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沈煜

　　谈到如何应对苦难，除了“幸福科学”的技巧外，他还提出两种力量之源——自然和社群，并分别援引道家和儒家经典来论证这两个因素的重要性。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文 /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徐琳玲  发自上海

　　2002年，年轻、拘谨的心理学博士泰勒·本-沙哈尔站在哈佛大学的课堂上，首次开讲“积极心理学“。当时，仅有8名学生选修了该课，中途又有两人退出。在空荡荡的教室里，他每周一次和学生们探讨一个人生终极之问——如何让自己和别人变得更幸福。

　　到第二学年，选修的人数激增至380人。该学年第二学期，有855名哈佛学子选修了这门课。不到一年，沙哈尔的积极心理学成为哈佛最受欢迎的课程，他的另一门课“领导心理学”也是该校热门课之一。这位刚站上讲台不久的青年学者因此成为哈佛史上最受欢迎的导师之一。2006年起，他讲授的“积极心理学“（又被称为幸福课）被制作成哈佛公开课，在全球范围内被无数人收看、下载、分享。沙哈尔和主讲“公正”课的同事迈克尓·桑德尔一道，成了有世界知名度的学者。

　　现年53岁的沙哈尔在以色列出生、长大。他的祖辈是生活在欧洲的犹太商人，在上个世纪的犹太复国运动中，他们携家带口回到上帝恩赐的“应许之地”。在沙哈尔的童年记忆中，身为生意人的祖父每天都会花几小时钻研《希伯来圣经》和《塔木德》。

　　除了正统犹太文化的熏陶，他的童年也笼罩在巴以冲突的流血暴力和恐怖事件阴云下。“每天早上醒来，我们都会担心去学校乘坐的巴士上会有炸弹；去餐厅吃饭，会担心餐厅被炸。”他平静地回忆。对于战争的第一记忆，来自他不满3岁时窗外拉响的警报声。

　　儿时记忆和父祖辈们的坚韧，给沙哈尔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在美国求学并获得学术成功后，他辞去了哈佛教职，回到家乡以色列，创办“幸福研究学院”以推广积极心理学。

　　在哈佛读书时，他曾跟随著名华裔学者杜维明学习中国哲学。儒家人文主义和道家思想让他既觉得亲切，又有被智慧“点亮“之感。在推广、发展积极心理学的过程中，他也从《道德经》 《论语》《大学》这些中国传统经典中汲取理论和实践智慧。

　　新冠疫情暴发前，沙哈尔平均每年两次来中国讲课，他所创办的“幸福研究学院”在中国有四百多名学员。

　　时隔四年，他于2023年9月底再次拜访中国。在上海一家充满1990年代奇异风情元素的酒店内，就创伤、反脆弱、儒道之学，以及如何战胜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并获得成长等话题，他接受了我——一个对“幸福科学”和工具方法论持部分怀疑立场的中国记者——的采访。

　　01 没有人是孤岛

　　——如何应对创伤和无助

　　南方人物周刊：与四年前比，这次和你的学员、合作者以及学界同行见面交流，你是否觉察到中国人的精神、心理面貌有一些变化？

　　沙哈尔：我感受到了一些。但是，我在中国所经历观察到的，并非中国独有的。过去三年对人们充满挑战，他们变得比过去更焦虑、更悲伤、更忧心忡忡。我们所面对的挑战，不只是如何克服焦虑、悲伤或者担忧，也是如何在经历这一切后有可能变得更强韧。

　　这正是幸福科学在今天为何如此重要，因为它向我们提供了工具、技巧和建议，帮助我们在经历艰难困苦后有可能变得更强韧。

　　南方人物周刊：这四年中，你有留意过来自中国的社会心理调查报告，或者和中国的心理学界同行有相关问题的交流吗？

　　沙哈尔：2021年，也就是疫情时期，我和清华大学的彭凯平教授有过一场对谈。我们发现：文化差异当然存在，但从全球范围看，人们的相似之处多过不同之处，中国人和美国人、巴西人、德国人、澳大利亚人一样，都比过去有了更多的不安全感和焦虑感。全球大流行病影响到世界各个角落的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心理学家、政治领袖们需要合作，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这就是为什么我这么期待再次与彭教授对话。

　　南方人物周刊：你们那次聊了疫情下哪些社会心理问题？

　　沙哈尔：我们谈到纽约大学教授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提出的一个新概念——“反脆弱”，是关于我们在经历艰难、困苦或创伤之后如何有可能获得成长。修复只是恢复到过去的状态，我们还应该从经历中获得成长，不是PTSD，而是PTG（“创伤后成长”）。

　　现在，大多数人经历创伤后并没有得到成长，他们要么患上了PTSD，要么有其他形式的心理问题，譬如焦虑、失去安全感、悲伤，甚至抑郁。所以，真正的问题是：我们的学校、机构、家庭能做些什么来帮助大家提升获得PTG的可能性，我们能做些什么来提升反脆弱的能力。

　　▲2020年3月27日，受新冠疫情影响，训练馆不开放，一位母亲陪着孩子在小区里进行训练 图/视觉中国

　　南方人物周刊：有位知名心理学家提出过一个洞察，他说：在中国，社会心理学和文化心理学现在是、未来也继续是心理学研究的主流，因为中国人的精神状态，几乎是被他所处的时代所决定的；而在美国，临床心理学是主流，因为美国人总是想找医生解决他/她的个体精神危机，譬如为什么就是感到不快乐。在这两个精神人格画像如此不同的国度，处于“非主流”的积极心理学能起什么作用？

　　沙哈尔：确实如此。我想从儒家经典《大学》里找到的一个章节来回答这个问题。孔子的弟子曾子在《礼记·大学》里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儒家认为：一个人如果想在天下倡导美好的道德，应该从自身做起，然后上升到治理好你的家庭，然后到治理好你所在的国，再到天下。你知道杜维明吗？他是我在哈佛时的老师，我跟着他学习儒家人文主义。他讲到孔子是如何从“天下”的大圈子，到国，到家，再到自身，从修身开始。对我而言，中国哲学非常善于把个体的人和社会结合起来。

　　孔子是正确的，如果我们想建立一个更好的社会，我们不能只盯着社会层面的事务，当然也不能只是盯着临床性的（治疗方案）。我们需要从整体性看，从个体、家庭、国家、天下等各个层面分析、理解、行动。

　　南方人物周刊：能具体讲讲怎么行动？譬如中国的年轻人现在面临就业困难，很多人去考公、考编、考研，竞争也因此变得异常激烈。如果在就业、考公、考研中反复失败，就会导致心理学上说的“习得性无助”。像这种有一定代表性的特定群体心理状态，积极心理学如何发挥作用呢？

　　沙哈尔：对付“习得性无助”最显而易见的办法，是继续行动。因为“习得性无助”的典型特征，是不再行动，只是放弃、退缩，再次尝试成为一种巨大的挑战。所以，即使你失败了，还是要去尝试，如果失败了五次，就尝试第六次。成功人士，譬如成功的企业家，最重要的特质之一是能做到屡败屡战。这是针对一般情况。

　　更具体地说，“习得性无助”的解药之一是去帮助他人。我来解释一下：多年来，美国针对高风险人群有过大量社会调查研究。这里所说的“高风险人群”指贫困社区的居民，那里犯罪率通常很高，孩子们在学校里表现糟糕。研究者们最初来到这些贫困区，向那里的居民提供食物、钱等等，为他们提供各种资助项目，结果发现他们中处境得到改变的很罕见。最后，研究者发现：改变他们处境最有效的途径，是让他们起来、去帮助其他人。当他们开始这么做时，就能摆脱“习得性无助”，变成有能力帮助他人的人。

　　南方人物周刊：用当下中国人的话来讲，这很正能量。

　　沙哈尔：它确实有效。所以，让我们更幸福的最好办法之一，是思考如何能让他人更幸福，而不是总让自己处于无助状态。就像孔子教导的，把自己和社会、和社区连接起来。此外，它也是一种让人的自我感觉变得更好的方式，这通常是临床心理学所关注的。我们需要开始思考影响社会现实、我们周遭的现实，因为帮助身边的人其实也是在帮助我们自己。

　　因为没有人是孤岛，我们都是整体的一部分。

　　▲2020年6月12日，武汉，通往大路的铁门还在封闭中，老巷居民晚餐后自发在家门口跳舞健身 图/视觉中国

　02　有灵性的生活

　　南方人物周刊：作为一名积极心理学家，你在疫情期间、特别是封锁隔离期是如何度过的？

　　沙哈尔：首先，我不时会感到挣扎。生活确实变得艰难了。你知道我很渴望到中国来，我也渴望拥抱我的朋友们。我大概有一年多没法见到父母。我们住在美国的新泽西，而我父母都在以色列，他们年纪都很大了，我们很担心他们会感染新冠，但又没办法旅行。我非常想念他们，这很有挑战性。

　　我也没法和朋友们去餐厅吃饭。我们家经常有朋友来拜访，门总是开着的，很多人进进出出，我和妻子的朋友、孩子们的朋友。突然间，疫情来了，房子里只有我们和孩子。我们当然要为已有的一切感恩，但是没法看到我们所爱的人，不能和他们在一起，总是艰难。

　　此外，我主要的工作内容是上课、做讲座，所以经济层面也面临挑战。所以，在很多方面，我的感受都很挣扎。

　　为了面对这些挑战，我回到了积极心理学最基本的方法：譬如，我知道健身对良好生活来说很重要，我过去每周运动三次，疫情期间就增加到五次；我过去每天都做正念训练，现在增加更多训练，有时做瑜伽，有时是太极，有时是气功，有时冥想；我也尽可能和家人有更多时间在一起，每天全家人都在一起吃晚饭，交谈，有时也会哭。

　　我也继续保持工作，继续写作，继续阅读。最重要的是，允许自己经历所有这些情绪，不要和悲伤情绪决斗，不要想着消灭焦虑，接受它们的存在，允许这些情绪、感受像水一样流过我的心灵，那是老子所运用的比喻，不要试图“拉黑”或是阻止、打断它们。

　　南方人物周刊：封锁时，你有过情绪失控的时刻，譬如对孩子大喊大叫？毕竟，和3个十来岁的孩子整天待在一个房子里，这也很有挑战性。

　　沙哈尔：是很有挑战性。我一般不会朝孩子大喊大叫，但有时确实被他们搞得很火大。即使现在可以自由外出了，我有时依然会被他们搞得很火大。我认为很重要的是，父母爱孩子的同时，还要为他们设立界限。

　　所以，疫情期间，当我的一个孩子没有做学校布置的功课时，我非常生气，我告诉他必须做出改变，因为老师已经投诉了。人们认为你是个教授幸福学的教授，你的家里就一定一直充满快乐、和谐的气氛。但实际不是这么回事。你必须理解这一点。

　　▲2022年1月11日，以色列耶路撒冷，医护人员为民众做核酸检测 图/视觉中国

　　南方人物周刊：想问一个很私人的话题，你有宗教信仰吗？个人感觉，积极心理学是一门强调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但是，相比一套工具、方法，一个人能够长期保持积极、健康的心理状态，价值、信念甚至宗教会不会更为重要呢？

　　沙哈尔：我有宗教信仰。但在我的课上，我强调的一个重点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过一种富有灵性的生活，无论是否皈依某种宗教。因为当我们找到了自己做事的意义，我们就拥有了灵性生活。我可以是一名教师，可以是一名机构管理者，我在我的工作里找到意义感，因此感受到灵性。我可以从养家中找到意义，也有了灵性体验。

　　所以，与其是说我是宗教性的人，不如说我是灵性的。在我的个人生活和职业里，我都感受到意义和目标。

　　南方人物周刊：看来，我们似乎都认同一点——在积极心理学的冰山之下，必须有更为基础性的东西，如价值、信念、信仰或者宗教等等。

　　沙哈尔：的确如此。这些东西会让我们拥有人生的目的，在生活里找到目的。我再一次强调，我们可以在不同领域找到它，有些人在信仰里找到，有些人在工作里找到，有些人在家庭里找到，或是在其他地方找到。

　　总之，去做一些你相信的、对你来说重要的、意义重大的事。那就是关键所在。如果你想做得很好，并且能长期坚持下去，你也需要找到你天赋所在的地方。

　　南方人物周刊：你来自以色列，有犹太文化背景。从你自己的家族、族群的生命故事中，可曾总结过一些经验或智慧？

　　沙哈尔：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你来中国的次数比到其他国家更多，为什么你会有这么多中国学生。我回答说我第一次来中国大概是20年前，感觉很像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这是真的。因为犹太传统和中国传统有很多相似的价值观，譬如重视家庭、家族，家的观念在我们的历史里很重要。我感觉自己和中国有很强的连接，包括和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哲学。

　　至于你问我从我的先祖和族群史上学到了什么？首先，我们能够克服长久以来的苦难，是依靠与力量之源的连接，包括自然和社群。这是两个非常关键的因素。我所说的自然，既指外部世界，也包括我们作为人类的天性。所以，老子谈到向自然学习的重要性。道家说“道法自然”，地之道，天之道，即“道”。

　　我想和你分享《道德经》上的一段话：“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当我们和自然连接，就能从中获取力量。这是力量的第一源头，然后是第二源头。儒家谈到最多的是社群，并大量地谈到了社群在一起时的种种仪式。在犹太教中，当家族成员在一起时，我们也有很多仪式。我去中国朋友家做客时，经常会和他们的父母、有时是和祖父母们坐在一起。他们通常都说中文，我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但是我能理解这种连接，因为在以色列也能看到相同场景。那就是我们犹太人的力量之源——自然、社群，也包括家庭。就像儒家所教导的：从自身到家庭，再到更大的群体——国、天下。

　　南方人物周刊：我想问一个更富个人经验的问题。记得我童年时，每天几乎都能从电视上看到关于巴以冲突的国际新闻，包括自杀式袭击，当时觉得十分可怕。你的童年、青少年在以色列度过，这种来自外部世界的暴力信息甚至经历，对你和你的小伙伴们有困扰吗？

　　沙哈尔：你知道我是在以色列长大的。每天早上醒来，我们都会担心去学校乘坐的巴士上会有炸弹；去餐厅吃饭，会担心餐厅有炸弹。

　　我对战争的第一记忆来自我不满3岁时，当时街上响起了警报声，我们不得不冲到地下避难所躲起来，因为担心会被炸伤或者炸死。所以，你理解了我是在怎样的环境里长大的，我经历了这些东西。

　　南方人物周刊： 不满3岁啊，作为一个孩子，怎么面对这种每天和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

　　沙哈尔：就像你应对所有其他的创伤、困难和艰难一样。你身边有社群支撑你。你谈论它，把它写下来。同时，坚持锻炼，找到对你来说有意义的事，找到你可以表示感谢的事。当我们面对创伤性经历时，这些办法总是有用的，不管遇到的是新冠疫情、失业，还是失去了所爱之人。

　　这些都是幸福科学所教给我们的工具和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