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中共媒体香港01报道：最近，中日关系因为日本新首相高市早苗的涉台言论而坠入低谷。为了反击高市早苗将台湾作为日本右翼扩张战争权利和军事力量的棋子和借口，连日来，中国除了连续发表强硬的口头抗议之外，还在黄海进行实弹射击，发出赴日旅游、留学的安全警示，据说暂停进口日本水产品。一时之间，形势生变，中日关系急转直下。

不过应该明确指出的是，中国对高市早苗的反击依然是有限度的，中日关系仍处于可控状态，两国不会像一部分人所担心或幻想的那样真的打起来。为什么这样说？

第一，中国目前的所有反应主要是为了反击和威慑高市早苗与日本右翼的冒进言行，而不是针对中日关系本身。高市早苗打破日本政坛多年以来的默契与模糊，将假设中的台海危机与日本“存亡危机事态”相联系，以达到日本右翼冲破宪法约束、扩张战争权利和军事力量的企图，难以避免会让视台湾问题为内政、对日本侵华历史有痛苦记忆的中国的不满。

中国的反击尽管不同人关注点不同，但归根结底是为了威慑高市早苗和日本右翼，是为了迫使日本政府回归昔日的政治默契。只要高市早苗和日本右翼不公然将台湾作为扩张战争权利和军事力量的棋子和借口，只要日本社会与政坛能约束右翼的冒进言行，中日关系完全可以峰回路转。

第二，中国有实力和筹码去反击高市早苗与日本右翼，既根本不需要又不会让两国关系失控。尽管日本是不容低估的大国，日本在许多方面的经验和科技值得学习，但如今中日两国的综合实力对比相比于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时期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科技不断进步，数亿人摆脱贫困。2010年中国不仅经济总量超越日本，而且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如今的中国无论是经济总量、工业能力还是军事实力，都大幅超过日本。这意味着中国是有充分的实力来维护自身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反击的筹码相对较多。

相较而言，高市早苗是在自民党面临困境、前任首相石破茂辞职的背景下突然成为日本新首相，政治根基不稳。高市早苗目前的高支持率看似说明她的涉台言论具有民意背书，但这样的民意既未必理性、又不牢靠。民意如流水是民选政治的常态。高市早苗还处于新内阁的政治蜜月期，强硬的外交姿态往往会满足选民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情绪，但这难以持久。无论是来自自民党内部和日本政坛的反对力量的运作，还是中日关系坠入谷底对本就面临诸多挑战的日本政治经济的冲击，都有可能给冒进的高市早苗内阁带来政治压力，从而为日后的变化创造条件。

过去一些年，无论是单方面提起南海仲裁案的菲律宾，卷入萨德反导弹事件的韩国，还是率先禁止使用华为5G设备、以新冠疫情为借口发难中国的澳洲，都有与中国关系恶化但后来随着形势变化重新与中国和好的经历。2012年中日围绕钓鱼岛所爆发的外交纷争，一度让两国关系恶化，但后来随着形势变化，同样雨过天晴。与过去相比，今天中国同样有实力和筹码去推动和等待形势的积极变化。

第三，自1972年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和1978年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以来，中日在数十年的交往过程中已经形成巨大的共同利益和密切的联结。对于中国来说，无论是为了团结东亚、东南亚国家还是应对美国的围堵，都不会让中日关系失控。

第四，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最重要事情是集中精力进行现代化建设，是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这意味着中国的重心是办好自己的事情，是尽可能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构建和平稳定的环境。2022年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Nancy Pelosi）打破中美多年以来的默契，执意访问台湾，当时面对舆论场汹涌的民意，中国决策层之所以保持冷静和克制，最主要原因是为了不妨碍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

10月20日至23日在北京举行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再次提出“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重申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新华社）

不久前闭幕的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一方面认为中国处于“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国际经济贸易秩序遇到严峻挑战”，“大国博弈更加复杂激烈”，另一方面认为中国“具备主动运筹国际空间、塑造外部环境的诸多有利因素”，未来五年“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

四中全会重申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宏大目标，把科技、实体经济放在突出位置，再次展现出办好自己事情的态度。当下中国最需要的是和平发展时间，既是为了努力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抓住新一轮科技变革的机遇，又应是为了努力提升国家治理的民主、法治、公平、开放程度。

基于以上四个原因，目前中国的强烈反应主要是为了威慑高市早苗和日本右翼，是在表明态度，是为了防止出现破窗效应，但不会让两国关系失控，不会真的打起来。中国的最重要事情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外交是为国家发展大局服务。相信中国只要立足长远，务实运用政治智慧，相信中日关系迟早会有峰回路转的那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