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评论指出，稀土的武器化，对普通国民未必有好处。产业能力的提升，在对外谈判和获取政治利益方面，对政党是有利的，而这些政治利益未必直接转化为国民利益。

时事节目“不明白播客”采访长期追踪中国经济和政治议题的媒体人李厚辰，讨论中国经济进入大分化时代。

李厚辰表示，中国经济大分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新的城市化叠加房地产的下行周期，大规模的城市化已经结束了，在这种情况之下，生活自然陷于停滞。第二个就是农民工的就业环境恶化。现在一个农民工如果在城市里送外卖，他每个月的收入比起之前的那些工作有所下降，而且问题很大。第三个就是工资快速上涨时期的结束。

中国成为全球第一汽车出口国。李厚辰认为，“中国通过补贴全球消费者，挤压本国企业利润和居民福利来换取全球市场份额。”他解释说：这个问题其实是国家能力的一种体现。这里面可以说是“三输两赢”。

第一，中国消费者、中国的国民是输的。就是为什么把这些资金投在这些产业上，而不是投入到居民收入增长和社会福利上?第二，整个行业中除了少数几家企业之外，其他企业是输的。因为其他企业匹配不了这些企业在成本和政策上的成本优势，很多外国车企其实也是输的。第三，从国家能力的角度看，中国的财政能力也是输的。财政能力本身很重要，在这方面也是输的。

那么谁是赢的?李厚辰认为有两方。第一，外国消费者是赢的。中国提供廉价产品，不管是过去帮助美国缓解通胀，还是现在向其他国家提供廉价汽车，外国消费者是受益的。第二，中国的政府或执政党是赢的。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政党利益未必等同于国家财政利益。国家财政利益需要服务于全体国民，而政党可以从中获得其他收益。比如稀土的武器化，对普通国民未必有好处，但在政党层面可能非常有好处。同样，产业能力的提升，在对外谈判和获取政治利益方面，对政党是有利的，而这些政治利益未必直接转化为国民利益。

中国政府预计将在今年3月的人大上宣布，已实现“约5%”的官方经济增长目标。

黎智英案，对香港文明根基的践踏

台湾“镜报”发表文章《黎智英案──ㄧ场中共政权对香港灵魂的政治审判》，作者逸中写道：“自由”并非抽象的概念，而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价值观。从开埠以来，这座城市吸纳了无数逃离极权、战火与压迫的人，大家在这片土地上重新开始，在英国人带来的法制基楚上，建立起一个追求法治、公义、新闻自由与个人尊严的社会。香港的成功，从来不是自然生成的，它是数代人用勇气与毅力共同营建的成果。即使在动荡的年代，甚至九七主权移交前的忧虑岁月，以至近年反修例运动中，香港人仍普遍相信，一个公平公开的制度与自由的思想空间，才是这座城的根基。因此，当一位以媒体之力捍卫言论自由、并公开表达异议的市民因政治原因被重判，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更是赤色政治意志对香港文明法治精神根基的一次践踏。

文章说，哀伤的不仅是黎智英的结局，更是整个社会公义的濒死。当公众不再敢为不义愤怒，当“做个听话的人”成为自保的智慧时，这座城市的灵魂便开始流血。自由的消逝，往往不是被暴力夺走，而是被恐惧与冷淡吞噬。历史的见证或许残酷，但它从未失忆。罗马帝国的暴政未能抹杀基督徒的信仰，铁幕也没能阻止东欧人民对自由的渴望。权力可以摧毁传媒、封杀声音、囚禁身体，却无法囚禁思想与记忆。黎智英的审判，最终会被后人记录为一个时代的见证——见证极权如何假借“安全”之名压制自由，见证一位传媒人如何以沉默成为抗议，以牢狱之灾显示忠于信念。正如他多次说过：若要为自由付出代价，他已准备好一切。然而，只要仍有人愿意说出“这是不义的”，自由之火便未熄灭。

极权主义可能让民众“上瘾”

总部位于美国华盛顿的《中国民主季刊》发表文章《极权主义及其形成机制的心理暗流——一种新定义与分析视角》，作者徐贲推荐比利时根特大学心理学教授马蒂亚斯·德斯梅特(Mattias Desmet)的著作《极权主义心理学》。文章认为，这部著作的核心价值在于其对极权主义本质的重新定义。德斯梅特认为，极权主义并非某种外在强加的政治制度，而是一种深植于人类心理结构中的内在倾向。当社会中积累了足够的“游离性焦虑”——那种缺乏明确指向、四处寻找依附对象的深层不安时，民众就会主

动寻求能够提供确定性和归属感的集体叙事。这种心理需求如此强烈，以至于人们宁愿放弃独立思考的自由，也要获得融入群体的心理慰藉。

更为深刻的是，德斯梅特揭示了极权主义的“成瘾性”(addictive nature)特征。所谓“成瘾性”，指的是极权主义带来的心理快感具有类似成瘾机制的特征，一旦个体进入“群众形成”(mass formation)状态，他们就会主动维护这种心理结构，即使在现实中遭受痛苦也不愿意放弃。这是因为心理上的确定性快感(the psychological pleasure of certainty)远比自由的重负更具吸引力，人们宁愿生活在一个简化的、确定的世界(simplified and certain worldview)中，也不愿面对复杂现实带来的焦虑和不安。

徐贲教授认为，面对人工智能时代的这一隐蔽极权威胁，德斯梅特的警示显得尤为重要。保持开放讨论空间、抵制“算法唯一正确”的技术神话、鼓励对技术权威的质疑，不仅是防范技术极权的关键，更是维护心理健康与民主秩序的必要条件。在一个技术与科学高度发达的时代，坚持人的多样性与独立性，抵制技术化、数据化对人的全面规训，成为维护自由社会的最基本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