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人数，还在继续下跌。

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全国结婚登记169.7万对，与十年前的同期345万对相比，足足减少了一半。

这是真正影响中国未来20年的大事，与生育、就业、养老、消费等环环相扣、密切相关。

前些日子，高层发布重磅文件，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明确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要求：

各地要坚持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

可见，结婚、生育这件事，已经上升到“一把手工程”，国家急了，力度前所未有，务必要见成效。

为什么这几年房价降了不少，也没能拯救跌跌不休的结婚率？

为什么各地拼命鼓励结婚、生娃，一些年轻人还是选择不结婚？

婚姻大变局的背后，是转型期社会演变的潮水汹涌，意外的事接连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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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来看，结婚人数为何还在下跌？最根本的原因，其实是适婚年龄人群基数的缩小。

据统计，进入适婚年龄的主力人群（1995-2005年出生），恰逢中国出生人口下行阶段。20-40岁适婚群体人口数，已从2013年的4.35亿降至2023年的3.71亿，十年间净减少近6400万人。

中国人民大学李婷教授说，“源头水量减少，结婚对数自然同步萎缩”。

其次，经济压力是制约结婚意愿的直接因素。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关浩光教授分析指出，一线城市房价收入比普遍超过20倍，年轻人往往需要数十年才能攒够首付；一场中等规模婚礼花费通常在10万元以上；再加上一个孩子从出生到成年的养育成本可达100万至200万元。

当年轻人对未来收入预期趋于保守，结婚这项“大宗支出”便容易被推迟或放弃。

此外，对很多年轻人来说，婚姻正从“必选项”变为“可选项”。

上海社科院刘汶蓉研究员团队的调查显示，北上广21-40岁青年中，约七成赞同“结婚是个人选择，结不结都可以”。

与此同时，初婚年龄不断推迟——2020年全国平均初婚年龄已达28.67岁，比2010年推迟近4岁。

晚婚甚至不婚，正被更广泛地接纳。

此外，学历失衡、性别失衡等问题，也限制着结婚意愿的提升。从2000年到2020年，30-44岁未婚女性的比例，从0.8%上升到 5.6%，足足增加了7倍。而同年龄段未婚男性的比例，也从 5.5%上升到 12.7%。高学历女性越来越多，难以找到“适配”伴侣，成为一个社会现象。

由此产生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如何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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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国家已经出手，大力改善婚育环境，务必要见到效果。

山西吕梁最早行动，大力奖励结婚，结婚就发钱：

2025年1月1日起，在该市登记结婚(双方均为初次登记)且女方年龄在35周岁及以下的夫妇，给予1500元的奖励，由结婚双方在婚姻登记窗口领取。

江西省的做法则是，倡导“低彩礼”“零彩礼”，移风易俗，誓要把阻碍结婚的“彩礼问题”，打下来。

比如有个全南县，就在全县普及了“喜事管家”，安排妇联主席、村支书、德高望重人士等人一起，牵头对本村嫁娶礼金、桌数、办事天数、待客范围、程序流程等制定具体标准，纳入村规民约：

一旦发现“高价彩礼”，还要进行劝导。

据说效果明显，全南县“低彩礼、零彩礼”家庭明显增加，占比高达73%，嫁娶费用平均下降2.8万元。境内瑶族村低（零）彩礼比例高达90%。

同时，全国已经有多个省份宣布“延长婚假”，山西、甘肃达到了30天。

第一梯队（20天及以上）：山西、甘肃（30天）；河南（最长28天）；四川、黑龙江（最长25天）；新疆（23天）。

第二梯队（10-19天）：山东、内蒙古、江西、河北、云南（18天）；湖北、重庆、福建、吉林、青海、宁夏（15天）；浙江、江苏、安徽、海南、贵州（13天）；北京、天津、上海、辽宁、西藏（10天）。

第三梯队（3天）：广东、广西、湖南。

此前广东省两会上，就有人大代表提出，要增加婚假的天数，3天实在太少了。

要知道，广东一个省份就扛起了“为国成婚”和“为国生娃”的两面大旗，结婚人数、出生人口都是全国第一。

在全国结婚率和出生率齐齐向下的时刻，挺身而出的广东，为全国婚育工作做出巨大贡献，却只休最短的假，实在有些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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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稳定安宁的角度来看，婚姻不仅是个人的问题，更是国家大事，关系到全民福祉。

鼓励结婚，依然任重道远。

当生育问题上升到“各地要坚持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的时候，说明形势已经相当严峻。期待“一把手”们开动脑筋，想出更多好办法。

今年5月，国家卫健委推出一项全国性示范创建工作——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也是着眼于形成“先进带后进”的示范效应。

当然，让婚姻回归初心，让年轻人更好地享受爱情和温馨的家庭生活，不仅需要国家着急，也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从根本上来说，提高结婚率、生育率，降低离婚率，需要真正为年轻人考虑，设身处地解决一个个难点堵点，打通障碍，才是着眼长远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