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会对中国常常有误判：经过八十年代还发生了“六四”大屠杀是一例，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但并未促进其民主化是一例，认为习近平不会搞“二次文革”又是一例。误判如此之多，一定有其原因。我认为，缺乏中国人长期在中共统治下养成的常识，用西方学院派学术研究的方式分析中国，是主要的原因之一。

标准的西方学院派研究方法，讲究统计数据，一切用数字说话，甚至把时政分析也用量化方式来处理，针对中国发展，各种分析模型奠定了所谓“权威”的基础，似乎没有数学做基础，就无法彰显专业性。这一套学术研究范式，用于信息公开透明，受访者在接受民调的时候可以畅所欲言，且公民文化培育出诚实美德的民主国家和社会，自然无可厚非，但用于分析和判断极权，威权以及独裁制度下的国家和社会，一定会使得所有的分析成果误入歧途。这也就是为什麽，我长期以来认为，论起针对中国的观察和分析，西方驻华记者的成果比大多数学院中的教授和智库中的学者，更为准确，更为深刻。因为他们长期生活在中国，已经建立起了一些常识，他们不太会用数字来分析中国，因而他们的分析更靠近事实。 

曾经担任《商业周刊》和《彭博商业周刊》驻华记者，采访报导中国长达34年的罗谷（Dexter Roberts）撰写的《低端中国：党，土地，农民工，与即将到来的经济危机》一书，去年在台湾由八旗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在这本书中，有一个细节，可以拿来完美佐证我上述的论断。

罗谷在书中讲到一件事：2010年，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的《国际学生能力评量计画》（PISA）宣布，中国上海的15岁学生在数学，科学，阅读三方面检测所得分数最高。这个统计结果让美国人大为震惊，促成了欧巴马政府开始实行“共同核心州立标准”，试图提高美国的教育水准。2010年12月，美国教育部长个阿恩。邓肯（Arne Duncan）说：“说起来很残酷，PISA测验的结果显示很多已开发国家在教育上都超越我们，中国教育制度之宝石上海，今年第一次得到全世界最高积分。”

针对这一当年引起西方教育界热烈讨论的事情，罗谷用他长期在中国生活的常识，打破了“中国教育水平非常高”这一迷思。他指出：举上海为例来称讚中国的教育制度并不合适，因为，作为中国的金融中心，极高的生活费用，冷血而效率极高的公安警察，上海成了中国独一无二的菁英城市。所以上海的学生的教育水平，无法代表全中国的学生。他还特别指出，上海本身有一百多万农民工子女都被禁止就读公立学校，所以他们根本没有接受过什麽PISA的测验。换句话说，上海是上海，中国是中国，不能用上海的特殊情况来判断中国的整体教育水平。这本来是一个简单的道理，稍微对中国有些常识的人都知道。但美国的教育界和政府显然不具备这样的常识，在他们看来，中国的教育水平已经要超越美国了。而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误判。

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案例分析，告诉我们要怎样分析中国：在一个如此庞大而多元化的国家，是不可能通过统计学来分析和观察社会发展的，更不要说政治状况了；很多时候，用常识作出的判断，虽然没有数字证据，更可能接近真实。而那些长期或曾经长期生活在中国的人，比西方学者拥有更多的关于中国的常识。可惜的是，西方政府很少愿意听取中国人的中国政策建议，他们相信自己人。这无可厚非，但导致了一系列的对于中国的误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