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维读者网（Creaders.net）江夏编译报道：美国《外交官》网站发表布朗大学沃森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后研究员拉森（Mathias Larsen）的文章说，中共国经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不平衡。在中共国家主导的经济体系背景下，这种失衡并非国内和国际市场环境的巧合结果。相反，它是政治决定的直接结果。

中共政府将政治安全放在首位，并实施支持这一目标的增长模式。这本质上意味着对投资和出口而不是消费的偏好。逻辑很简单：投资和出口可以比消费更直接地由国家控制。因此，在当前的政治制度下，中共国根本无法依赖消费。在这里，四个动力至关重要。

首先，增长因为与经常相互冲突的政治安全问题并存，并不总是中共国家的主要优先事项。例如，中共为了政治安全，众所周知地需要控制人口和压迫劳工，例如实行户籍制度、禁止工会和罢工、关闭资本账户、压制储蓄利率等。这意味着工资下降和国内消费受到抑制。

优先考虑政治安全还需要加强更容易被政府控制的增长来源——即通过国家资本进行的投资和通过补贴制造业的出口。在支持投资和出口的同时抑制消费，当然相辅相成。将政治安全放在首位，还扼杀了经济改革并降低了政府效率。作为毛时代讽刺口号的回归，中共政府再次偏好“红胜于专”的高层决策者，愿意为了政治忠诚而牺牲称职的经济管理，并且只会支持与控制公民相适应的增长。

其次，增长模式围绕中央政府的主导政治联盟的利益。该联盟由中央政府高级官僚、中央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和中共中央委员会成员组成。以马云（代表私营部门利益）、薄熙来（代表地方政府）和胡锦涛（代表另一个党内派系）为代表的强大的替代联盟业已垮台。这意味着，中国的经济政策专门为这个中央政治联盟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服务，特定地区或行业几乎没有能力反对。

第三，中共国的政治制度意味着政府在政策制定方面几乎不受限制，不必与选举或制度的法律限制作斗争。这使得中共能够使用在民主国家难以使用或不可能使用的宏观经济工具，例如金融压制、封闭资本账户以及使用货币政策来实现非正统目标。在民主国家，很少有选民愿意牺牲改善公共医疗保健，以换取支持汽车出口。

第四，中国政府的政治意识形态反对国家提供广泛的福利待遇。习近平本人宣称，拉丁美洲国家“高水平的福利创造了一代懒惰的人，他们不会工作，导致不可持续的财政负担和中等收入陷阱”。而在斯堪的纳维亚福利国家，“过度福利主义导致社会没有活力”。所以中共政府提供的有限福利服务，本身就阻碍了家庭消费，因为普通公民必须储蓄来支付教育、医疗、养老和其他社会开支的费用。

这四种动态加在一起意味着，中共国的政治制度实际上使消费主导型增长变得不可能，而需要依赖投资和出口。习近平更加重视政治安全导致了投资和出口的加倍投入。

这就是为什么最近中共促进消费的措施没有奏效的原因——它们本来就无法运作。短期消费券并非解决结构性问题的方法。中共可能希望恢复新冠肺炎大流行以来损失的几个百分点的消费，但不打算重组经济。而必然的逻辑是，只有在首先改革中共国政治制度的前提下，这种结构调整才能发生——但此刻这种改革不太可能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