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技术官僚，常常用晦涩难懂的官僚语言来描绘未来愿景。本月通过的第十五个五年规划，也就是中国最新的经济发展蓝图，自然充满了“产业升级”“新质生产力”等枯燥表述。

但用通俗语言来说，这份文件描绘的画面简直像马斯克的狂想：天空中布满配送无人机和飞行出租车；聚变能和氢能发电厂为由人形机器人操作的工厂供能；势不可挡的量子计算机；以及直接连接人脑的6G移动设备。

过去类似的规划也曾展现雄心。2015年推出的“制造中国2025”提出要赶上美国，并摆脱对外国技术的依赖。中国确实在电动车、清洁能源以及在很大程度上的人工智能领域实现了追赶。但追赶是一回事，在未来技术上占据主导地位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中国能做到吗？

最新规划之所以雄心勃勃，一个原因在于习近平希望在2035年前，将中国宣布为“现代化社会主义国家”。这意味着一个“现代化”的中国人，每年创造2万至3万美元的经济价值，而目前还不到1.4万美元。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同时也是在2049年实现“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一步，未来十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需要每年增长4%到8%。在中国消费者情绪低迷、地缘政治分裂使出口前景充满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认为，只有世界领先的技术突破，以及由此带来的生产率提升，才能确保成功。

这意味着中国战略需要加速推进。

研究机构荣鼎集团的卡米耶·布勒努瓦指出，过去的经济规划通常分别为战略产业和科技创新设定目标，而现在，产业政策正扩展到更前沿的技术领域。最新五年规划要求在未来五年内，实现无人机配送、人工智能机器人、氢能甚至脑机接口等新兴领域的商业化。

此外，在接下来的五年中，中共还希望在一系列“前沿技术”上取得突破。这些领域包括有望彻底改变能源和信息技术的聚变能与量子计算，但这些技术一直难以实现突破。

布勒努瓦认为，规划中提到的“应用场景”，很可能意味着要建立供应链和产业集群，以寻找商业化应用。

这份规划的目的，是向官员和投资者发出信号，指明哪些方向值得支持。一旦某个行业被点名，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资金就会随之而来。私人资本也会跟进，因为国家参与被视为降低风险。

研究集群不仅吸引技术人才和资金，还会吸引市场人员、会计师、律师等专业人士，推动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相关城市则配备大量官员，逐渐在这些领域形成专业能力。

支持中国技术规划的人，将人工智能视为这一模式在前沿创新中的成功案例。

2017年中国提出要在2025年前进入这个领域的“全球高端价值链”时，外国专家曾嗤之以鼻。但去年1月，当由对冲基金转型而来的人工智能实验室深度求索发布一款可与美国顶级模型竞争的系统时，这些专家以及西方人工智能股票投资者都感到震惊。

鉴于中国科研人才的深厚储备，如今几乎没人再嘲笑中国要成为“全球人工智能创新中心”的目标。

在其他一些领域，早期成果同样令人鼓舞。由电动车、电池和消费级无人机等民间创新推动的“低空经济”，在2021年前后获得官方关注后迅速发展，融资和审批变得更加容易。

脑机接口在2024年被列为“未来产业”，并在2025年底推出独立的十年规划，这促使多所大学设立相关研究项目，也推动企业家创办创业公司，其中一些已经推出产品。一些城市还建立了专门产业园区，医院也发布了侵入式脑植入设备的收费标准。

不过，对中国最新技术蓝图持怀疑态度的理由也不少。包括“制造中国2025”在内的早期规划，许多目标并未实现。尽管中国在可再生能源和电动车方面已领先全球，在人工智能上也基本追平，但在习近平非常看重的先进半导体和民用飞机等关键领域仍落后多年。

如果资金流向重复建设的地区，或被地方官员投入到缺乏人才基础的产业，或者用于维持失败项目，就会造成浪费。再加上中国似乎希望在几乎所有新兴产业中都占据主导地位，这可能会让资源过于分散。

过于高调宣传这些计划本身也可能带来问题。“制造中国2025”曾引发美国政界警觉，被视为对美国技术和经济主导地位的直接挑战。美国随后通过限制关键技术（如芯片制造设备）出口来遏制中国。

这一次，中国官员不再提“制造中国2035”，但凡被纳入最新五年规划的技术，很可能仍会成为类似限制的目标。规划中提到要使用“非常规手段”实现目标，这也不会让华盛顿感到安心。

对中国规划者来说，最大的挑战恰恰来自过去成功的追赶经验。那些成功发生在技术已经成熟（如光伏、电池）且市场稳定的领域。而进入技术最前沿则充满更多未知：氢能是否具备商业可行性？有多少人愿意使用人形机器人或脑机接口？量子计算和聚变能能否走出实验室实现应用？

中国的规划似乎已经给出了肯定答案，但市场力量可能会给出不同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