下。

　　国家崇拜将个人变成历史的工具，公民意识则坚持个人本身就是政治共同体的目的。

　　当国家要求个人无限牺牲，当未来的承诺不断落空，当政治特权阶层将公共利益据为己有，公民便有充分理由质疑国家权力的正当性。

　　这种对抗首先不是暴力意义上的对抗，而是人格、权利与法律关系上的对抗。

　　它意味着个人拒绝将国家视为高于自身的神圣存在，拒绝将基本权利交给无法追责的政治权力，拒绝接受以未来幸福为名的无限期牺牲。

　　一个农民不能被要求为百年后的农业现代化，放弃今天的土地权利。

　　一个工人不能被要求为未来的国家强盛，放弃今天获得合理报酬和劳动保障的权利。

　　一个青年不能被要求为遥远的民族复兴，放弃今天选择生活方式、表达思想和追求幸福的自由。

　　这并不是否定个人对未来世代的责任，而是否定国家以未来世代的名义，剥夺当代人的基本权利。

　　人的生命长度，构成国家权力必须尊重的伦理界限。

　　国家可以制定百年规划，却必须接受今天活着的公民监督。

　　国家可以追求长远目标，却必须保障当代人的基本自由。

　　国家可以要求公民承担合理的公共义务，却不能取消个人作为契约主体的地位。

　　个人要求在有生之年获得自由、平等与幸福，不是对国家的背叛，而是要求国家履行社会契约。

　　公民对抗的正当性，正在于此。

　　六、国家属于公民，而不是公民属于国家

　　现代宪政文明的根本进步，是将国家从神圣目的重新还原为公共工具。

　　国家不是目的，人是目的。

　　国家不是权利的恩赐者，而是权利的保障者。

　　国家权力不是天然正当的，它必须接受公民的授权、监督和限制。

　　共和国也不是将君主的神圣地位转移给国家，更不是将君主的无限权力转移给政党和领袖。

　　共和国的根本原则，是承认每一个公民都具有独立人格和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

　　人民主权不是一个抽象集体可以无限支配具体个人，而是每一个具体的人都应当享有平等的政治主体地位。

　　因此，真正的共和政治，必须将国家权力置于公民权利的约束之下。

　　国家的荣耀不能建立在人民的屈辱之上。

　　民族的复兴不能建立在公民的不自由之上。

　　公共利益不能成为政治特权阶层攫取财富和权力的遮羞布。

　　尤其不能允许统治者一面要求人民为未来奉献，一面将国家发展的现实成果转化为自己的世袭利益。

　　今天中国最需要追问的，并不是伟大复兴还需要多少年，而是已经为国家付出巨大代价的普通人民，究竟何时能够真正享有平等的公民身份、完整的基本权利和有尊严的生活。

　　如果民族复兴不能带来公民自由，如果国家强盛不能保障个人尊严，如果历史进步只能不断要求底层人民牺牲，那么这样的复兴究竟属于谁？

　　国家崇拜要求人民相信，国家终将给予救赎。

　　现代公民政治则要求国家证明，它今天就能够保障人的权利。

　　国家不能以尚未出生者的幸福，剥夺正在活着者的自由；不能以未来世代的名义，要求当代人无限期地献祭。

　　公民对抗国家崇拜，并不是否定国家共同体，而是拒绝国家权力对人的僭越。

　　国家属于公民，而不是公民属于国家。

　　一个真正自由的共和国，不需要人民跪拜国家，而需要国家尊重每一个站立着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