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全球葡萄酒巨头、澳大利亚富邑葡萄酒集团(Treasury Wine Estates)称公司正面临一个棘手难题：在中国经销商的仓库里，积压了价值约1.5亿美元的过剩葡萄酒。

这要归咎于中国共产党对节日期间违规宴请行为的整治行动。

中国曾是全球最有利可图的葡萄酒市场之一，但如今国内经济形势严峻，再加上领导人习近平对政府官员不当行为的整顿，令这个市场一落千丈。受此影响，从法国波尔多到澳大利亚，葡萄园主们被迫拔除藤蔓，任由葡萄腐烂在田间。

去年5月，市场对于中国会重燃对外国红酒热情的希望破灭了。当时，作为持续推进的厉行节约行动的一部分，中国政府明令禁止在党政机关公务接待活动中提供酒水。据媒体报道和一名与会者透露，中国官员们生怕触犯规定，一家国有酒企在去年一次会议上甚至也没有提供酒水。

富邑葡萄酒集团去年12月表示，将削减未来对中国的发货量。欧洲酒业公司保乐力加(Pernod Ricard)和帝亚吉欧(Diageo)在中国的销售额也出现两位数下滑。

中国饮酒量的大幅下降对世界各地的酿酒商造成了毁灭性打击。随着欧洲等其他地区的消费者饮酒量减少，这些酿酒商一度开始依赖中国市场。

去年，中国的葡萄酒进口额进一步下降11%，令市场逐步复苏的希望落空。目前的进口额仅为2018年峰值水平的一半，当年中国购买了价值近30亿美元的外国葡萄酒。

全国人大会议期间，代表们正在饮茶。中国已在官方公务活动中全面禁酒。

“我们眼睁睁看着（中国）市场几乎完全枯竭了，”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酿酒和出口企业Borambola Wines的老板蒂姆·麦克马伦(Tim McMullen)说。

麦克马伦说，就在2019年，Borambola还有40%的利润来自中国，但过去一年，公司在华销售额为零。来自中国的需求锐减，导致Borambola在本土也面临葡萄酒过剩的困境。麦克马伦说，因此这个产季他只能任由30%的葡萄烂在藤上。为了削减成本，麦克马伦不得不减少雇员，这意味着他本人要承担更多重体力活，比如在100华氏度（约合38摄氏度）的高温下亲自清洗葡萄储存箱。

“那曾是一个非常好的市场，但现在一切都变了，”麦克马伦说。

从本世纪头十年的中期开始，中国成为了全球葡萄酒界意想不到的增长引擎，到2017年时，中国在全球葡萄酒进口中所占份额从不到1%升至8%。

智利、澳大利亚、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和法国的种植者们都大赚了一笔。篮球巨星姚明开始在加州纳帕谷经营瓶装葡萄酒生意。中国富豪们在波尔多收购了约100处酒庄，为了迎合中国市场，他们有时会将一些酒庄重新命名为“御兔酒庄”或“藏羚羊酒庄”，这引发了文化冲突。

“我并没那么好奇想去了解这些动物的生活，我在波尔多的童年时光里，连一只御兔或藏羚羊都没见过，”法国小说家菲利普·索莱尔(Philippe Sollers)在2019年致波尔多市长的一封公开信中如此写道，他称这些更名之举“令人震惊”。

那一年，波尔多四分之一的出口葡萄酒销往中国，中国当时是该地区最大的国际市场。一些媒体曾将中国葡萄酒消费的激增称为第二次“红色革命”。

但近来销售额直线下降。新冠疫情期间饮酒减少，重创了中国葡萄酒市场。与此同时，中国房地产价格的暴跌让许多人感觉囊中羞涩，消费进口酒等奢侈品的意愿也随之下降。富有的中国庄主们开始抛售他们在波尔多的酒庄。到2022年，一家法国集团收购了藏羚羊酒庄(Château Antilope Tibétaine)，并将其恢复为原名塞尼哈克酒庄(Château Sénilhac)。

去年，中国酒类消费低迷态势加深，当时中国反腐监督机构严查被指在公务活动中饮酒的官员。在一个广为人知的案例中，河南省某县级官员在一次午间宴会上饮酒后死亡，九名官员因此受到处分。

“曾助推了一大块进口葡萄酒市场的高档送礼、宴请、招待活动已经消失，”亚洲酒类咨询公司Nimbility的创始合伙人伊恩·福特(Ian Ford)说。

许多中国年轻人将红酒与商务应酬和官方宴请联系在一起，这削弱了其时尚感。

严峻的经济形势使部分中国民众感到手头拮据，对进口酒水等高价商品的消费意愿随之降低。

“我有时需要参加与工作相关的应酬，会喝一点红酒，”在上海从事电商工作的26岁年轻人Wang Nan说。“但我会尽量少喝，因为红酒会把嘴唇染上颜色，而且味道也不怎么样。”她说，如果她做东，就不会用红酒待客。

“葡萄酒失去了光环，”怡园酒庄(Grace Vineyards)董事长陈芳(Judy Chan)说。“现在点葡萄酒已经不那么时髦了。”由于业务下滑，这家家族式经营的酒庄去年处于亏损状态。去年12月，陈芳将她酒庄的多数股权出售给一家中国零售巨头的创始人，希望能借此扩大客户基础并提振销售。

中国进口量的骤降正将一些葡萄酒产区推向崩溃的边缘。

去年11月，南澳区域性葡萄酒协会Riverland Wine在致州政府的一封“紧急公开信”中写道，自2020年中国市场出现重大问题以来，该地区设拉子葡萄的价格已下跌超过三分之二。该协会预计今年的价格会更糟。信中说：“眼下，Riverland……正在崩溃。”

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是波尔多。去年，波尔多对华葡萄酒出口量下降28%，目前出口量不到2017年水平的四分之一，而当时中国是该地区最大的出口目的地。其他国家的购买量也在减少。

“从社会角度来看，这令人极为痛心，”波尔多知名的葡萄酒生产商艾伦·西歇尔(Allan Sichel)说。他还说，种植者们已被迫拔除葡萄藤。自2023年以来，波尔多地区已经放弃大约20%的葡萄种植面积。

2025年初，富邑葡萄酒集团和其他澳大利亚出口商一样，曾对中国市场的回归寄予厚望。

在2010年代，该公司的奔富(Penfolds)品牌已发展成为中国最具标志性的葡萄酒之一。它的中文名“奔富”意为“奔向富裕”，抓住了中国经济飞速发展时期的时代精神。但在2020年，作为更广泛地缘政治争端的一部分，中国对澳大利亚葡萄酒和其他产品征收了高额关税。奔富因此在中国市场遭受重创。

全国人大会议期间，一名服务人员拎着为与会代表添注热水的暖瓶。

2024年，中国取消了这些关税，奔富试图抢回失去的时间，向中国运送了大量红酒。起初一切顺利。但去年5月份出台的禁止在政府活动中饮酒的规定，令该公司直呼影响到“市场上的每一个人”。去年10月，富邑撤回了年度业绩展望，称奔富在华销量“远低于预期”。

富邑首席执行官费毅衡(Sam Fischer)表示，奔富完全有能力“应对短期的市场动态”。他说，公司的中国经销商最近在销售奔富方面取得了更多成功。

今年2月，该公司表示已开始削减奔富在中国的库存，未来两年内将减少约40万箱。

“蛋糕变小了，抢蛋糕的人却更多了，”葡萄酒生产商陈芳说。“这可以说是大家普遍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