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部非常冷门的电影，叫《那不勒斯的四天》，电影改编自意大利作家库尔齐奥·马拉巴特（Curzio Malaparte）的小说《皮》，讲述了二战后期，意大利南方城市那不勒斯被盟军解放期间的故事。

　　作家将小说的第一章命名为《瘟疫》，虽然此处的“瘟疫”更多地是影射乱世中社会的扭曲与病态，但对于刚刚经历战争折磨的那不勒斯而言，一场恐怖的公共卫生危机正在眼前发生。

　　1943 年 10 月 1 日，盟军部队以解放者身份开进意大利那不勒斯，可摆在他们面前的却是一地鸡毛的烂摊子。纳粹德军在败退前破坏了那不勒斯的供水排水系统，再加上冬天的到来，整座城市陷于斑疹伤寒大流行的灭顶之灾。

　　那不勒斯居民欢迎进城的盟军｜图片来源：iwm.org.uk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伤寒一直是个令人闻风丧胆的“杀人利器”：1812 年，拿破仑皇帝集结 57 万大军远征俄国，却因为斑疹伤寒爆发而败走莫斯科；一战前后，斑疹伤寒在欧洲更是造成了 2000 多万人的死亡。

　 　为了避免疾病的传播，艾森豪威尔将军紧急向华盛顿求援，一种对抗瘟疫的神器火速从美国本土运达——滴滴涕。1944 年 1 月，那不勒斯 130 万军民排着队接受滴滴涕喷洒，3 周之内，虱子死了，斑疹伤寒竟然绝迹了！

　　滴滴涕写下了人类历史上首次战胜大规模瘟疫的不朽篇章，而这一伟大发明充满争议的应用史也正式拉开帷幕。

　　人类的“天外救星”

　　滴滴涕的化学名称叫双对氯苯基三氯乙烷，由德国化学家奥里默·蔡德勒（Othmar Zeidler）于 1874 年无意间合成出来，起初人们并没有发现它可以杀虫子，于是便将这种化合物束之高阁，尘封了整整 65 年。

　　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将滴滴涕发扬光大的人，是瑞士化学家保罗·赫尔曼·穆勒（Paul Hermann Müler）。穆勒在得知家乡爆发虫灾，农作物被害虫吃得七零八落后，决心寻找出一种高效的化学试剂来杀灭害虫。

　　保罗·赫尔曼·穆勒｜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他对各种化学试剂进行实验，并最终在 1939 年发现了对氯苯基三氯乙烷神奇的杀虫功效——这种化合物作用于昆虫神经细胞的钠离子通道，能快速杀死虫子并且效果持久，更重要的是，它只杀虫子，对绝大多数生物几乎是无害的（注意，是“几乎”无害）。

　　穆勒随后又改进了化合物的生产工艺，于 1942 年将它正式推向市场。而为了便于市场推广，穆勒取了对氯苯基三氯乙烷英文全称“Dichloro Diphenyl Trichloroethane”的首字母，这便是日后大名鼎鼎的“DDT”（滴滴涕）。

　　图片来源：sciencehistory.org

　　很快，滴滴涕在公共卫生、农业等领域大展拳脚。

　　那不勒斯小试牛刀以后，盟军又在南太平洋战场上如法炮制，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中，滴滴涕的应用使得美军成功摆脱疟疾和热带病的灾难。接着，在地中海，在印度，在东南亚，到处都传来滴滴涕的佳音捷报。

　　一名美军士兵正在接受滴滴涕手工喷洒｜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战后，滴滴涕在公共卫生领域的应用到达了巅峰。在斯里兰卡，滴滴涕的喷洒使得当地的疟疾病例从每年约 100 万例骤减到 18 例；在意大利，滴滴涕帮助人们轻松实现了根除疟疾的 5 年计划；1955 年 5 月，联合国卫生组织更是雄心勃勃地启动了依靠滴滴涕在全世界根除疟疾的计划。

　　在农业领域，滴滴涕作为常用杀虫剂同样大显神威。人们频繁动用飞机对广阔的田野和森林进行喷洒，杀灭了 300 多种农作物害虫，使农作物大幅增收，大约 50 万人因此免于被饿死。

　　1955 年，一架飞机在美国俄勒冈州贝克县上空喷洒滴滴涕｜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这些神奇的功效，让滴滴涕一时间风头无两，它与原子能、雷达、青霉素一起被并称为二战期间的“四大发明”。1948 年，滴滴涕受到诺奖的加冕，发明者穆勒独享了当年的生理学或医学奖。

　　图片来源：诺奖官网

　　在诺奖颁奖词中，滴滴涕被激情赞颂为人类的“天外救星”。

　　“寂静的春天”

　　既然连诺贝尔奖都拿到了，人们便愈发地信任滴滴涕，开始无节制、无忌惮的挥霍和滥用。据统计，1959 年美国滴滴涕使用量达到峰值 36000 吨，平均每人消费 200 克之多......

　　随着生产和使用的剧增，科学家逐渐发现情况有些不对劲，滴滴涕的风评开始急转直下。

　　首先是滴滴涕对环境的巨大破坏，由于无差别地杀死昆虫，因此很多类似蜜蜂这种对花卉传粉有利的益虫也惨遭毒手。

　　尴尬的是，有些农业害虫反而还对滴滴涕产生了抗药性，导致药效大不如前，最终造成减产。比如秘鲁在使用滴滴涕以后，在起初的 4 年内棉花亩产量从 220 千克增加到 295 千克，之后却由于药效衰减跌至 159 千克，比使用杀虫剂之前还要少得多。

　　美国威斯康星州，两名男子向湖边的草地喷洒滴滴涕｜图片来源：wisconsinhistory.org

　　并且由于高度的疏水性，滴滴涕还会存留在生物脂肪组织中，并通过食物链富集到鱼类、鸟类体内，这些过量积攒的滴滴涕会致使鸟类繁衍能力下降，甚至直接死亡——生物链受到了严重的破坏，美国“国鸟”白头海雕就是因为滴滴涕而导致产下的蛋壳变薄，幼鸟存活率降低，一度处于灭绝的边缘。

　　生物放大示意图｜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此外，随着科学的进步，滴滴涕也被发现会对人类产生影响。它的主要代谢产物具有较高的亲脂性，容易在含脂肪的组织器官沉积造成长期毒性，还会干扰人体内分泌和生育系统并诱发癌症。

　　以上种种，让如日中天的滴滴涕面临被禁用的窘境。

　　1962 年，身患乳腺癌的美国女生物学家卡森出版了她历史性的著作《寂静的春天》，揭露滴滴涕等杀虫剂对野生动物特别鸟类的危害，吹响了禁用滴滴涕的号角。

　　1967 年美国环境保护基金会宣告成立，1970 年 12 月 2 日美国环境保护局正式挂牌，并于 1972 年 6 月 14 日签署法令，在美国禁止使用滴滴涕。此后世界不少国家紧随其后，纷纷制定废除滴滴涕的法规，我国也于 1983 年停止使用和生产 DDT。

　　图片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

　　1995 年，联合国化学安全机构确定了 12 种“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滴滴涕位列其中。到了 2004 年生效的《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滴滴涕更是遭到 170 多个国家的禁用。

　　这个曾经的人类救星，至此彻底沦为弃儿。

　　滴滴涕废立之争

　　故事到这里还远未结束。

　　2006 年 9 月，滴滴涕迎来了命运的反转，世界卫生组织一改此前对滴滴涕的否决态度，转而宣称室内喷洒滴滴涕灭蚊和驱蚊是防范疟疾的主要手段。此时距离滴滴涕被禁用，已过去整整 34 年。

　　图片来源：华盛顿邮报

　　而促使世卫组织回心转意的，依旧是是滴滴涕预防虐疾的神奇效果。

　　据统计，20 年来滴滴涕从疟疾猖獗中挽救了 5 亿生命，而禁用滴滴涕后，本已遏制的疟疾卷土重来。2015 年全球有 2.14 亿例疟疾病例，约有 43.8 万人死亡，其中 90% 发生在非洲，疟疾仍然是这些贫穷国家的主要公共卫生挑战。

　　在严峻的疟疾面前，无数疟疾专家呼吁恢复滴滴涕的使用。1999 年 3 月 29 日，包括 3 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内的 371 位著名疟疾专家、医生联名发表公开信，指出禁止滴滴涕是“西方富裕国家的诉求”，呼吁尽快恢复滴滴涕在抗疟中的使用。

　　图片来源：malaria.org

　　在这些学者的努力下，被雪藏 34 年的滴滴涕再次担起抗疟大任，仅 2008 年，就有 12 个国家恢复使用滴滴涕对抗疟疾，包括印度和一些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并且这一数字还在持续上升中。

　　从滴滴涕一波三折且充满争议的应用史不难发现，一项科学研究本没有真伪是非之分，但揉杂了时间、地缘、政治、贫富等因素后，就变得难以判定了，如何利用好科学研究趋利避害是非常考验智慧的。

　　而关于滴滴涕的废立之争还将继续，或许在未来的某天，重操旧业的滴滴涕会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被人类再次抛弃也说不定......

　　毕竟科学总是在这样反复拉扯中螺旋上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