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一季度，全国无一省份实现财政自平衡，被多家媒体和自媒体称为“史上首次”。从公开数据看，浙江以约96%的自给率领跑，上海跌至约90%（支出同比大增20%左右），广东、山东、北京等传统强省也跌至70%上下，而中西部和边疆省份普遍在50%以下，西藏、宁夏、甘肃等甚至低至十几到二十几。整体而言，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对支出的覆盖能力显著不足，多数省份深度依赖中央转移支付。财政部官方回应指出，地方自给率低于100%是分税制设计下的常态（支出近九成在地方，收入央地大致四六开），中央通过转移支付填补缺口，地方仍可实现收支平衡。但数据本身已足够刺眼：全国各省平均自给率若按约38%的口径来看（实际加总自给率约55.9%，与上年同期持平，但个体分化剧烈），意味着大量地方财政已进入“输血依赖”状态。

　　中央明确要求地方政府做好“三保”（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这是底线任务。问题在于，钱从何来？地方本级收入（税收+非税）远远不够，缺口主要靠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填补。而这些转移支付的规模、结构、下达进度，乃至具体到哪个省多一点、哪个省少一点，最终由发改委、财政部等部委说了算。专项转移支付的项目申报、评审、分配，往往带有明显的部门色彩和“关系”因素。于是，各地政府纷纷调集精兵强将，充实驻京办和驻部委联络组。他们的核心任务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服务企业、争取项目”，而是“维护”与部委的关系、盯紧预算盘子、争取在分配中多分到一块财政“蛋糕”——说白了，就是跑部进金。

　　这种“跑部进金”并非新鲜事，但在当前背景下再度升温，甚至有“死灰复燃”之势。地方债务风险、社保补贴刚性增长、基层维稳和公共服务压力不断叠加，财政支出的刚性一天比一天强。土地出让收入持续下滑（一季度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同比下降，土地出让相关收入降幅更大），传统“土地财政”已难以支撑。中央转移支付哪怕晚到一天，地方就可能晚一天发工资、晚一天保基本运转。在这种“中央供养”地方的格局下，地方官员的理性选择就是把有限的行政资源投向北京部委，而不是单纯做大本地税基。驻京办从“招商引资的前哨”逐渐异化为“财政分金”的前线。

　　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激励机制的扭曲。分税制以来，中央集中财力、再通过转移支付下沉，本意是平衡区域差距、保障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但当转移支付成为地方“三保”的主要来源，且分配权高度集中于少数部委时，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容易被“争项目、跑关系、进金”所替代。经济发达省份的自给率下滑，并非全是经济衰退（一季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仍有增长），也与支出前置、重点领域保障以及税源结构变化有关；而欠发达地区则几乎全靠输血。这种格局若长期化，地方会更倾向于向上要钱，而非向下培植税源、优化支出结构。

　　财政部已强调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规模连续多年保持高位（2026年安排超10万亿元），并加快下达进度。但“有钱可分”与“分得公平高效”是两回事。当“跑部进金”重新成为地方财政运转的日常操作时，它既反映了地方财政的真实压力，也暴露了现行央地财政关系中“钱在中央、事在地方、权在部委”的结构性矛盾。三保的钱最终来自纳税人，如何让这些钱更有效地用于民生，而不是在“驻京办—部委”之间空转，是比单纯提高转移支付规模更值得关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