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美联储决定降息，鲍威尔指出今年第三次降息远非一个容易的决定，一些委员赞成降息以防止就业市场进一步疲软，而其他人则认为宽松政策已经足够大，可能会加剧通胀。但川普并不满意，他表示，（降息）本来可以翻倍，至少翻一倍。实际上，自从川普重返白宫，他与鲍威尔的争端就不断。然而，鲍威尔这个“麻烦”是川普在第一任期内自己提名的，而当时极力给川普推荐鲍威尔的则是当时出身高盛公司的财长姆努钦（Steven Mnuchin）。

在川普第一任期之初，他对美联储主席有多个人选，最终提名鲍威尔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姆努钦的极力推荐。姆努钦是典型的华尔街精英人物，他从1985年进入高盛工作起便开始了长达三十馀年的金融生涯，熟悉跨国银行、监管系统与金融市场运作的各个关键环节。他在高盛积累丰富的投资银行和资本市场经验，这使得他在金融圈内拥有广泛的人脉和深厚的技术性认知。2017年，川普选择了姆努钦出任财政部长，理由是“他作为银行家的专业知识有助于创造更多就业。”而姆努钦则表示，期待川普大胆的经济改革计划，并表示担任财长的工作重心将是通过税改刺激经济。他大力支持川普的税改，表示：“我们认为削减企业税能创造巨大的经济增长，也能提高个人收入，所以另一方面，税收也能得到弥补。”

在这种“蜜月期”的氛围下，姆努钦向川普推荐了杰罗姆·鲍威尔作为美联储主席候选人。有报道称，姆努钦和鲍威尔的交情匪浅。他将鲍威尔视为一个“可以施加某种程度的影响的安全选择”。他认为选择鲍威尔不会扰乱金融市场，还能让川普在美联储打上自己的印记，他当选之后不会以破坏经济增长的节奏去加息。可以说，这一判断错得离谱！2018年，鲍威尔多次加息，让美国经济出现了衰退信号，美国股市也在当年大幅下跌。据外媒报道，川普对姆努钦很生气：“因为是姆努钦选择的鲍威尔。而且川普认为姆努钦在经济方面做得不好。”

事实上，除了姆努钦之外，川普第一任政府中还有许多具有高盛背景的高级官员。这包括加里·科恩，他曾是高盛的总裁并担任过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迪娜·鲍威尔作为国家安全副顾问，曾是高盛的高级合伙人；斯蒂芬·班农作为首席策略师，是前高盛投资银行家；安东尼·斯卡拉穆奇也曾担任高盛的高管并在白宫短暂任职。这些官员在多项重大政策议题上扮演了关键角色。由于与政府关系过密，高盛甚至被戏称为“Government Sachs”（高盛政府）。

然而，他们在经济全球化、自由贸易、金融监管等核心议题上的立场，往往与川普的“美国优先”“贸易保护主义”理念产生明显冲突。例如，在贸易政策上，许多华尔街背景官员倾向于支持市场开放和全球资本流动，而川普则倾向于加征关税和推动制造业回流。《洛杉矶时报》曾报道称，科恩领导的政府派系支持开放贸易政策，与强硬的纳瓦罗有明显分歧。此外，《华尔街日报》也称，川普在与顾问的会晤中也对财政部不支持对华加征关税表示不满。这种根本性的理念差异，使得这些官方团队在推进政策时产生摩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掣肘了川普政府的政策效率和执行力度。

这种矛盾促使川普在第二任期人事布局中做出显著调整。在最新一届政府构建过程中，高级官员中没有一个是高盛背景的，川普更加倾向于选择与自己政治理念一致、对其政策路线表现出高度忠诚的人。当然，高盛在竞选中对共和党捐款明显下降也是这种变化的原因之一。OpenSecrets的数据显示，与上一次川普胜选的2016年相比，2024年高盛对共和党的捐款金额近乎腰斩。

图为2025年12月10日，联储局主席鲍威尔（Jerome Powell）在议息会议后主持例行记者会。（Reuters）

这种人事任命的转向具有重要的政策执行意义。当团队成员整体认同总统的战略目标并愿意服从执行时，政策共识可以更快达成，政府决策周期显著缩短。无论是推动减税、强化产业政策、扩大制造业投资、调整监管框架，还是推进更加开放的加密货币政策，第二任期的川普政府几乎可以在更少阻力下推进。新一届美联储主席也极可能按照川普期望的方向执行降息路径，使财政刺激与货币宽松形成更大合力。

然而，这种用人逻辑也带来了潜在风险。内部的制衡和缓冲有助于避免过度刺激带来的系统性风险。缺乏这种内部平衡，将使政府在高强度推进产业政策、税收减免和金融放松措施时更容易忽视潜在的风险累积。

在这种结构下，一方面川普政府的政策效率可能提高，尤其是在推动制造业增长、刺激企业投资、放松金融监管以及采用更积极的货币财政政策方面可能取得更明显的短期增长成果。另一方面，金融市场将更易受到冲击。产业政策的成功可以带来经济繁荣，进而促进金融市场繁荣。但与此同时放松监管、财政刺激和货币宽松之间的配合缺乏技术性制衡，容易在金融体系内部形成脆弱性。瑞银集团的董事长科尔姆·凯莱赫就警告称，尽管监管机构努力促进经济增长，但未能有效控制风险。他警告说，缺乏有效的监管可能会导致系统性风险逐渐显现。

总体而言，从第一任期的“高盛系主导”，到第二任期的“完全排除高盛背景”，川普的用人转向反映出他对第一任期内部矛盾的深刻反思。川普本人是否具有这样的理性，另当别论，但作为一个川普团队，他们的选择有着理性背景。这一变化不仅将深刻影响美国的经济金融走向，还会对全球金融市场和贸易体系产生长远影响。

最终分析结论：

在一个竞争激烈、贴身肉搏的“英雄世代”，川普第一任期内大量启用高盛背景官员，但他们在部分核心议题上与川普的理念冲突，导致政策推进受阻。因此在第二任期，川普彻底摒弃高盛系专家，转向以忠诚和一致意识形态为主的班底，使政策执行效率更高，但由于内部制衡下降，监管放松与刺激政策叠加，金融风险也随之累积并可能在未来更易爆发。

本文原载于2025年12月21日的安邦智库每日金融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