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评论文章：最近，中共权威媒体《求是》刊登了习近平的一个“重要讲话”， 题目是《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这篇讲话，应当被看作是习近平经济政策核心理念的展示，代表中国经济宏观治理的发展方向，值得我们注意。
 
在中国政治与经济的语境中，“改革开放”几乎是一个带有神圣色彩的词汇。自 1978年以来，它被视为中国经济奇迹的起点，亦是中国社会巨变的关键。然而，随著习近平在近年来反复提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我们看到的并不是对改革开放传统的直接延续，而是一种逻辑上的转向：改革开放不再意味著“最大限度地放权与放开”，而是被重新定义为“统一与规范”下的有限开放。这一转向不仅涉及经济政策的技术层面，更折射出中共在新时代的政治考量——在危机与风险面前，中央权力需要比以往更加集中，以便掌握全局与化解挑战。
 
回望改革开放的最初阶段，其核心精神在于“对外开放”与“对内放权”的结合。一方面，中国向世界打开大门，设立经济特区、引入外资与技术，依靠国际市场推动国内产业的成长。另一方面，中央放手让地方探索，形成了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格局。谁能吸引投资、创造产值，谁就能获得更多资源与发展空间。这种分权与竞争的逻辑激发了经济活力，推动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等沿海地区率先崛起，也形成了“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现实格局。可以说，地方自主与灵活竞争是改革开放的核心机制，而这种机制本质上是中央有意“松绑”，将经济发展的动力交给市场与地方。
 
然而，在经历数十年的高速增长之后，这种分权竞争的模式逐渐显露弊端。地方保护主义、恶性招商、重复建设、环境破坏、债务膨胀等问题层出不穷。尤其是在习近平执政的第二个十年，外部环境急剧恶化，中美对抗加剧，全球供应链重组，中国经济面临出口压力与产业升级的双重挑战。在此背景下，“地方各自为政”的模式不再被视为优势，反而被看作风险的源头。习近平强调“全国统一大市场”，表面上是要解决长期存在的市场割裂问题，实质上则意味著中央要重新收回地方权力，重建“全国一盘棋”的格局。

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提出，带有鲜明的集中化特征。它强调统一市场规则、统一监管执法、统一要素配置、统一基础设施建设，甚至连政府行为本身也要“统一尺度”。这种强调在逻辑上与改革开放初期形成鲜明对比。那时，中央鼓励地方在政策与实践上“摸著石头过河”，哪怕各地出现差异与试错，也被视为推动全国改革的动力。而如今，“差异化”不再被鼓励，“统一化”反而成为政治正当性的象征。换言之，习近平主张的改革不再是“让地方各显神通”，而是“由中央制定标准，地方全面跟进”。这意味著改革开放原有的分权活力被压缩，取而代之的是中央主导下的秩序性规范。

 
这种政策转向的背后，显然有更深的政治动机。习近平执政以来，始终强调“安全”与“风险”，无论是政治安全、意识形态安全，还是经济金融安全，都被视为政权稳定的关键。地方过度放权在过去几十年曾带来经济奇迹，但同时也削弱了中央对经济运行的直接控制力。当社会矛盾积累、财政风险暴露、国际环境恶化时，中央若不能牢牢掌握资源配置与政策执行的主动权，就可能在危机来临时陷入被动。因此，全国统一大市场不仅仅是经济制度改革，更是中央在政治上预设防线的一环：通过统一规则和集中权力，确保一旦政权面临冲击，可以调动全国资源应对，而不是陷入地方各自为政的内耗。
 
讨论这些风险时，我们会发现习近平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首先是经济层面的风险。地方债务高企，若任由地方继续以激进方式竞争，可能导致系统性金融危机。其次是社会风险。地方政府在长期分权体制下形成强烈的自主性与利益格局，一旦中央需要地方严格执行紧缩或安全政策，地方可能消极应付，削弱中央政策效果。再加上中美战略竞争升级，中国需要在科技、能源、粮食、供应链等方面形成全国协调的战略能力，而地方分散的发展模式显然难以支撑这种“国家整体安全”的需求。因此，强调统一大市场，本质上是为政权的长期安全筑牢一道制度防线。
 
另一方面，习近平之所以在此时提出“全国统一大市场”，还有对内政合法性的考虑。过去几十年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建立在“经济增长—社会稳定”的逻辑之上。但随著经济进入中低速增长区间，单靠增长来换取合法性已不可持续。中央必须寻找新的叙事框架，来说明中共依然是国家发展不可替代的核心。统一大市场的概念正是这样的叙事：它宣称中国的优势不在地方自由竞争，而在中央的整体协调与战略动员；它将制度优势从“地方活力”重新定义为“全国集中”。这样一来，即使增长速度放缓，中共仍然可以通过强调“安全、统一、规范”来维系其执政的合法性。
 
当然，这样的转向并非没有代价。统一大市场确实可以减少市场割裂和恶性竞争，提升全国资源配置效率，但也可能导致地方创新动力的丧失。过去，中国的制度活力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地方试验与多样化探索，比如深圳的特区经验、浙江的民营经济模式、江苏的乡镇企业发展等。如果未来地方缺乏自主空间，而只是机械执行中央政策，创新土壤将被削弱，市场主体活力可能逐步下降。此外，统一规则在中国幅员辽阔、区域差异巨大的现实下，难免会出现“一刀切”的问题，使得政策在具体执行中失灵。更大的问题在于，若统一被过度行政化理解，统一大市场就可能沦为行政集权的另一种表述，而非真正的市场化改革。
 
从这个角度看，全国统一大市场既是改革开放的一种延续，也是对改革开放的再定义。延续在于它仍然以市场为核心制度，强调要素流通与市场规则的重要性；再定义则在于，它将改革的重点从“放权放开”转向“统一规范”，不再强调地方的自主竞争，而是中央的统一协调。这一转变的政治逻辑很清楚：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和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习近平选择用集中化来增强中央对未来的掌控力。换句话说，他并不是要全面终结改革开放，而是要将其转化为一种“安全导向型改革”，以确保政权在可能的风浪中屹立不倒。
 
未来的走向如何？如果统一大市场能够真正做到“规则统一而非行政集权”，那么它可能为中国经济创造新的公平竞争环境，消除地方壁垒，提升市场效率。
但如果统一大市场成为加强中央管制、压制地方活力的工具，那么它就可能带来与初衷相反的结果，削弱经济的创造力与韧性。习近平的选择，折射出一种风险管理型治理思路：优先确保政权安全，而不是单纯追求增长效率。问题在于，若安全逻辑无限扩张，经济效率可能被边缘化，最终损害的正是中共赖以维系合法性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