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岁的张云鹏，人生经历了一次次漂泊。四五岁时他进入福利院，8岁时被领养至加拿大。不同于人们对“出国被领养即意味着优渥与安稳”的想象，他在新家仅待了三个月就被赶出去，从此在加拿大过着漂泊的生活。

张云鹏在自我封闭与对身份认同的撕裂感中长大，既无法真正融入白人社会，也寻不到作为“中国人”的根基。直到今年，他找到了亲生父母，时隔20多年第一次回到故土。不过，找到家人并不是一个幸福的终点。他几乎不会中文，不管是在加拿大，还是原生父母所在的家乡，他都是个陌生人。

回家

29岁的张云鹏身高一米七，体重110斤，神色中总带有一股孩子般的天真。他的父亲张久成，56岁，挂着老花镜，比他还要瘦小一圈。两人都穿着宽松的运动装，父子俩有着一样瘦削的脸颊轮廓，眼角都绽着金鱼尾巴一样的几条细纹。

张云鹏和父亲张久成（缓山 摄）

张久成揽着张云鹏走在山西晋中市的街头，因语言不通，两人几乎不交流，但团聚的亲密热情拦也拦不住。两个人上次见面还是在20多年前的监狱，那时张久成31岁，在监狱中服刑。他因为矛盾重伤他人被判刑13年。入狱后，不想耽误妻子的张久成选择了离婚。

起初张云鹏跟着母亲徐梅生活，但徐梅要打工不方便。张云鹏的爷爷奶奶早已去世，他就被送到姑姑和小叔、大伯家轮流寄养。张久成记得，最后一次见面约莫是在2001年，大哥带4岁的张云鹏来的。虎头虎脑的张云鹏对着张久成开朗地笑，却不知道对方是父亲。后来，大哥跟张久成说，孩子走丢了。

因为在儿子两岁时入狱，张久成只保存下来一张儿子幼年时的照片（缓山 摄）

得到消息的张久成感觉身体里有股热浪不断往上顶，直冲到喉咙，蹿出一口鲜血。他埋怨大哥为什么不好好找找孩子，也怀疑大哥把孩子卖了。但还在服刑的他只能干着急。出狱后，张久成试图找过张云鹏几次，但都无果。他时常在想儿子的下落，觉得如果儿子被任何家庭收养了，一定都能过得比原先好一点，但他就怕儿子是被人拐走取了内脏，或是被打断胳膊拉到街上乞讨。他总看到这样的新闻。

对于张云鹏来讲，童年的记忆在他的脑海中只剩一些模糊的碎片。他最初的记忆是，从监狱看完父亲出来后，他就被送到了沈阳的福利院。在上二楼的狭小电梯间里，他感觉很不舒服。福利院是一栋像城堡一样的红白色的楼房，张云鹏住的宿舍里有七个孩子，他们睡在地上的竹席上。张云鹏说，当时他的头发长得几乎能盖住整个脸，很内向，几乎不跟别人说话。

福利院的孩子平时就在房间里看动画片，还会在空地上玩扇卡片的游戏。到了上学的年纪，他们就被统一送到附近的寄宿小学，穿蓝白相间的校服，在课上学数学、珠心算。到了2006年，8岁多的他被一对加拿大夫妻领养。这是一对60岁的男女，男的留着厚厚的八字胡，看着还挺和善；女的戴着一副大大的太阳镜。张云鹏记得，自己看向她的眼睛时，害怕得发抖。

张云鹏的收养登记证（图源：受访者供图）

这些事情，张久成都还没来得及知道，因为语言不通，也因为认亲的场面太过热烈和匆忙。

张久成在去年12月收到“宝贝回家”志愿者的电话，对方跟他说儿子找到了。他以为是骗子——2014年他就在“宝贝回家”网站上登记了寻亲启事，之后十几年里跟他对接的志愿者都换了几个，他时不时打去电话询问进展，但一直没有音讯。

认亲那天是在元宵节前一天，张久成和家人们早早在老家吉林通化市的小区门口等候，他哭着抱住儿子。他看到儿子长得特别瘦，在零下十几摄氏度的天气里就穿着一条材质不好的单裤。他赶紧把儿子迎回家，给他换上提前准备好的棉裤。他握住儿子的手，看到他虎口上那枚小小的胎记。“当时心都碎了。”

这之后，张云鹏又飞去江苏见他的亲生母亲，和母亲相处了五天后，才到了张久成和家人打工的城市山西晋中，热情的亲戚们带着张云鹏逛景点、下饭馆。和家人相处时，张云鹏表现得很开朗，无论是父亲还是哥哥们揽过他的肩膀，他都很自然地回应，他总是把“你好”“谢谢”“我爱你，爸爸”挂在嘴边。张久成说，忙碌一天后，张云鹏总是倒头就睡，连衣服都不换。

张云鹏对中国古建筑和民俗很感兴趣，亲戚们带他到晋中附近的古城游玩（缓山 摄）

随性的张久成没耐心使用翻译软件对话。但他察觉到儿子其实过得并不好，缺少安全感。张云鹏总是随身背着装着护照的挎包，不让别人碰。张久成和其他家人猜测这是漂泊的生活给他留下的烙印。母亲徐梅注意到张云鹏的牙齿长得参差不齐且发黄，问他多久刷一次牙，张云鹏说两三天刷一次。

弃养

张云鹏告诉我，在高中之前，他几乎都不和人讲话。很长的一段人生里，他将自己封闭起来，过着压抑的生活。

2006年到了加拿大后，张云鹏跟养父母住在距离蒙特利尔市50公里的圣-拉扎尔，那里是一个富人区。他们住在一个尖顶的二层老式别墅中，房子后面是森林。养母是大学老师，养父是退休的商人。他们还有两个读高中的亲生女儿。在最开始的两个月，养父母带他去打疫苗，对他也很关心。他还在那里见到了在福利院的朋友，是养父母前几年收养的，他们成了兄弟，住在一个房间，对方已经不会说中文了。

蒙特利尔是法语区，张云鹏在小学里主要学法语，但在家里养父母只说英语。环境的巨变让他很恐慌。还没来得及消化种种不适应，更坏的事情发生了。在他被收养的第三个月，养母在家里组织大扫除，姐姐递给他一个珠宝盒，叫他转交给养母，他照做了，第二天养母却大声指责他偷东西。他被养母的语气和动作吓坏了。回忆这段经历时，张云鹏的语气变得低沉，他停顿了几秒，做了一个深呼吸，才缓缓说，在这之后养母把他锁在了房间里，整晚都不让他出去。他实在忍不住想要上厕所，只好打破厕所隔间的纱窗爬进去。

他觉得养母就是不想要他了，才预谋了这一切。这件事后，养母把张云鹏和另一个她收养的男孩一起送到了蒙特利尔市的“团体之家”，那是一个专门收留“问题儿童”的社工组织。之后张云鹏又被送到一个寄宿家庭。

张云鹏和他的“加拿大哥哥”。他们是福利院的玩伴，被同一对加拿大夫妻收养和弃养，后来在不同的寄宿家庭长大（缓山 摄）

东南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钱霖亮2011年在浙江的一家福利院做过大半年的田野调查，他在翻阅福利院的统计数据时发现，1990年代时，跨国收养形成了一股潮流，福利院里总人数有八九十人，一年能有三四十个孩子被送出国，以健康女婴为主。钱霖亮告诉本刊，大约从1992年起，民政部下的中国收养中心专门负责国际跨国收养业务，对跨国收养者有严格的筛选机制，比如要考察其收入水平、是否有犯罪记录，还有家庭结构。

钱霖亮在福利院调研时也看到来领养的父母基本都是中产以上的家庭，职业多为律师、医生、商人等。每一个领养的家庭还要给福利院3000美元的捐款。他注意到，地方福利院的工作人员英语水平普遍有限，不会对中国收养中心已审核通过的领养父母再做筛选，因此这个阶段主要是父母在选孩子。而年龄越大的儿童前往海外生活所需面对的语言与文化适应难度也越大。今年62岁的凯伦·怀特从1999年到2012年曾是蒙特利尔的一家收养机构的志愿者，是她帮助张云鹏的养父母办的领养手续。她说，在本地领养孩子往往要等很久，还要面对孩子长大一些就被原生家庭要回去的风险。但到中国能相对容易地领养到健康的孩子。她告诉本刊，大部分中国孩子是在18个月左右的时候被领养过来。年纪小的孩子更容易适应新环境、学习新语言，受到福利院的影响也会比较小。张云鹏的养父母年纪比较大，当时中国收养中心希望他们收养年龄大一些的孩子，于是推荐了8岁的张云鹏。领养成功后，张云鹏的养父母和凯伦断了联系，几个月后凯伦才听说张云鹏被送去了社工机构。“可能他们还是觉得挑战太大，并且羞于求助。”

新的寄宿家庭在蒙特利尔的乡下，是一对夫妻专门提供照顾孩子的服务，家里有10个孩子。这对夫妻有一个农场，养了鸡、牛、羊等各种动物。张云鹏平时会帮家里收干草，去鸡窝里掏鸡蛋。张云鹏在这里待了17年，女主人叫“玛丽”，生于1960年代，喜欢摇滚乐，对张云鹏的学习很关心。男主人对张云鹏也很好，圣诞节时给他买过他一直渴望的游戏机。

高中毕业后，张云鹏在玛丽的建议下在“职业中心”学习了两年。他在那里学习拆装电脑的技能、上手工艺术课（图源：受访者供图）

但因为寄宿家庭只是暂时的托管照顾机构，他真正的亲属身份还是在养父母家，每隔一段时间张云鹏还得回养父母家。养母依然苛待他，每次都让他穿上纸尿裤待在房间里，不给他吃东西。2013年玛丽发现问题后，帮张云鹏把他养父母告上法庭，自此张云鹏才彻底和他们脱离了关系。阴霾并未一扫而空。小学里的张云鹏是全校唯一的亚洲面孔，他受到了一个男生的霸凌。那个男生比他长得高壮，总是把他的午饭抢走并扔到墙上，还曾掀起他的裤子，拽住他的内裤用力地往他头上拉，最后把内裤都扯坏了。“非常疼。”讲起这件事，张云鹏的语气再度变得低落。

也是在小学阶段，老师发现张云鹏基本上读不进去书，学校判断他有“阅读障碍”。他读了两年六年级，初中、高中上的都是吸纳相似情况学生的“学习中心”。13岁开始，张云鹏时常莫名感觉抑郁，甚至想过自杀。每到冬天，临近感恩节、圣诞节这样家庭聚会的日子，他走在街上，常常就想起不知在哪里的中国父母，心里十分难过。这些心事，他从没跟任何人讲过。他说，他从小就习惯了在心里建一个笼子，把自己和外界隔绝开来。

张云鹏刚到加拿大养父母家时，姐姐给他摆拍的照片（图源：受访者供图）

撕裂

进入高中后，在玛丽的鼓励下，张云鹏开始跟人交流。刚开始说话时他的身体会僵住，甚至很难说出一个完整的句子。但他还是不断地跟家里人和同学对话，先从最简单的天气、问对方住在哪里等寒暄聊起，逐渐熟练后，他开始跟人聊他在网上搜到的关于各地历史与文化的知识。他也跟朋友们聊欧美流行乐，打篮球。他骄傲地说自己虽然长得没有其他人强壮，但更灵巧。

但通往成年的道路上，张云鹏仍然觉得自己活在一种撕裂的感受中。身边都是白人面孔，一直到高中毕业他都没遇到过中国同学。他始终不喜欢西餐，也不是真的喜欢西方音乐。高中接触到TikTok后，他会听中国的“抖音神曲”，虽然听不懂歌词，但中文的咬字发音方式，让他觉得节奏更动感。成年后，他开始在网上看介绍中国的电视节目，也自己搜索关于长城、故宫、皇帝的知识。他在网上认识了一些中国人，但他们知道张云鹏不会说中文时表现出不满。他感觉到自卑和刺痛。

最近几年，张云鹏租住在蒙特利尔市郊一户海地人的家里（图源：受访者供图）

寻亲的想法或许是在2019年以后隐隐萌生的。当时，张云鹏在一个仓库做清洁工和包装工，认识了从中国移民来的卡车司机王琦。王琦今年55岁，2003年来到蒙特利尔。他是沈阳人，性格和善。找到父母前，张云鹏一直认为自己是沈阳人，他跟王琦的聊天，基本都围绕沈阳和中国的风土人情而展开。王琦告诉张云鹏，他出生的1997年是香港回归的年份，那时的父母不可能轻易丢弃孩子。

后来一个网友在网上看到一个被美国家庭收养的男生通过寻亲组织“宝贝回家”找到了亲人，他帮张云鹏发了寻亲帖，一个叫高洋的志愿者联系上张云鹏。高洋比他大6岁，在加拿大工作，他与张云鹏有着相似的经历：3岁时跟随父母坐火车走丢了，后来被好心人送到了福利院，被一对荷兰夫妻领养。他度过了幸福的童年，长大后在养父母的支持下回中国寻亲，2024年才找到家人。之后，为了帮助更多境遇相似的人，他做了寻亲志愿者。

张云鹏对中国传统服饰很感兴趣。家人带他体验穿古装旅拍（缓山 摄）

做志愿者后，高洋接触过60个左右生活在海外、想要寻亲的人。他说，包括他自己在内，他们从青春期开始越发强烈地发现自己和身边人的不同，进而萌生出探索“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的想法。他意识到，尽管他被荷兰父母养大，因为长相还是不会被认为是“荷兰人”，但同时他也不像身边的二代移民那样，知道自己的出身，且在家庭内也还保留着原有的语言和习惯。这种明晰的差异感，也是当时促使他想要去寻根的原因。

如果说，一开始还有对未来不确定的犹疑，高洋后来的话让他彻底下了决心。高洋告诉张云鹏寻亲也有另外一重意义：给可能正在寻找自己的父母一个找到孩子的机会。张云鹏说自己过去的人生总是很负面，但高洋和其他人成功寻亲的经历让他看到生活积极的一面。张云鹏去找高洋采集血样。血样入库后经过比对，很快就和张久成的DNA匹配上。

新忧愁

短暂的热闹后，张云鹏有了新的忧愁。父亲张久成没有房产，和现任妻子每月花500元在晋中租了一个一居室。这个仅有三四十平方米的老房子狭小而破旧，洗手间和阳台上的厨房都是最简陋的布置。本就不大的空间里堆着杂物，吃饭都得在卧室里单独支桌子。“他们不应该住在这里。”

2009年，减刑出狱的张久成跟弟弟一起去天津打工，在工地上做保安，2011年随工地老板搬到山西，之后到大学食堂里做过几年洗碗工。七八年前他遇到现在的妻子张燕，他们是老乡。张燕的女儿出生七个月后丈夫就抛下她们离开了。

这些年，失去儿子的痛苦与谋生的担子一同压在张久成肩上，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几年前有天起床他突然觉得身体乏力，腿部肌肉都萎缩了，去医院检查出了糖尿病。三年前他患上了肩周炎。采访时，他翻看手机，给我和张云鹏看他两三年前的照片，那时候他还留着短发，脸颊也更充实一些，不像现在已经全然是一个躯体萎缩的老头的形象。张云鹏在江苏见到母亲徐梅时，得知她在饭店里洗碗，手被洗洁精腐蚀，留下一片片疤痕。他发现母亲也格外瘦小，看起来比她本来的年龄大很多。“他们都是因为压力，老得很快。”张云鹏语调低沉地感叹。

在晋中的几天里，张云鹏住在父亲租住的房子里（缓山 摄）

张云鹏的家人们也很关注他的打算，他们观察他是否习惯中国菜，旁敲侧击地问他是喜欢中国女孩还是外国女孩，想看看他有没有在中国定居、成家的打算。但对于不懂中文的张云鹏来说，在加拿大生活多少还是容易些。他在仓库工作时每个月能拿2000多加币的工资，基本上是加拿大的最低收入水平。2024年4月，他干活时不慎被卡车上的金属片刮到小腿，在家养伤一段时间后被老板开除了。之后一年多里，他每个月靠领取1500左右加币的社会福利生活。他说自己已经很多年没有买新衣服，日常消费也很少。

高洋说，过去的一年多里，“宝贝回家”的海外志愿者一共帮助了180个人采集血样，有28人找到了在中国的家人。志愿者从荷兰先覆盖到邻国比利时，再到更远一点的瑞典、丹麦。

但寻亲成功只是第一步，更难的其实是如何面对之后的情况。高洋观察到，大部分被领养的寻亲者生活得富足快乐，但寻找到的中国家庭大部分在农村，文化差异扑面而来。有一个女孩子说自己到乡下认亲，能感觉到父母的经济条件一般，但他们为了迎接她花了很多钱，让她感觉有些压力。

高洋认亲时，他的父亲已经离开人世。他从亲戚那里听说，父亲当年在车站附近找他找了将近三年，精神都有些失常了，后来实在找不到，他花了六个月风餐露宿地从四川步行回徐州老家，之后也一直没联系上妻子，2009年郁郁而终。高洋母亲也出现了精神问题，后来被高洋的外公卖给了别人做媳妇，之后又再婚过一次。

高洋见到母亲时，看到她的村屋条件不好，但好在所处的乡村环境静美，夜里还能看到星空，母亲和继父、孩子的关系很温馨融洽，他告诉自己不必纠结于过往，以后努力帮忙改善母亲的生活条件就好。但一想到父亲经受的种种苦难，“无助”的感觉始终萦绕在他心头。他觉得唯一能为父亲做的，就是让更多人知道父亲的故事，如果这能鼓舞到更多人，好像父亲也就没有白活。

高洋观察到，大部分寻亲的人认亲后就会回到海外继续原有的生活。确实有不少中国家长非常希望孩子回国，当这些孩子向高洋寻求意见时，高洋建议他们最好一开始就直接地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免得让中国父母感觉希望落空。

讲述自己的过往经历时，张云鹏的话很多，伴有丰富的肢体动作。他希望自己的经历也能鼓舞到其他寻亲的人（缓山 摄）

认亲之后，张云鹏也决定要回加拿大，因为在加拿大他可以领到每个月的社会福利。但是他觉得在加拿大的生活不如在国内有这么多亲戚在身边有意思，也想明年过年能回来探亲两个月，跟父母和哥哥们多相处。离开生母的前一天晚上，张云鹏和母亲坐在酒店房间的床上。无聊中一时兴起，他想要教母亲一点英文。张云鹏打开翻译软件，让母亲用中文说“苹果”，然后他缓慢地说“A——PPLE”。

“A——PPLE”，母亲也跟随着他缓慢发音，对他笑了。

那一刻，张云鹏感受到了他们彼此之间的联结。那天晚上他失眠了，躺在床上一直哭。母亲看到他的泪水流了满脸。

她打开翻译软件跟张云鹏说：“我们还会再见面的，儿子。”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徐梅、张燕、玛丽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