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网络上传出消息，说习近平的“大笔杆子”江金权被抄家。相信很多熟悉中共政治的朋友，马上会意识到中共党内又出了大事。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当年，毛泽东的这个“第一笔杆子”戚本禹是怎么被抓的，从中可以帮助我们分析中共党内出了什么大事，借此判断习近平今天要干什么。

好，下面就让我们把目光转向文化大革命的1968年初。

戚本禹被抓时喊了一句话

华方治，他曾经担任中央警卫团的常务副团长，2014年他在当年第3期的《炎黄春秋》上写了一篇回忆文章，讲述了戚本禹被抓的前后经过和一些细节。这篇文章的标题叫做《中南海警卫工作见闻》。

华方治在文章的一开始，就讲述了戚本禹被抓的经过，而且还提到，戚本禹在被戴上手铐后大声向姚文元喊了一句话。

文章说，1968年初，那时中共中央经常在怀仁堂开碰头会，但几次未见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来参加会。1月13日晚，江青的警卫孙占龙来到警卫值班室神秘地对大家说：“诸位，请出去一下，我打个电话。”在值班室的人无奈地离开了值班室。

华方治说，我在此工作10多年，头一次遇到这样的事。

华方治随后来到怀仁堂大厅，他看到江青披着衣服在走廊里走来走去，后来又和周恩来到西休息室去了。

紧接着，华方治的一个安排却让江青大为恼火。怎么回事呢？华方治作为当时中共中央警卫团常务团长，一看江青和周恩来到了西休息室，他就命令哨兵移动了一下位置，告诉哨兵江青和周恩来在里面开会。他刚从西饮水处门进来，看到周恩来的卫士乔金旺在门外，用手捏着周恩来的药盒，咕嘎咕嘎地响。江青听到响声出来了，见到乔金旺就发脾气：“我们走到哪里，你们跟到哪里，干什么？！”吓得乔和我赶紧走开了。

从这一个小细节就能看出，江青、华方治、以及周恩来的随身护卫，其实都绷着一根弦，彼此之间都在互相防范，为什么江青这么大的反映，就是这个原因，她认为周恩来和中央警卫团在暗中监视自己。为什么咱们要强调这一点，告诉大家，今天的习近平比当年的江青一定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那更得是杯弓蛇影、草木皆兵。谁也不相信。

华方治被江青骂得赶紧离开，结果他遇到了一个关键人物，谁呢？当时的中办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

汪东兴见到华方治，对他做了一个手势，他用手往下一按，问华方治“知道吗？”华方治随口回答说，“知道”。其实他并不知道汪东兴这个手势是什么意思，更不知道他问的是什么，但是他感觉到“气氛紧张，像有大事要发生”，这是他在回忆文章里亲口说的。事后咱们来看，汪东兴当时的这个动作，把手往下一按，就是把人控制住，就是抓人！

抓的是谁，就是毛泽东的这个大笔杆子---戚本禹。

汪东兴随后又对华方治说了一句话，“你到小休息室后边，别跑了啊！”

华方治一听赶紧照办，就到小休息室后面堵着去了。过了不一会儿，他就听到小休息室里边“嚷嚷起来了”，动手了。紧接着门开了，华方治一看，警卫参谋陈银德和科长高云江架着铐着双手的戚本禹，从里面快步走了出来。

就在这个时候，戚本禹对着姚文元大声喊了一句话，让姚文元代他问江青好。

这意思其实很明白，他还以为江青不知道呢？他还等着江青来保他呢？然后，中共党内斗争的卑鄙丑陋，连戚本禹也想象不到。

江青大骂“王八蛋”“枪毙他”

戚本禹喊完这句话，就被推上一辆上海牌小车开出了怀仁堂。

这个时候，周恩来露面了，他和杨成武召集怀仁堂警卫服务人员在东休息室开会。这个时候，杨成武还是中共军队的代总参谋长。周恩来对着现场的人说，“今天的事你们都看到了，不管看没看到，看到了要绝对保密，这是一条纪律，对外不能说，对你们领导也不能说，对家里人也不能说，只要中央没公布，你们就不能对外说...”

那么，戚本禹向江青的这句话起作用了吗？告诉大家，恰恰相反，咱们从江青如何对待戚本禹，就能想象到中共党内今天会是一个什么烂样。

江青不但没有理会戚本禹，而且对他一通大骂。当时有人说戚本禹盗窃谁谁的手稿，江青当着周恩来的面说，“信里反映的事情，我们过去一点不知道。叫戚本禹交代，从这一条就可以枪毙他。如果不交代，就枪毙他。这些王八蛋，想毁坏手稿，将来可能要翻案。”

您看，从这一点上看，戚本禹自认为自己是毛泽东、江青的宠臣，是文化大革命里的一号人物，然后江青不但不救他，反而认为应该枪毙他。所以，如果接下来江金权被习近平公布什么罪名，咱们不用吃惊，因为他们历史上一直就是这么干的。

刚才谈到的这个戚本禹，与今天要说的这个江金权有什么相似之处呢？

咱们来说几件事，一个是《海瑞罢官》。1965年年11月10日，由江青主抓，张春桥组织，姚文元署名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文汇报》上公开发表，成为中共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这个时候的戚本禹，抓住时机写了一篇题为《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文章，在《红旗》杂志1965年第十二期上发表。很快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毛对这篇文章大为满意。

1965年的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陈伯达、胡绳、艾思奇、田家英、关锋五个人谈话，提到了戚本禹的文章。毛泽东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

毛泽东后来还说：“现在的权威是谁？是姚文元、戚本禹……要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稳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定的人来接班。”

从此戚本禹成为毛泽东的大笔杆子，他是中共《五一六通知》的起草人之一。在中共1966年设立的中央文革小组里，戚本禹名列姚文元之前。被任命为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红旗》杂志副总编辑、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成为毛泽东、江青的秘书。风头一时无两。

此后，戚本禹还写了一篇文章，从此引发对刘少奇的批判。

1967年3月30日，戚本禹在《红旗》杂志第5期发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历史影片〈清宫秘史〉》。4月1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文章刊出之后，对刘少奇公开的不点名批判从此开始。

那么，戚本禹是因为什么被抓捕并送入秦城监狱的呢？是被毛泽东当作替罪羊丢出来的。

1967年，在王力、关锋、戚本禹的推波助澜下，中共《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公开提出“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此举将造反夺权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军队。

此后，为了平息军队将领的强烈不满并稳定局势，在周恩来等人的建议下，毛泽东将王力、关锋作为“替罪羊”隔离审查。随后戚本禹也被直接投入秦城监狱。从此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之中。

毛泽东曾经在不同场合对外发话，说：“那个王、关、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就有气嘛。”

这段话等于把责任全部推给王力、关锋、戚本禹这些人。用这几个人来化解军队里普遍的不满情绪。

戚本禹在一篇《回忆江青》中讲了一件事，从另外一个角度解释了这一切。

他在提到原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这个曾经给毛泽东当了31年秘书的人时，讲了这样一个细节。他说，“那个时候，陈伯达老是动动摇摇，顾虑重重的，一天到晚说丧气话，讲文革不行了，再这样搞下去，将来很多问题都要由我们来承担责任的。他害怕了。他比我们聪明，也更有政治经验。知道得罪了那么多人，最后就会殃及自己。他老给我们这么说。我们说，你这叫前怕狼，后怕虎，你跟着毛主席革命，还怕啥呢。毛主席胜利我们就胜利，毛主席失败我们也失败。可陈伯达不这么看，他说，毛主席不会失败，我们会失败。”

江金权和习近平一损俱损

说到这里，咱们要聊聊这个江金权了。聊聊这个时候，为什么江金权---这个习近平的大笔杆子被传出抄家的消息。

对于江金权，很多朋友都知道，他为习近平大搞个人崇拜，那是鞍前马后，不惜余力的鼓吹。

咱们举两个例子就可以说明，2022年3月16日，当时的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江金权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署名文章，声称《自我革命是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实质就是为习近平二十大连任造势。而且要将习近平在中共党史上置于和毛泽东并列的地位。

2022年11月16日，江金权在中共《求是》杂志再次发表署名文章，其中出现罕见说法，吹捧习近平“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这等于在痛批习近平之前的几任中共党魁，从而引发外界强烈关注。

这样的例子，还能举出很多。现在的问题是，当江金权被传出抄家消息之时，这说明什么？正如当年的毛泽东一样，他抛出戚本禹并非出自本意，而是面临中共党内、军内强大的反弹声浪，而今天的习近平同样面临这一点，他面对来自党内、军队里的压力，比当年的毛泽东更甚。因此，江金权、陈希的这些不利传闻，根本上来说，都意味着习近平身处巨大的政治压力之中，他绝不是表面上看到的那样大权在握，而是周边危机四伏、反对势力暗流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