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评论分析文章：美国最高法院院以6：3的结果终于对川普“对等关税”的合法性给了一个说法。对一场纠纷不断、争议不息的政策而言，这个“说法”本身就有意义：它至少提醒外界，总统不是可以随时拧开关税水龙头的人。

　　但这份裁决更像一次止血而非治病。它否定的是川普动用某一类紧急权力去征收“普遍性关税”的方式，而不是在原则上宣布总统在任何情形下都不能加税。最高法院院划出的边界也很直接：第一，普遍性征税归根到底要回到国会授权；第二，若行政机关试图用模糊条款推出影响巨大、范围极广、后果深远的关税安排，就必须拿出更明确、更可识别的国会授权作为支撑。

　　因此，围绕这份裁定有人骂也有人赞。骂的一方是川普及其支持者，赞的一方是川普的反对者，包括民主党。对后者来说，川普上台一年多，对总统权力的“任意挥洒”，既损害美国的制度形象，也损耗美国对外的软实力；最高法院出手，似乎证明美国民主依然具备自我修复的韧性——这是美国之幸，也是世界之幸。

　　然而，别急著高兴。裁决的分量不取决于法官写得多漂亮，而取决于川普接下来怎么做。只要他愿意，完全可以换一套法条包装，继续推进同一个关税目标。事实也是如此，川普立刻用另一法条的名义宣布向全球征收15%的关税，从而使得裁决对总统的制衡更多停留在法理层面，在政治意义上却被“实质性否决”。

　　它堵不住所有路

　　美国法律给川普“换个法条继续征税”的能力，在美国现行体制下很难被真正阻止。国会当然有权把授权收回来，也有权把口子堵上，甚至可以用预算卡住行政部门，但在党争激烈的当下，国会这样做要付出真金白银的政治代价：它得把责任扛回自己身上，面对选区里受益与受损的行业，面对党内基层的情绪，也面对总统对本党议员的公开施压。多数时候，国会最舒服的姿势恰恰是装作“无能为力”，让行政去做决定，让法院去裁判合法性，让市场去消化后果。于是，最高法院的裁决看似就成了一种被动制衡——它能堵住一条路，却堵不住所有路。

　　建国先贤们当初设立三权分立时，虽说不相信人性可靠，也不指望统治者道德高尚，所以才把权力拆分三股，让每一股权力都难以吞掉另一股，用麦迪逊的话说，“用野心来对抗野心”，然而，恐怕也未料到美国的政治会质变到如今这般情形。麦迪逊这句话，放在今天，只说对了一半：野心之所以能对抗野心，是因为野心还愿意接受并遵守一套共同规范，至少承认某些东西不可越界。

　　制度从来不是自动机器，它在现实中的运作需要驱动力：国会得愿意对抗总统，行政得愿意接受边界，社会得愿意把规范当底线。驱动力一旦缺位，制度未必立刻崩塌，形式和程式还在，权力仍被称为分立，可制衡的力度会明显变弱——弱到不足以阻止一个不尊重政治伦理的总统把权力用到极限。

　　川普的问题，恰恰在于他对权力的使用不是审慎，而是极大化。他不是把规则当边界，而是当武器；不是把政治伦理当约束，而是当可以嘲讽、可以践踏、甚至可以转化为动员资源的材料。你可以说这是品德问题，也可以说是政治风格，但它最终是一套治理哲学：只要做得到，就做；只要能逼对方让步，就逼；只要能扩大总统权力的事实空间，就扩大。

　　美国250年的历史当然出现过体系紧绷甚至失灵的时刻。战争时期、恐慌时期、撕裂时期，权力总会向行政集中，国会总会迟疑，司法总会滞后。但过去很多危机最终能够“回弹”，原因不在于制度天然高明，而在于政治系统在某个阶段重新恢复了克制，或利益结构迫使政党重新划清底线。回弹也从来不是免费的，常常以社会分裂、制度信任下降、治理成本上升为代价。

　　川普的执政方式在美国历史上则几乎独一无二：它是极化的产物，却又反过来加固极化。而极化的可怕之处在于，它让越来越多人不再把制度当共同财产，而当阵营工具——让阵营胜利压过制度信誉，让短期收益压过长期稳定。在这种结构里，国会对总统的制衡很容易失灵，不是因为国会无权，乃是因为它没有意愿，或者它的意愿被党派利益与选举结构绑架。川普上台一年多来，外界看到的基本就是这种景象，国会对他的制衡非常不力，从政治责任退化为程式表演。

　　舆论监督作为“第四权”在这种总统面前同样显得无力。传统社会对权力的约束，常常依赖“羞耻机制”：曝光之后，权力者会在公共评价与政治伦理压力下收敛。但川普的策略就是让羞耻失效。他不在乎媒体骂，甚至需要媒体骂，因为骂声可以被翻译成“迫害”，再被动员成支持。监督成了燃料，而不是刹车。舆论可以制造噪音，却未必能产生约束。

　　当国会不制衡、舆论难约束时，司法自然被推到台前，仿佛成了最后护栏。最高法院这次裁决确实让人看到护栏还在：它至少能说“不”，也敢说“不”，把“没有国会授权就不能征税”这条底线重新钉回公众视野。但司法的短板也因此更清楚：没有执法权。它能裁判，却不能直接执行；能宣布某项做法违法，却不能强制总统不去寻找另一条合法路径；能阻止某一项具体措施，却无法替代政治系统承担长期治理的责任。

资料照片（法新社）

　　美国民主的制度“死穴”

　　于是，一种危险回圈不可避免会出现：总统扩权——诉讼发生——法院裁判——总统绕道——再诉讼——再裁判。制度不是被一拳打倒，而是在看似在运转的回圈中被一寸一寸掏空。这就是我为什么说，不要高兴得太早。最高法院的裁决如果只换来“川普换个法条继续征税”，它的现实意义就会被大打折扣：法院虽然把权力的边界说清，但并不等于边界有效。边界要有效，须有人愿意维护，而最有力的维护机制从来不在法院，在国会。国会若在党派利益计算下不愿作用，监督与制衡就会出现系统性瘫痪：该拦的不拦，该收的不收，该纠偏的不纠偏，最后只剩法院用碎片化的判决去追赶不断变化的行政现实。

　　长远看，美国三权分立当然可能重新走向平衡，对此要有信心，因为美国历史确实展示过这种韧性。但四年足够造成严重破坏。制度护栏若在川普任期内普遍失灵，对美国民主的修复会变得更困难，因为在一个更分裂的社会，政治更习惯用极端手段解决问题。何况，谁也不能保证下一任总统不会照著川普的做法再走一遍。川普已经证明，“把权力用到极限”能带来边际政治收益，这种收益会诱惑后来者。若如此，人们会看到，这套体系能够分割权力，却不能自动生成克制；能够提供程式，却不能保证政治体面；能够在纸面上写下边界，却无法防止掌权者把所有合法空间推到最大。这就是美国民主在面对川普时暴露出的制度“死穴”。

　　所以，这次关税裁决的价值，不在于给了反川普阵营一个庆祝的理由，而在于它迫使人们直面一个更难的问题：当一个不遵守基本政治规范和政治伦理的总统出现，并且极化让国会与舆论难以有效制衡时，美国民主还能靠什么维持其基本形态？最高法院能做的终究有限。真正决定美国能否走回正道的，不是法院还能不能写出几份漂亮判决，而是政治系统能否恢复一种更基本的东西：愿意承担责任，也愿意付出代价，把制度当成共同底线，而不是阵营工具。说到底，掌权者要重新学会对权力保持克制和审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