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选择的权利

经常乘坐国内航班出差的夏洁曾对空乘有一个观察：候机时，化了妆的空姐踩着高跟鞋行色匆匆，上了飞机又穿着裙子和丝袜忙前忙后。相比之下，始终身着裤装的空少们要显得更从容。

最初，她没细想这件事，直到后来频繁地飞国外，在国际航班上见到了很多并不算年轻、妆容也没那么精致的女乘务员。有一次，她在美联航上来月经，给她送卫生巾和止痛药的女乘务员已经头发花白。这让她想到，在服务乘客或处理其他工作时，化妆、裙子和高跟鞋起不到任何实际作用。

后来再坐国内航班时，她尝试询问空姐穿着制服的体验，可能是因为身处工作场合，对方嘴上没有多说什么，但给了她一个“你懂的的眼神。夏洁想替她们发声，却发现在社交媒体上，一些有相同想法的姐妹已经行动起来了：她们会在飞机上要意见卡，写下“取消高跟鞋、给空姐提供裤装、不再强制化妆”等建议，请空乘递交航司。

夏洁决定效仿，又一次坐飞机时，她问空姐有没有意见卡，对方的第一反应是慌张，她赶忙说不是投诉。拿到卡后，她凭着自己的感受写道，“……女乘务员应有选择穿裤装和不化妆的权利，当然，更不用穿高跟鞋。在工作岗位上，专业性是高于美观性的……如果要求女乘务员着裙装、化妆、穿高跟鞋，那就同样要求男乘务员……”

空姐取回意见卡时，问夏洁“可以看吗”，得到肯定的回答后，空姐一边看，一边走回其他空姐身边，递给她们传阅。夏洁瞄到，大家看起来都有些兴奋，还有人把那张卡拿在手里一个劲地晃。过了一会儿，乘务长走过来告诉夏洁，虽然未必有用，但自己一定会把意见卡交给领导。

王佳回想起自己坐的航班，空姐的制服是旗袍风格的连衣裙，不仅短，裙摆侧面还开了叉。她看到她们帮乘客往行李架上放行李时，一抬手，裙子变得更短了，放完之后总要拿手往下拽。看了那些帖子后，王佳再坐飞机时都会问空乘要意见卡。

有很多个“夏洁”和“王佳”在做同样的事，她们写意见卡，然后发帖分享经验，形成一股风潮。她们都不知道谁是第一个动笔的人。当帖子越来越多，发声者们会互相启发，下了飞机的空姐们也开始在评论区里讲述自己的感受，意见卡的写法和内容也在不断迭代。

一开始，意见卡的关注点集中在高跟鞋、丝袜、裙子和化妆上，建议将不适用于空少的要求直接取消。但部分空姐在留言中表示，自己所在航司会配裤装，只是布料没弹性，也不透气，还要求熨烫出裤线，反而没有裙子干活方便且需要花更多时间准备。于是，发声者们调整了话术，将这一项改为“裙装/裤装自主选择权”。大家也都认同，更重要的是“给空姐自由选择的权利”。作为外行，很多人此前没有关注到发型——长时间盘着发包靠在椅背上会造成颈椎不适。在空姐的提示下，“将盘发修改为低马尾”也被写进了意见卡。

还有人提到视角问题，写意见卡要从航司利益出发，这样才更容易引起重视。比如，取消丝袜是因为材质易燃，不利于保障乘客安全；对于改善着装与发型，是为了“减少服装损耗成本”和“减少员工健康赔偿支出”；如果能率先改变，航司会成为国内的行业引领者。为了避免给空姐带来麻烦，大家会在意见卡开头先写一段表扬，表示当天的空乘为自己提供了热情周到的服务。

经历了一次次修改的内容被发声者整理成模版，便于其他想发声的女性收藏备用。高三毕业生小昕趁着暑期旅行，按照模版给两家航司写过意见卡。她6岁时第一次跟着家人一起坐飞机，被空姐光鲜亮丽的外表所吸引，从此梦想成为一名空姐，前不久还在志愿中填报了空乘专业。长大后，她逐渐意识到，自己最初的憧憬是对这份职业的认知存在刻板印象。

她想，如果能从现在开始推动改变，等到未来真的有机会从业，或许一切都不一样了。第二次写意见卡时，一位空姐主动加了她的微信。对方坦言，前段时间有点厌飞，因为意见卡缓解了很多，觉得“总有一天好日子会来的”。

他们只是拿起发蜡抓一抓头发

在国内各航司的乘务员招聘启事中，关于外貌的那条通常写着“五官端正，形象气质佳”。对空姐来说，这句话会被细化成诸多要求和规定。

于露露长了一张方圆脸，经常被夸气质好，163cm的身高刚好卡在航司要求的底线上。2023年，由于求职不顺，她在大学毕业后报名过一家空乘培训机构。机构老师是来自各航司的资深空乘以及乘务长，会以航司标准进行教学，核心目的在于帮学员通过面试。除了航空理论知识、实操训练和英语，培训重点还包括形象塑造和服务技巧方面的内容，比如化妆、盘发、礼仪等。

老师告诉她们，各航司的妆容规范不同，但不论哪种，都要用三种颜色的眼影进行晕染。同时，口红、腮红要和眼妆色系相匹配。比如，淡粉色眼影配珊瑚色口红，大地色眼影配红棕色口红。另一个重点是睫毛，为了保持长时间卷翘，要把睫毛夹反着夹，数到20秒再松开，然后立刻涂睫毛膏，同样步骤反复三次才能达到理想效果。

提起当时的培训，于露露觉得最痛苦的是学习盘发。航司对头发的基本要求是不能有碎发，在此基础上，有些航司会追求高颅顶、发包圆润的效果。盘发时，每步都有小技巧，比如，边梳头发边喷发胶，扎紧马尾后，再少量多次地推高后脑勺的头发……全程要用到多种工具：尖头梳、皮筋、发网、U形夹、一字夹。

刚开始，她每次盘发都要折腾半小时，慢慢能控制在10-15分钟。课后，老师还给她们布置过一个作业：回去盘10遍头发并拍视频记录下来。

培训期间，每个人可以按照目标航司的要求，有针对性地进行练习。于露露和同学们每天6点起床，护肤、化妆、盘发，换好衣服——为了最大限度接近空姐的状态被要求穿裙子、丝袜和高跟鞋，再带着化妆包去上课，以便随时整改。到了教室，第一件事就是接受仪容仪表的检查，“看妆化得对不对、鞋子擦没擦干净、脖子后面的衣领上有没有粉底等。”

很难想象还有哪份随时会有危险的职业需要花这么多时间在外表上。姜晓兰是一位从业19年的离职空姐，在她的印象中，航司对空姐的形象管理越来越严格和细致。有前同事告诉她，在如今的化妆课上，新人空姐被要求每人拥有“化妆刷五把、不同色号的口红三支等，加在一起得有二十几样”。有些新人可能会买平替，但用起来效果不行，如果买的对，“一套下来得两千多”。

正式工作后，空姐要在上班前预留足够的时间做妆发，每个人手速不同，快则20分钟，慢则1小时。空姐贺梅告诉我，登机前，空乘要签到、开航前会，再算上通勤，以7点的航班为例，她3点50就要起床，会在前一晚9点左右躺下酝酿睡意，有时能酝酿到12点。困意之下，时间尤其珍贵，如果不做妆发，她起码能多睡40分钟，也因此总是羡慕空少，“要是头发够短，都不需要用发胶抓，直接刷刷牙、洗洗脸就可以出门上班了。”

起飞前，空乘要接受仪容仪表的检查。贺梅所在公司由乘务长负责，她每次最担心的就是头发。要是当天的乘务长比较严格，发胶就得“往死里喷”，“尽量一根毛都不让它掉下来”。否则就要面对乘务长的责问：“你这个职业形象怎么回事？赶紧用发胶补一下”，大部分情况下，乘务长会给她们一两次整改的机会同时强调，“如果再看到你头发掉下来，就扣分。”扣分意味着扣钱，各航司的标准不同，贺梅所在公司的形象问题对应10到15分，1分20元。除此之外，有些航司还会把空姐叫去办公室和经理谈话，“这样一来就不仅是钱的问题，下班时间也要推迟。”

因为频繁使用发胶，她和很多同事都开始掉发和脱发，早早用上了生发产品，也有人在考虑去植发。

妆容方面，既要达到标准，也要注意在飞行过程中及时补妆，不然等在前方的同样是扣分扣钱。业务还不那么熟练时，贺梅一忙起来，吃饭只剩下5-10分钟，只来得及补个口红，后来熟练了，还能花30秒用粉扑迅速按两下。空姐每次上班的带妆时长都在十几个小时，有些干性皮肤的空姐会带一瓶喷雾，能及时补水。

为了减轻行李负担，贺梅刚开始只带口红和粉饼上班，但后来吃到了教训。有一次，受天气影响，她的航班无法按原计划当天返回，需要在目的地过夜，那天只有一个空姐带着整套化妆品，是贺梅不太熟悉的前辈。她想着其他人应该都去借过了，不好意思再去打扰，干脆没卸妆直接睡觉，第二天带着前一天的妆又飞回去。

当然，以上这些烦恼——按照规定化妆、盘发，买大量化妆品，为了妆发提前起床……这些都是空少无需承受，也无从体会的。贺梅记得，培训时，他们也要一起上化妆课，但大部分时间只是坐着看。直到最后展示环节，老师检查空姐盘发和妆容的学习成果时，他们会拿起发蜡抓一抓头发。

一趟飞行消耗3双丝袜

如果说妆容对身体的伤害没有那么大，那么高跟鞋则是真正可能产生危险的着装要求。

航司通常会发高跟鞋和平底鞋两种鞋，大部分公司规定，空姐只需在进退场时穿高跟鞋，前后加起来在1小时左右，只占整体工作时长的极少部分，但这也意味着，她们要在上班时穿一双鞋，带一双鞋，还会面临一个安全隐患。几位空姐都向我提到，穿着高跟鞋上下机组车和飞机时很容易摔跤，部分舷梯和廊桥走起来并不稳，地面布满了一格格的网眼，大小足够鞋跟卡进去，拎着箱子、背着包的她们，必须走得非常小心。

从业7年的空姐孟莉卡过一次，摔了一跤，事后她在公司系统里提过建议，但没有收到明确反馈。姜晓兰的同事曾因此摔到骨折，被公司当成小概率事件。

登机后，空姐还在换鞋，空少已经开始检查设备了，遇到时间比较紧张的情况，比如上一趟航班延误，乘务长担心完不成工作，会让空姐先穿着高跟鞋干活。

而很多航司所谓的平底鞋其实是低跟鞋，也有两三厘米的跟高，透气度和舒适度也有限，长期在工作中穿着后，脚底会磨出厚厚的茧。空乘每年都有一定的积分额度，可以用来兑换制服、鞋子等衣物。空姐马妍和我分享，兑换新鞋时，有经验的空姐都会选大一码的，“走路的时候往后撑一点，也不会掉，要么加个鞋垫，因为工作到后半程，脚会很胀，在鞋里挤得难受。”平时只要有机会坐下，她就忍不住把脚后跟从鞋子里退出来。

结束飞行回到家，为了缓解脚趾疼痛，贺梅常用加了冰块的冷水泡脚，等到没那么疼了再换热水。冬天也一样，否则第二天会觉得走路都吃力。即便如此，她的几个脚趾表面还是长了厚茧，她觉得自己的脚“已经有点看不了了”。

贺梅认为这种疼痛和丝袜的长时间束缚有关，但丝袜带来的苦恼远不止于此。公司发的丝袜质量参差不齐，有些能扒得牢，有些经常掉裆，如果是后者，每隔半小时到一小时就要去厕所提一次，忙到来不及去，就只能任由它那么掉着，时间一长，丝袜会把大腿根内侧磨得生疼。

由于材质脆弱轻薄，丝袜消耗得极快，一不小心就会被刮破、抽丝，座椅上的魔术贴、手上的倒刺，都刮破过贺梅的丝袜。比较严格的乘务长看见会扣分，所以要及时去厕所换新丝袜。

截至目前，她的个人纪录是，一趟飞行消耗了三双丝袜。每次上班，她都会在行李箱里多放两双备着。而每年用积分可兑换的丝袜数量是七十双左右，远不够穿一次扔一次。

到了冬天，仍要求空姐穿裙子的航司，会把丝袜换成黑色连裤袜，但裤袜的厚度远不足以御寒。如何形容那种厚度？几位空姐都给出了同一个答案：如果是腿上肉多一点的女生，裤袜会隐隐透出肉色。再加上平底鞋是单鞋，同样不御寒。

马妍是90年的，年轻时能扛一扛，最近几年变得非常怕冷，每到冬天，她会偷偷在航司发的连裤袜里面多穿一层，为此，她买过不同种类的裤袜回来试——比如脚部薄、脚踝以上厚的，或是像秋裤一样只到脚踝的。

最终，她找到一种长长的袜套，从脚踝覆盖到大腿根部。唯一缺点是外面套上公司发的连裤袜后，袜套会在脚踝处透出一道印子，仔细看还是能看出来。除了多穿一层袜套，她还会使用热水袋。作为乘务长，她的座位靠近登机口，飞到温度很低的地方时，“虽然不可能漏风，但感觉就像是漏风。”在社交平台上刷到大家写的意见卡，她想，要是像空少一样冬天能穿裤子“那简直太美了”，“要在里面穿毛裤。”

相比高跟鞋、丝袜，裙裤装的选择在空姐群体中存在分歧。各航司的制服样式不同，有连衣裙和半裙之分，宽松度和长度也有区别。从几位空姐的讲述来看，判断裙子是否舒适和方便的一项重要标准，是蹲下时的状态，比如用不用担心走光。

贺梅近期飞过的一次航班遇到了比较严重的颠簸，当时她正在给乘客发餐，只能在狭长的过道中间蹲下，要同时兼顾好几件事：蹲下后裙子会往上缩，她得夹紧双腿侧着身；为了不让餐车撞到过道两侧的乘客，她还要抓住餐车；而相比真正的平底鞋，低跟鞋在颠簸中很难保持平衡。在这个过程中，她也不敢做出太夸张的面部表情，怕乘客感到不安。

既然遇到危险时要脱掉，为什么一开始要穿？

结业后，于露露拿到了一张高级礼仪培训师资格证，但放弃了做空姐的念头，因为“太折磨人了。”也有老师在课上建议英语好的同学尝试去外航，“有的公司甚至能穿运动服。”

在国外航司，这也是革新的结果。20世纪20年代，飞机用于客运早期，很多人对其安全性不放心，敢于选择飞机的少数乘客也经常因颠簸而晕机、恐慌……为了让他们了解保障安全的方法、保持情绪稳定，航司设置了乘务员的岗位，考虑到其繁重和危险，最初只招募男性。

1930年，一位名叫艾伦·丘奇的护士改变了这一切。她从小被飞行吸引，利用业余时间考取了驾驶证，却在应聘波音公司飞行员时遭到了拒绝，但她没有直接放弃，而是建议航司雇佣护士作为乘务员，她认为前者照顾病人的经验可以用在乘客身上。波音公司给了她三个月试用期，又由她招聘了另外7名护士组成首批空姐。考虑到飞机载重和结构，这些空姐被要求体重低于52千克、身高不超过163cm。而在实际工作中，除了服务乘客，她们也会帮乘客放置行李、为飞机加油、协助驾驶员将飞机停入飞机库等，其制服样式参考了军装和护士服。

这次尝试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其他航司纷纷效仿。而着重强调空姐外貌，甚至为其贴上“性感花瓶”的标签，是在二战后的60年代。当时，为了吸引主流乘客——男性商务人士，航司利用空姐形象进行营销，让她们穿上了高跟鞋、迷你裙和热裤。70年代中后期，廉价航司进入市场，机票价格下降让飞机成为更常见的出行选择，女性乘客、家庭乘客的比例随之上升。与此同时，此前饱受性感营销之苦，甚至动辄遭遇性骚扰的空姐也发出了反对声，加之女性主义的浪潮，制服逐渐回归过去所强调的优雅与庄重。而当下，越来越多人意识到，优雅与庄重也是不必要的。

过去几年，英国、日本、韩国、冰岛等国家的部分航司尝试将空乘制服“去性别化”。其中，比较标志性的是乌克兰航空公司于2021年为空姐设计的新制服，衬衫、铅笔裙、高跟鞋分别被T恤、裤子和运动鞋取代，发型改为麻花辫。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其市场部主管在采访中表示，“尽管空姐形象被高度浪漫化，但她们的工作对体能要求很高。”去年，为了打造“现代、包容和友好的工作环境”，北欧航空允许员工在工作时露出纹身并穿着运动鞋。

乌克兰航空公司SkyUpAirlines空乘制服

但国内航司的脚步还未跟上，在机构培训时，老师反复对于露露和她的同学们强调，空乘是形象岗位。这会直接体现在面试中，于露露后来得知，为了提高通过率，有些机构的学员还会花钱请跟妆，“就是化妆师，从北京飞到上海陪她们去面试，有点像结婚。”

其他几位空姐在谈及面试的话题时，都提到了一个词：眼缘。孟莉记得，自己初试时是五六个人一组，被要求排着队在面试的房间里走一圈，对着考官们微笑一下，甚至不用开口说话。入行十四年，马妍先后在三家航空公司任职，也作为乘务长参与过招聘。她总结道，“抛开一些走关系的特殊情况，主要就是选漂亮的。”

行业内流传着一套各家航空公司的偏好总结，有的喜欢端庄大气的方圆脸，有的喜欢甜美精致的瓜子脸，有的则在长相基础上更青睐个子高的面试者。社交平台上，部分帖子直接用好嫁风、成熟风、贤妻良母型、精致ins风对此进行分类。几乎没有帖子针对空少的形象罗列出条条框框，马妍和贺梅思考后给出的答案分别是“帅就行”、“看起来正直一点，大大方方的”。

入职培训时，贺梅先上的是安全课，学习防冲击的姿势时，老师让空乘把两脚张开站立，这样才能在飞机上保持平衡。到了服务课，换了一个老师，直接在教学时说道，“收起安全课的那一套，把腿都并起来。”这让贺梅忍不住想问，“该听谁的呢？”

培训结束时，会进行一次情景演练式的考核。比如，空乘们正在发餐、发水，行李架突然着火，几个乘务员分工配合处理，最后由机长下令紧急撤离。其中，撤离的最后一步是摘除身上的尖锐物品、脱掉丝袜和高跟鞋。但在考核时，空乘都穿着连体的作训服，在最后一步中只是一边假装做动作，一边在口头表示，把动作念出来。作训服也让贺梅意识到，航司并非不知道怎样的着装是安全的。

她记得有人问过老师，“既然撤离要脱掉，何必要穿丝袜和高跟鞋？”得到的回答是，乘客们花钱坐飞机，不仅选择了一种交通方式，也是选择了更好的服务，好吃的飞机餐、舒适的座椅和赏心悦目的空姐，都是他们应得的。

当“赏心悦目成为一种需求”，什么样的空姐是好空姐？在马妍眼中，是每一次工作都能投入热情，具有共情和积极解决问题的能力，还要有服务精神，懂得察言观色。参考所在公司，贺梅认为关键在于“听话”，“不要有太多自主意识，让干啥干啥，还有就是能和团队打好配合”。

一些更重要的事情被忽略了。或许，在那些性命攸关的关键时刻，能够让空姐发挥作用的远不是美好形象和服务意识，而是如何运用专业能力沉着冷静地应对。去年12月，阿塞拜疆航空公司的一架客机坠毁，造成38名乘客和机组人员死亡，29人生还。后来，阿塞拜疆外交部在X上发布了一段视频，乘务长霍库马·阿利耶娃在事发时一直让大家系好安全带，并反复强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有幸存者表示，空乘发出的清晰指令极大地缓解了他们的压力。在2001年的9·11事件中，是45岁的空姐邓月薇向地面控制中心拨通紧急电话，在一片恐慌中，她用完整而冷静的表述汇报了劫机情况。

除了空姐，“赏心悦目”同样束缚着很多其他岗位上的女性。在为空姐写意见卡的帖子下，能看到高铁乘务员、机场地勤、景区讲解员的“求助声”，一位讲解员提到，景区要求女性员工每天化妆，夏天在室外边走边讲，常常因为流汗太多导致妆花掉，还要被领导批评。

苏昂曾是机场贵宾厅的一名外包服务员，她告诉我，服务员和保洁也会被要求化妆，不是擦个隔离、涂个口红就够了，要画“符合一定标准”的全妆，“太浓或太淡都不行”。每次上岗开会，班组人员到齐后第一件事，就是检查仪容仪表，“女生查妆容，男生查衣服袖口脏不脏，有没有染头发。”服务员的班次分为白班和夜班，夜班从晚上七点半到早上九点半，同样要化妆。苏昂的同事大多是从技校来实习的在校生，年纪轻轻，脸上少有瑕疵，但她发现，上了一段时间班后，百分之三四十的人出现了皮肤问题，有人过敏，有人长痤疮，也包括她自己。在机场工作了近一年后，苏昂选择离职，而如今回忆起来，她仍想不通，出于卫生原因，服务员工作时需要戴口罩，“涂口红的意义是什么呢？”

每次飞完航班到家，都要大哭一场

写意见卡为空姐发声的乘客们得到的也不全是支持，与我对话的几位发声者都收到过大量反对的留言和私信，甚至是人身攻击。

王佳发现，持反对意见最多的是男性，主要观点集中在：见不得空姐比自己漂亮、无人在意经济舱乘客的想法、自我感动……后来，她在朋友提醒下删掉了一些负面评论，“防止算法把帖子推给更多类似的人，也怕其他想写意见卡的姐妹看到后受到打击。”

相比于这些，她们更没预料到的是，部分反对声是来自空姐的。

最直接的原因是裙子更好看，孟莉是其中之一。她所在公司冬天可以穿裤子，每到开始穿裤装时，她会对同事们抱怨，她也不认为化妆是负担，她喜欢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去上班，去面对每趟航班上的陌生乘客。

今年，她收到过意见卡，当时天气还没转暖，空姐都穿着裤子，一个女生发现这点后问她要了一张卡片，写下了表扬，“她表扬公司给空姐配了裤装，大大提升了工作效率，觉得这样很好。”孟莉非常热情地感谢了她，但她心里的第一反应是“你写这个干嘛？我交给公司，也没人会给我加分。”拿回去后，她给同事们看了一眼，大家都没什么反应，那张意见卡被丢掉了。

这正是很多人担心的事，意见卡会被递交吗？由于各航司制度不同，面对这个问题，空姐给出的答案并不一致：有人觉得收到了就该交，也有人不想为此跑一趟并耽误下班。

后者反映出一种空姐中很常见的心态：没有意义。马妍没有收到过意见卡，看着越来越多人参与发声，她心里感动，觉得空姐群体被关注了，但又对改变不抱希望，“就算把卡交上去，也没什么意义，规则的制定者又不是意见的受益者。”很多规则虽然痛苦，但用马妍的话来说，“都可以克服”。更重要的是，意见卡所反馈的形象问题，并不是很多空姐心里最亟需解决的。还有一些更深层次的职业困境，是她们更希望被看见的。

如果让马妍写意见卡，她最想反映的是“缩短执勤期时间”。目前，空乘单次执勤期不得超过14小时（即从签到至签出的工作时长），如果航班上的执勤人数增加一人，则延长至16小时。民航局规定，每上4天班，空乘必须休息48小时，航司排班时，总是按照这个底线卡得严丝合缝，这导致空乘只能休息不到48小时——为航班做准备以及通勤会占用休息时间，有时候还会被安排去其他城市起飞，去程又占用了更多的休息时间。

航班时间不固定导致作息不规律。空姐普遍害怕上早班，如果被排到，睡觉前会反复检查有没有定闹铃，睡下了也总是惊醒，“睡了和没睡一样”。做空姐后，贺梅已经不敢看以闹钟响作为开头的vlog了，点开就会应激。

几个月前的一次大规模会议上，贺梅所在航司的高层提到民航和高铁的行业竞争时说，“现在高铁的便捷对民航业打击很大，差异化的重点就在于服务，要让乘客觉得自己的飞机票钱花得值。”她坐在下面听着，心想，“乘客还希望座椅之间的距离更大、餐食更好吃呢，但这得花很大一笔钱才能实现，让空乘嘴更甜一点，打扮得更漂亮一点，却无需他们付出任何成本。”

除了竞争压力，疫情的影响也未散去。财报显示，2024年，尽管已大幅减亏，三大航司南航、国航、东航的亏损分别为16.96亿元、2.73亿元、42.26亿元。为此，降本增效成为常态。

一位资深机长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提到，航司成本主要来自人员、燃油和飞机，不少航司都不再返聘退休员工、减少新招飞数量——这本质上是为了解决行业内普遍存在的学员积压问题，一些航司的处理方案包括：直接撕毁协议、延缓新员工上岗时间、将公费学员改为自费……

节流策略总是直接作用在一线工作人员身上。一个简单的例子是，以前的制服和鞋子是每年定量发，现在则用积分兑换。此外，航班开始减员减配，一位空姐告诉我，这意味着原本5个人的工作只安排4个人做，提供给乘客的餐食、用具也减少了20%。其工作场景常常是这样的：不同的人同时向她索要不同的东西，这个座位要耳机，那个座位要毛毯，减配后，乘客的需求并不都能得到满足，只能靠一张嘴不停地向乘客解释致歉。

在这个过程中，除了体力劳动，空乘要付出的情感劳动也在增加。但为了不被投诉，不能把情绪压力流露出来。因为乘客评价也在空姐绩效考核中，“好评不见得会怎样，但凡有个低分，领导就开始不停的找你，让你回忆这个航班做了什么让乘客不满的事情。”孟莉说道。

有时候压力也来自不被尊重的感受，这是贺梅现阶段的苦恼之一。在最忙的上客期，机舱里人头攒动，难免互相踩脚。贺梅经常被踩，很多次，她看到乘客回头时脸上的表情原本是有歉意的，一句“对不起”就在嘴边，发现自己踩的是空乘，突然就闭嘴了，她只能给出习惯性的微笑和道歉。

尽管是一份高压工作，但空乘并非外界想象中的高薪。孟莉生活在浙江，经常被乘客问“是不是年薪80万”，实际情况是，入职之初，月薪七千多（含过夜费等全部收入），在她成为两舱乘务员后涨至一万出头。姜晓兰于2004年入职航空公司，刚转正时月薪五六千，两年后涨到一万左右。曾有前辈告诉她，空乘的工资十年不涨，此时回过头来看，她感叹道，“岂止十年，是二十年没涨。”

空乘的工资由基本工资、飞行小时费、过夜费和各类补贴构成，各航司的情况不同，但起步阶段大约在几千元，有资格飞国际航班，能拿到更高的过夜费后，工资会相应上升。此外，晋升也会带来涨薪。一般来说，从普通乘务员、两舱乘务员、乘务长、到主任乘务长，空乘需要逐级考核，但晋升节奏不固定。马妍表示，关键在于公司每年引进的飞机规模，“如果公司没有需求，积压的人比较多，节奏需要放缓，考核难度也会增加。”

当下就处于供大于求的阶段，据民航局统计，2016-2018年，民航全行业运输飞机期末在册架数从2950架增至3639架，每年增长超300架，但2019年之后，增幅明显放缓，截至2024年底，在册架数4394架，每年增长不足200架。

空乘法定退休年龄是50岁，但由于长期工作在高压下、职业发展受限，很多人坚持不到退休。对于比较资深的空姐来说，在入行前后，可能还经历过从抱有幻想到滤镜被打碎的转变，但如今有了网络讨论，年轻一代的空姐更早了解到真相，职业理想几乎是一种空谈。于露露问过很多同学，“你们为什么想做空姐”，得出了一个结论，“那是大家以当时的能力，能做到的最好的岗位。”她记得一个很漂亮的女同学，曾考虑过去横店当群演，但混出头很难，如果先去学表演，又要投入很多钱。

从去年开始，每次出了航班到家以及飞下一个航班前，贺梅都会大哭一场，有时候也放声尖叫，几分钟后恢复平静，才感觉明天又能接着上班了。像这样承受着心理压力的空乘并不少，她们会在社交平台上发布关于“厌飞”的帖子。贺梅告诉我，培训中也上过两节心理课，老师会给他们做心理建设、传授一些缓解压力的方法。事实上，工作后有问题也可以向航司求助，但极少有人这么做，大家的担心是一致的，“压力大到需要求助，公司会觉得你不适合工作，让你停飞。”

最近，她频繁刷到乘客写意见卡的帖子，觉得渺茫的希望也是希望。然而，发声并非毫无意义。今年7月，山东航空推出了新制服，并宣布空姐可以自选裤装和裙装，用平底鞋代替高跟鞋；春秋航空发布通知，空姐可以在执勤期全程穿平底鞋。在此之前，湖南航空于去年取消了高跟鞋执勤的政策，吉祥航空允许空姐在高跟鞋和平底鞋中自由选择。

在发声者们看来，改变是一步一步实现的，就像她们都在对话中提到的另外一件事：今年，一些女性在社交平台公开发声，为保洁阿姨争取休息间。这次，夏洁很清楚，自己是为了什么而发声。透过空姐的处境，她能看到部分职业女性的集体困境：相比专业能力，总在外形上被提出过多要求，或者说，常常被“以貌取人”。王佳有过类似经历，她在化工行业的某家企业做高管，但由于身为女性且长相显年轻，经常在工作场合被轻视。前段时间，她和男同事出差，合作方的领导见到他们，寒暄时提出晚上一起吃饭，但他在对话中直接略过她，直到她被介绍是亚太层级高管，那位领导才立刻过来和她握了握手。

夏洁告诉我，她以后还是会发声，不仅为空姐，就算力量单薄，也会尝试改变那些只适用于女性的不合理规则。她说，自己其实不喜欢开车，但总听到有人说女司机不行，就有一种责任感，“我必须要把车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