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0亿的错题：NIH与美国人的短命现实

　　2024年，美国人的平均寿命终于回到疫情前的77.5岁，看似是个恢复性胜利，却难言值得庆贺。

　　过去二十年间，NIH投入超过7000亿美元，用于资助论文、孵化诺奖项目和开发“革命性疗法”。但现实是：超过1.29亿美国人患有慢性病，90%的医疗开支花在这些疾病上。肥胖、糖尿病、心脏病——这些应被精准医学遏制的疾病，反而愈加普遍。

　　“我们一直在错误的问题上做正确的研究。”一位NIH资深研究员在《自然》上如此形容这个庞大系统。它曾代表全球生物医学的前沿，如今却深陷“高投入、低产出”的制度泥潭。NIH原本的使命是保障美国人民的健康，延长他们的寿命，但这一目标，却成为它自己最难回答的问题。

　　直到Jay Bhattacharya出现。

　　这位从未在政府任职、曾被主流舆论视为“边缘流行病学家”的斯坦福教授，这位曾因疫情期间公开反对全民封锁而被打入冷宫的异议者，如今竟被请上NIH的主位。对Jay来说，这不仅是一次任命，更像是一场制度对自身的反问。

　　“今天的美国孩子可能活不过他们的父母。”他说，“这不是失败，这是耻辱。”

　　在这一瞬间，科研体制的荒谬不再是抽象逻辑，而是刺痛人心的公共悲剧。

　　边缘人的崛起：经济学家的医学叛逆

　　Jayanta Bhattacharya——连他自己都绕不过来的名字——是斯坦福的“非典型教授”：不进董事会，不打品牌，不管人脉。他的办公室里没有奖章，只有堆满的文献和那件褪色的校服。

　　如今，他成为NIH第18任院长，执掌27个研究所、2万员工和480亿美元预算。他的上任既非政治回报，也不是命运馈赠，而是一场制度震荡中，一个少数派科学家的意外落点。

　　这份“非典型”从他孩提时代就已埋下伏笔。

　　Jay出生于1968年印度加尔各答，母亲来自贫民窟，父亲靠签证抽签赴美，在麦当劳打工，搬家后住进了剑桥的公租房。他靠奖学金读完斯坦福，靠的是拼搏、极度自律和坚信教育是“穷人唯一的自由”。

　　在他17岁进入斯坦福大学那年，美国正经历里根经济改革的顶峰，而校园内“自由市场”是学术显学。Jay原本想学化学当医生，但在听了经济学教授Alan Garber的一堂讲座后，他改了主意。

　　“经济学不仅是关于钱，而是关于生命的价值。”他在本科论文中写道，“如果医疗资源有限，那我们必须用统计和道德来同时衡量一个人的治疗机会。”

　　这个选择，成了他一生的关键词：用经济模型重建医学——把健康、寿命与制度纳入数学公式。

　　他在斯坦福完成了经济学学士与硕士，之后又取得医学博士（MD）和经济学博士（PhD）双学位，这在美国学术界是极少数的“双主线型博士”。他的论文题为《医学专业化的终身回报率》，融合了医疗行为、经济激励与社会公平。导师Thomas MaCurdy评价他：“拥有‘混种大脑’——一半临床、一半模型，是一个跨医学与经济、横跨政策与流行病模型的“学术混血体”（hybrid thinker）。这份跨界让他一度边缘，也一度成为唯一看得见盲区的人。早在疫情之前，他就已多次在论文中指出：NIH资助体系日益风险厌恶，学术圈激励机制扭曲。但那些批评，如同沉入深海的气泡，几乎无人回应。

　　疫情期间，他与另外两人共同发表了《大巴灵顿宣言》，主张精准保护、反对全民封锁。他还与小肯尼迪一起公开反对mRNA疫苗对婴幼儿强制接种政策，但他强调自己不是反疫苗。

　　“我自己打了疫苗，小罗伯特·肯尼迪也打了疫苗，我也建议老人去打，”Jay说，“但我反对给6个月大的婴儿打针，没有一项随机对照试验，凭什么让他们冒风险？”

　　这样的言论，让他成了一个“谁都不讨好”的异议者：对体制派而言太叛逆，对反体制者而言又不够激进。可Jay并不在乎标签。这是一种近乎孤独的科学谨慎主义。你不会在他口中听到流行语，也没有“真相唯一”的口号。在动荡的公共舆论中，这个身份逐渐被异化为“保守派的科学代言人”。

　　直到2024年11月，川普胜出连任预选，并在媒体与政坛一片哗然中，提名Jay为NIH新任院长。参议院的确认听证会上，他的发言不同于以往被提名人的陈词滥调：“科学不是教条，异议是科学的本质。我们失败了，必须承认。”

　　他没有许诺新项目，也没有开各种空头支票。他谈的是：慢病危机、数据透明、验证制度、科研信任——这些长期被NIH刻意回避的“难题”。

　　一位共和党参议员说：“他不是最完美的人，但是唯一一个敢说皇帝没穿衣服的人。”

　　那一刻，Jay不再是边缘人，而是这个体系极度需要、却从未真正欢迎过的“系统性批判者”。

　　“我是基督徒，不是为了享乐而来。”他说，“这不是我多聪明，而是我被召唤去做这件事。”

　　穿破裤子的掌门人：一次非典型性上任

　　如果你在构思一个完美的公共卫生领导者形象，或许会参考Fauci的西装、Collins的媒体技巧，甚至Walensky的危机沟通。但你绝不会想到Jay Bhattacharya。

　　在启程华盛顿前，他衣柜里只有两套西装，其中一套还是高中辩论队时母亲买的。直到上任前五天，他才在老友Peter Robinson陪同下，匆忙添置了一套“体面装备”。Peter见他穿着膝盖破洞的卡其裤进店，问：“你什么时候摔的？”Jay淡淡答道：“两年前。”

　　这不是刻意营造“亲民”，而是他身份的自然延伸——学术出身、远离政治、不懂媒体、不玩人设。他的第一条Op-ed，还是朋友Peter教他发的。

　　某种意义上，他几乎是美国行政体系中最“反政治”的存在：没有仕途欲望，不懂表态节奏。他反应慢半拍，却更诚实；不会制造“公众形象”，却反而赢得了公众信任。

　　“他有点呆，但你会放心把家人交给他。”一位斯坦福学生这样评价。

　　他是典型“书呆子型”：生活简朴，不追奖项，不讲故事。每天骑车上下班，不只是极简，更是一种信念：科学必须贴近现实——不是模拟社会，而是实证人群。

　　这种务实，在他的慢性病改革议程中格外鲜明。他不喊口号，而是反复提到：“20年间花了7000亿美元，美国人却越来越不健康。”他主张科研从“高科技治病”转向“基础行为干预”，如饮食、运动、心理健康。

　　但也正因如此，他与官僚体系格格不入。在一个讲究话术和包装的环境里，他像个走错片场的人：不懂剧本，不会平衡，不熟潜规则。

　　有人因此批评他“缺乏共识领导力”，他回应：“我来是为了修复科学，不是修复妥协。”

　　他上任当天便解除了几位核心部门负责人，包括传染病主管，引发轩然大波。《自然》称那天是NIH“最黑暗的一天”。

　　他没有道歉，也未安抚，而是组织启动了2100多份研究拨款的重新审查与申诉流程，试图用制度化程序替代情绪化争辩。

　　“我不是要反对谁，我只是想问，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论文，却救不了一个胖得动不了的孩子？”

　　他的迟钝与固执，出于对体制性失败的深层警觉。他的短板也不难发现——行政管理经验匮乏，过去只带过六个人的研究小组。他在听证会上坦白：“我不会管理2万人，所以我得找对人。”

　　全场一度沉默，随后响起笑声——因为在政治舞台上，有太多人说他们“很懂”，却搞砸了一切；而他说“我不懂”，却是第一个公开质疑制度失灵的人。

　　他的坦诚，是一种罕见的冷静力量。

　　在专业被政治污染、科学被工具化的今天，他的出现，也许说明了另一个真相：有时，最不像领导者的人，才是最需要被听见的声音。

　　五千美元的出击：一场对抗权威的实验

　　2020年3月，病毒数据混乱、封锁政策仓促、疫苗遥遥无期。CDC与NIH尚未厘清基本感染率，更遑论致死风险。就在这场混沌中，一项经费仅为5千美元的研究悄然启动。

　　研究由Jay Bhattacharya领衔，地点在加州圣克拉拉县，资助来自一位匿名捐赠者。问题很简单：“到底有多少人已经感染了新冠？”

　　在全民恐慌的时刻，这样的发问几乎被视为不合时宜。但Jay认为：如果不知道病毒的真实传播率，所有防疫政策都将盲目而失控。结果公布后震惊四座：感染数远高于预估，致死率却远低于官方数据。而这竟然是美国首个血清流行病学研究。

　　主持人Peter Robinson曾感叹：“一个每年花几百亿的公共卫生系统，居然没人做最基本的数据测量，最后靠你和五千美元把这口锅给补上。”

　　讽刺的是，随后全球陆续出现数十项类似研究，结论多与Jay相符，也为政策调整提供了弹性支持。

　　不过，Jay并未因此“翻身”，反而被进一步边缘化。NIH前院长Francis Collins在邮件中称他为“边缘流行病学家（a fringe epidemiologist）”，这一标签被《纽约时报》等媒体引用，迅速成为学术主流的打压工具。Twitter将他列入“黑名单”，Facebook屏蔽其视频，会议发言被取消。

　　“我不是政客，但他们把我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他后来回忆道。

　　正当所有人以为他将沉没于争议，他却开始构建更根本的制度批判：“如果权威机构都不愿第一时间测量抗体传播率，那问题不在政策，而在体制。”

　　正如Thomas 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所说：“范式的崩塌，不是因为理论被驳倒，而是旧体系无法回答时代问题。”

　　Jay，不是被误解的天才，而是一位相信体制值得更好的局外人。他没有因此走上某种“科学殉道者”的路径，也没有另起炉灶，而是用平静、甚至笨拙的方式坚守一个理念：科学不是共识游戏，而是证据的持续验证。

　　当科学无法重复验证：制度性失败的裂缝

　　如果你问一个美国高中生“科学的基本原则是什么？”，他多半会说：“可以被重复验证。”这是小学起就被灌输的常识：真理要经得起时间、方法与他人的检验。

　　但Jay Bhattacharya在国会听证会上揭露：现实中，大多数发表的科研成果，并不能被重复。他引用的是斯坦福同事、计量医学家John Ioannidis在2005年的经典论文《为什么大多数研究发现都是错的》。该文提出一个让整个科研界至今仍不敢直视的命题：由于出版偏差、统计误用、激励机制错配，以及重复验证的稀缺，绝大多数被发表在顶级期刊上的研究，都是“统计噪音的幻影”。

　　2012年，《科学》杂志尝试复现实验中，53篇顶刊论文中仅5篇可被完整重复。Jay说：“这不是科学的问题，这是我们对什么叫‘科学成果’的定义出了错。”

　　Jay认为，问题并不在研究者，而在体制激励错配。所谓“同行评审“更是只看逻辑而不看原始数据，“重复验证”被视为没价值的浪费时间，真正的好科学反而难以生存。

　　“同行评审只是圈子互相盖戳，不是科学本身。”Jay说，“现在的科学圈，如果有人来重复你的研究，你第一反应是：他要搞我。”

　　记者问如何改变？他笑说：“你想想棒球，如果我们只记录‘偷垒成功次数’，大家就会盲目冲垒。只有同时记录失败，才知道谁真的该冲。”

　　这种对科学文化深层失衡的揭露，源自他经济学的训练。相比大多数医学专家把“假新闻”“误导”视为舆论战，他更关心的是结构性失败。

　　Jay在2025年4月的NIH研究诚信大会上说，“我们不能继续奖励那些只在一个鼠标身上成立的假象。”

　　为改变这一生态，他提出一套系统性改革方案：

　　①建立“验证奖励机制”：对主动分享原始数据、开放方法、欢迎他人重复的科学家给予加分与奖励；

　　②设立独立验证基金：NIH出资设立专门资金，鼓励其他研究团队复查高影响研究的核心结论；

　　③创建“验证型期刊”：建立一个开放获取、数据透明、专门刊登重复研究与失败结果的平台，让“无惊喜结果”也能发表；

　　④整合AI工具追踪验证状态：开发一种AI搜索引擎，帮助公众与研究者查看每项研究结论是否被重复验证，验证频率有多少，数据公开程度有多高。

　　事实上，制药企业早已在悄悄做这件事——因为他们根本不信那些学术期刊上的研究。许多药企在投资前会私下重做一次关键实验，才决定是否注资一项潜在疗法。

　　因此，Jay的这些举措不仅是制度修补，更是一场价值革命。它挑战当下科研界的“荣耀叙事”：我们是否只奖励“新颖”，而忽略了“可靠”？我们是否太信“引用量”，却忘了“验证量”才是科学的地基？

　　Jay说：“科学不是输赢，而是过程。如果一项结果无法被验证，那它就不是科学——它只是个故事。”

　　三道“制度伤口”：钱、人、议题

　　Jay Bhattacharya第一次走进NIH总部那栋白砖行政楼时，身后没有摄影记者，也没有幕僚随行。有人形容他更像误入迷宫的学术流浪汉。

　　但他很清楚，眼前不是学术争论，而是三道正在出血的制度伤口。

　　01

　　“钱的问题”：拨款逻辑错位

　　NIH每年掌握 480 亿美元科研经费，占全球生物医学预算的半壁江山。但Jay直言：钱并没投向最有突破性的想法，而是流向最会写申请的人。

　　他还揭露年轻科学家的“奴工链条”：青年学者难以获得R01拨款，博士后群体长期处于“无收入、无独立方向”的生存状态，只能在“导师帝国”下蹭生存。60%以上拨款集中在前10%实验室，小型、高风险、高潜力项目被系统性边缘化。

　　Jay称之为“科研的中世纪行会制度”：没有资源，进不了圈子；进不了圈子，永远没资源。

　　因此，Jay建议改革拨款逻辑，从“历史表现分”转向“盲审创新潜力评分”——去掉申请人姓名、过往发表记录，仅凭项目本身进行打分。这一提议触动了无数既得利益群体的神经。有科学家在X平台公开写推文抗议：“如果我不能靠我发表过的Nature来拿到拨款，我凭什么要继续辛苦投稿？”Jay则回应：“如果你不能靠点子本身说服审稿人，那你的Nature其实只是装饰。”

　　在他看来，NIH的金钱早已不再资助科学，而是在资助一个学术圈子的“自我复制”。

　　02

　　“人的问题”：逆淘汰的科研生态

　　“为什么最优秀的年轻人不愿进入公共卫生？”Jay在闭门会上提出这个问题，四周沉默。

　　他指出，年轻人更愿去Google做AI医疗，不是因为不爱科研，而是厌倦了学术圈的意识形态、拨款游戏和安全打法。

　　NIH评估体系过度依赖发表数量和影响因子，激励的是“迎合热点”，而非提出新问题。这种逆向淘汰机制，让最能挑战共识的人反而最容易被排斥。

　　他的改革主张包括：

　　①设立“拨款避风港”：鼓励年轻科学家前三年无绩效压力自由探索；

　　②成立“异议组”：资助挑战主流的研究路线；

　　③模拟硅谷风投逻辑：给予年轻研究者“种子轮”项目，允许失败，用“组合投资法”（portfolio evaluation）而非单篇论文评价科研能力。

　　多家名校对此强烈反弹，联名抗议其“扰乱资助秩序”。Jay回应：“他们当年也反对互联网。”

　　03

　　“议题的问题”：科研如何被政治重塑

　　在他就任之前，Jay曾写过一篇文章，题为《我们忘了慢性病》。他指出，美国有超过1.29亿人患慢病，拖垮了4.1万亿美元的医疗支出，却被拨款优先级长期忽视。

　　他上任后推动慢病优先机制，把糖尿病、肥胖、抑郁等列入一类病种。但这引发内部质疑：为何削减了DEI（多元、公平、包容）类项目？

　　Jay回应得直接：“我不是反对多样性，而是反对把它变成拨款唯一标准。公平不该以牺牲所有人的健康为代价。”

　　他提议：

　　①拨款一分为二，一半投向基本研究，一半直接解决全民负担型疾病；

　　②审稿时标注评审人政治背景，防止群体偏见；

　　③推出“结果不可预测基金”，鼓励那些不迎合意识形态的真实研究；

　　④将DEI指标从科研评分系统中剥离。

　　他说：“政治正义可以是公共政策目标，但它不能替代科学的好奇心。”

　　这一系列提案，尤其是对DEI的反思，引发了极大争议。反对者认为他在破坏“科学的进步性”。而他回应得更直接：

　　“真正的多样性，是允许不同观点并存，而不是只允许一种政治正确。”

　　围剿与反击：改革的雷区

　　Jay Bhattacharya的改革，很快越过技术与制度，直指科学界最敏感的深层神经——信念、利益与控制权。

　　01

　　“功能增强研究”暂停：科学自由还是公共安全？

　　他宣布暂停所有“功能增强”（Gain-of-Function）病毒实验，并要求研究团队公开风险评估，引发学界强烈反弹。《科学》杂志刊文批评其“审查制度化”。

　　Jay的回应则更像一场公开控诉：“不是扼杀自由，而是防止下一次灾难。”他并未下达一刀切禁令，而是推动建立“功能增强伦理委员会”，引入多方监督，希望为这类实验设立更透明的公共框架。

　　“真正的科学自由不能脱离公共信任。”

　　02

　　外国分包禁令：协作与安全的拉锯

　　NIH规定所有新拨款项目须申报是否涉及“外国机构分包”，涉敏感内容须申请国家安全豁免。该政策立即中断数百项国际合作，包括与中印俄以等国。

　　批评者称这是“财政民族主义”。Jay则引用布林肯的话回应：“国家安全不是情绪，而是责任。”他主张敏感技术优先回流本土，尤其基因驱动器、病毒路径建模等。“协作不应成为渗透的借口。”

　　03

　　三项“冷门改革”：撼动学术利益网络

　　Jay推动三项看似“冷门”却牵动整个科研链条的政策：

　　①强制Open Access：NIH资助论文不得设付费墙，冲击期刊巨头利益，被形容为“敲响付费期刊的丧钟”；

　　②动物实验替代基金：鼓励类器官、AI模拟等手段，逐步压缩灵长类实验；

　　③将间接成本上限从原先“大学自行协商”改为设定全国统一上限（30%）；

　　他指出：研究资金应服务科学本身，而非补贴空调、水电、装修与门卫。

　　美国有四五千所大学，NIH的研究经费却集中在几十所高校身上。科研人员拿到的每笔科研经费中，大学要抽50%甚至60%的“行政管理开销”。而盖茨基金仅允许10%。改革引发学界反弹，被指“干预学术自治”，Jay冷静回应：“如果制度无法容纳改革，那是制度病了。”

　　04

　　面对《Bethesda Declaration》:不是摧毁，而是拯救

　　2025年6月，一封名为《Bethesda Declaration》的公开信引爆NIH内部争议。92位现任员工署名，250多匿名支持，抗议Jay上任后的拨款改革、裁员、国际合作限制、后勤经费压缩等。

　　此信迅速获得外部联署支持，包括诺奖得主、学术机构和国会议员。《华盛顿邮报》《大西洋月刊》及多个科研组织纷纷介入讨论。

　　信中指控：NIH正在滑向“政治干预科研”的边缘，呼吁撤销行政干预、恢复拨款自主、捍卫学术自由。

　　Jay并未回避。他公开回应：“《Bethesda Declaration》对改革方向存在误解，但建设性异议值得倾听。”

　　他重申，改革目标不是摧毁NIH，而是修复它的公共使命。

　　这场事件不仅暴露NIH内部的深层断裂，也揭示了美国科研治理在新时代所面临的价值冲突与政治考验：是向公众负责，还是继续自我循环？

　　结语：改变叙事，重启科研

　　Jay Bhattacharya从未是社交媒体的宠儿。他没有爆款账号，也不会制造算法流量。他沉默寡言，却敢于撬动沉疴；他不追热度，却精准击中制度要害。

　　他的 X 账号由斯坦福学生代管，发帖频率远不如他的敌人对他的引用频率高。他不靠“讲人设”博眼球，却始终铭记一件事：医学若不能服务于现实中的挣扎个体，就不过是精英互利的自我循环。他懂那个为胰岛素价格焦虑的堪萨斯母亲，也懂疫情封锁中沉默的黑人男孩——这些人，是他科学信仰的锚点。

　　在国会山，他回应对“非主流研究”的质疑时说：“异议不是问题，它是科学的氧气......”这句17秒的发言，悄然传遍了全美研究者的内部群组。有人开始重新质疑统计模型的前提，有人重拾对临床数据的原始尊重。Jay带来的，不是一场动员，而是一种复苏。

　　这场改革是否成功，尚无定论。它可能半途夭折，或被下一任推翻。但它已留下不可抹去的印记——在一代年轻科研者的心中，留下对制度的重新想象。

　　在这个高呼“追随科学”的时代，Jay Bhattacharya提醒我们：

　　“科学从不需要被追随，它需要被审问。”

　　这句低声提醒，或许才是他在NIH任内最值得被转发的“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