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多数人还在为美国最高法院对白宫踩煞车欢呼时，川普即宣布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一二二条，对全球加征15%关税。 昨日还在讨论权力分立与宪政界线，今日已是另一波税率阴影笼罩市场; 这出戏与其说是法律攻防，不如说是对不确定性的熟练盘。

最高法院否定以紧急经济权力为名的全面课税，原被视为国会贸易主权的一次拨乱反正。 然而，行政部门随即换上另一套法源依据，显示真正的战略并不在于某一条法条的存废，而在于政策工具的机动替换。 IEEPA被挡，便改走一二二条; 一二二条有期限，再铺陈三○一调查。 法律仿佛不是边界，而是工具箱; 只要政治意志在，总能找到一把尚未上锁的钥匙。

第一二二条的设计，本为因应国际收支失衡的短期措施，上限百分之十五，期限150天。 立法者当年恐未曾料想，这项“紧急缓冲机制”会被搬上川普贸易战的前线。 然而150天在政治节奏里已经是充裕时间，足以重塑谈判的气氛、扰动企业决策、迫使盟友重新排队。 当市场尚未消化1750亿美元的潜在退款利好，新一波全球加税已然叠加既有钢铝与不公平贸易关税; 所谓胜诉，对企业而言不过是成本曲线上的短暂喘息。

企业畏惧的从来不是税率本身，而是规则的不可预测性。 采购部门在评估报价时，需要的是稳定的假设; 供应链在规划产能时，仰赖的是可计算的时间轴。 如今却是政策成为流动状态，企业被迫在雾中航行; 若说关税是武器，那么“不确定性”才是真正的火力。

更耐人寻味的是国会的角色。 一二二条到期后若欲延长，需经国会同意，这本应是立法权承担责任的时刻。 然在高度极化的政治氛围中，支持延长会被解读为背书高关税政策，反对则可能被贴上“放任贸易失衡”标签，于是最安全的选择是观望。 当司法权画出界线，立法权却犹豫不决，行政权自然得以在灰色地带前行。

对台湾而言，这并非遥远的美国内政; 半导体、电子零组件、高值制造等深度嵌入全球供应链，任何针对特定产业的三○一调查都可能牵动资本支出与地理布局。 短期的全球性附加税或可透过价格转嫁与汇率调整吸收，但若调查转为长期结构性措施，企业将不得不重新计算风险溢酬，如此投资决策不再只是成本比较。 于是，法院宣示原则，市场却无暇庆贺; 国会拥有钥匙，却迟迟未转动; 行政部门在法律缝隙间游走，将时间差转化为谈判筹码。

或许值得警惕的并非某项关税，而是政策不确定性合理化的时代已来临。 这次判决并非终点，只是舞台换景; 至于下一幕何时揭幕、剧本如何书写，企业与市场只能在场边等待。 掌声与叹息交织之际，需要的是长期可预测的贸易政策与政治共识，否则无论法院如何裁示，市场都将在反复震荡中为制度的不确定性付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