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会——这个在中国颇为陌生的组织，在10月末刚刚召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作为掌握中国最高权力的习近平，于10月29日“率领”中共五个核心部门的第一负责人，同中国全国总工会“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进行了一次集体谈话。而这场看似平淡的讲话背后，信息颇多。

　　惯例之中的不寻常

　　首先中共最高领导人同“工会”这个特殊组织的领导成员用“谈话”的形式进行沟通，并非首次，是中共的惯例。2003年，2008年，胡锦涛都曾进行过此类谈话，2013年习近平成为中共总书记后不久也曾同“总工会”新一届领导班子谈话。

　　但是惯例之中亦有不寻常，表现在跟随胡、习的中共高层身上。

　　8月深圳佳士工人维权运动中，中国工会的身影“消失不见”（图源：Reuters）

　　根据中国媒体报道，2003年，同胡锦涛一起出席的是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刘云山（中宣部部长），周永康（公安部部长），贺国强（中组部部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王刚（中办主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徐才厚、何勇（中纪委副书记）。

　　2008年，再度追随胡锦涛出席的该座谈会的是刘云山（中宣部部长），李源潮（中组部部长），何勇（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副书记），令计划（中办主任），王沪宁（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

　　2013年跟随习近平的出席高层名单是刘云山（中共中央党校校长），李源潮（中国国家副主席）、栗战书（中办主任）、杨晶（中国国务院秘书长）。

　　2018年此次出现的中共高层是丁薛祥（中办主任），杨晓渡（中纪委副书记），陈希（中组部部长），郭声琨（政法委书记），黄坤明（中宣部部长）。

　　对比可以发现，四次陪同中共总书记出席该场合的高层名单中，中宣部部长，中组部部长，中办主任都是例行配置。只有2013年习近平第一次任内的陪同名单略显特别，这或许与当时中共刚刚结束完十九大，很多人事调整仍然没有到位有关。

　　但是相比此前三届，2018年陪同习近平的名单显得更有规划性——中宣、中组、中纪委、政法委、中办五大核心中枢系统都有代表参加。这种陪同名单中的“规划性”，一直被认为是中共政治的特色之一。

　　尤其特别的是，中共政法委系统也有参与此次同总工会谈话，而这种情况只在2003年出现过一次，当时任中国公安部部长的周永康参与了“工会系统”的座谈会，被认为释放了强势维稳的信号。有北京观察人士认为，郭声琨以政法委书记的身份出席该座谈会，与周永康时代并不相同，中共在对工人群体的治理中，很显然不是在用单调、强硬“公安维稳”，而是更加全面的代表公检法的社会治理思维去思考。

　　佳士工运背后是习近平的不满

　　如果对比习近平讲话和胡锦涛时代讲话的文本，并未能见到让人眼前一亮的新意，仍然充斥着中国官僚化的表述。尽管如此，还是能捕捉到习近平对于中国总工会的工作有所不满——他要求中国工会“坚决防止“四风”特别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这不是中国群团组织首次遭到批评，在十八大之后，习近平就曾多次对中国共青团进行过言辞激烈的批评，据公开或不公开的报道，习近平曾严厉批评共青团处于“高位截瘫”的状态，意指其多年来“官僚化”，省市委以下的团组织基本不起作用，让中共在年轻族群的影响力跌至最低点。在随后的中共中央的巡视工作中，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巡视组将共青团的问题总结为“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从那之后，中国共青团，这个从胡耀邦时代就被视为中共官员培训基地的组织，影响力就遭到了全面的弱化。

　　而中国工会面临的挑战并不比共青团更少——最新的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大陆的工人维权时间相较去年同期，呈现大幅度上涨。在今年4月，中国塔吊操作工、货车司机和外卖快递员们，在全国多处以此起彼伏的方式进行抗议，他们诉求是增加工资、确保八小时工作制和争取职业尊严。 8月初，在深圳，也发生了关注度更高的佳士工人维权事件。在中国社会开始由传统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变的过程中，社会矛盾集中爆发，可以预料此类维权事件数量必将不断增长。

　　这个过程中，中国工会基本是隐身的。当工会隐身，NGO遭到中国政府“删除”，政府被推到与工人对抗的第一线，结果可想而知。或许中共政法委系统参与到同工会的谈话过程中，也是出于此番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