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分析了2023年“朱砂行动”期间中巴军事合作的新特点。本文作者是印度外交安全界的代表、前印度驻华大使阿肖克·康特。作者认为，相比以往仅提供外交支持和象征性援助，这次中国通过先进军备、情报侦察系统（ISR）和战术合作，实质性强化了巴基斯坦的作战能力，显示出更紧密的战略合作。外交方面，中国延迟谴责巴的恐怖袭击，协助淡化联合国安理会声明，并配合巴基斯坦的舆论宣传，削弱印度的国际话语权。军事方面，巴基斯坦首次在实战中大规模使用中国制造的武器，且中国提供的实时ISR支持极大提升了巴的战场效率，形成对印新威胁。此外，他认为，中巴军事合作已进入一个新阶段，印应避免对巴挑衅反应过于单一和可预测，以防被中巴联手利用。印需在军事和外交层面进行深刻调整，才能有效应对这一复杂的战略环境。南亚研究通讯特编译此文，供各位读者批判参考。
阿肖克·康特（Ashok K. Kantha）。图源：网络
2025年7月4日，印度陆军副参谋长拉胡尔·辛格中将（Rahul R. Singh）证实了一个重要情况——自5月7日至10日为期四天的印巴军事冲突以来，印度战略界一直在讨论中巴战场联动问题。辛格公开表示，在“朱砂行动”（Operation Sindoor）期间，中国前所未有的战场协作始终是支撑巴军事行动的关键因素。他还提及土耳其对巴提供了军事援助，但其规模远远小于中国的支持。
在1965年、1971年印巴军事冲突乃至1999年的卡吉尔行动中，中国始终扮演幕后角色，其虽以外交支持与象征性军事姿态站在巴基斯坦一方，却从未直接参与对印行动。然而此次，中国的姿态明显更趋复杂且具有协同共谋性。中方依托自身雄厚的国防工业基础、先进的情报监视侦察（ISR）能力、成熟的联合作战体系及地缘战略资产，在不公开逾越红线的前提下强化了对巴方军事行动的支援。这标志着中国传统战略的重大升级——即通过公开与隐秘手段提升巴基斯坦的战略及常规战力，以此牵制印度并使其难以维持战略平衡。在外交层面，中国官方迟迟未谴责4月22日发生的帕哈尔加姆袭击事件，直至5月10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与印度国家安全顾问阿吉特·多瓦尔（Ajit Doval）通话才有所表态。实际上，中方的回应与巴方叙事如出一辙——呼吁对帕哈尔加姆袭击事件展开“迅速公正的调查”，对巴提出的“合理安全关切”表示“充分理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称，5月7日印度对恐怖分子目标的打击行动“令人遗憾”。此外，中国还与巴合作淡化联合国安理会新闻说明中的措辞，删除了直接提及帕哈尔加姆袭击幕后组织——“抵抗阵线”（The Resistance Front）的内容。值得注意的是，在帕哈尔加姆事件与“朱砂行动”的相关背景下，印度始终未与中国开展任何政治层面的接触（直至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与中国外长通话），这与印度同除巴基斯坦之外的其他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的积极互动形成鲜明对比，表明印度认为中国的立场并无助益。中国媒体在舆论塑造中表现得极为活跃，官方媒体平台大力传播巴基斯坦的宣传内容，其中不乏对印度战斗机损失情况的“夸大报道”。社交媒体上的评论者则积极配合巴基斯坦三军公共关系部（ISPR）推进的心理战行动，包括宣扬巴部署的中国产军事装备在与西方先进武器平台的首次实战交锋中所获得的战绩。这一网络舆论态势不仅凸显了中国在信息层面对巴基斯坦的积极支持，也反映出中方叙事与巴方传递的战略信息高度契合。中国相关报道刻意回避印度遭受恐怖袭击的严重程度，意在暗示“印度的军事行动反应过度”。中国专家则反复强调，此次危机可能升级为核冲突，进而呼吁国际社会通过外交干预阻止局势进一步恶化。中国对巴军事配合已远超外交协作、舆论宣传的范畴。此前被认为可能性较低的“两线作战”（two-front war，即中巴同时对印发起军事行动），已明显演变为更为紧迫的“一线强化战争”（one-front reinforced war）挑战——在未来的印巴冲突中，中国的介入可能会更加公开化。巴基斯坦首次在实战环境中公开动用中国制造的先进作战系统。其空军部署了配备霹雳-15（PL-15）超视距导弹的中国歼-10C（J-10C）战斗机，同时列装红旗-9（HQ-9）防空系统，这既展现了经多年“沙欣/雄鹰（Shaheen）”系列联合演习所锤炼的中巴作战协同能力，也彰显出其显著提升的实战水平。这种协同作战绝非象征性存在，而是直接转化为实时战场上的战术优势。巴基斯坦所使用的无人机、网络作战及网络中心战元素带有鲜明的“中国军事战术印记”。正如辛格中将所证实的，中国的情报监视侦察系统为巴军提供了实时数据、态势感知及监视能力。据报道，中国渔船等民用资产也被用于监控印度海军部署，而巴海军则始终局限于沿海活动。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发挥了关键作用，包括为霹雳-15导弹提供制导支持，这再次印证中国系统已直接融入巴战场行动体系。有报道显示，巴基斯坦将瑞典萨博2000“爱立眼”（Erieye）机载预警与控制系统（AEW&C）平台与中国系统相融合，协同击落印度战机。这一情况体现了多来源平台的复杂整合能力，而其中诸多平台的运行或整合均依托于中国技术。当前局势的演变可推出如下结论：第一，中国在硬件供给、情报监视侦察及战场咨询支持方面的重要作用，已大幅增加印度威慑体系的复杂性。中国能够在不进行公开军事介入的前提下对巴提供实时支援，这使中国得以展开对印长期战略博弈——既可以试探印度的红线，又能避免直接引发局势升级。第二，一种“新常态”（new normal）正在浮现：尽管存在核威胁，印度在对巴进行常规军事行动方面仍获得了更大自由度。与此同时，中巴也正在构建其战场协同的“新常态”，包括加大防务采购力度——6月6日，巴方宣布中国将向其提供第五代歼-35（J-35）隐形战机、空警-500（KJ-500）预警机以及红旗-19（HQ-19）导弹防御系统。这进一步巩固了巴基斯坦作为中国前沿军事装备主要接收国的地位。第三，“朱砂行动”无意间成为了中国国防工业检验装备性能的“实弹演示”，并助其在与西方系统的实际对抗中收集性能数据。这增强了中国在全球军火市场上影响力，并激励中国继续采取“灰色地带”策略，在不引发公开敌对的前提下试探印度的底线。第四，印度当前面临着与中国、巴基斯坦的“动态边界”（live borders）局势。尽管2024年10月中印在东拉达克地区脱离接触，但北部边境的重兵部署状态依然未改。同时，2021年恢复的印巴控制线及国际边界停火协议已基本失效。这种两线部署迫使印度分散资源：军队、情报监视侦察力量、后勤补给链及常规武器平台必须同时配置于两条战线，不仅要求保持战备状态，更需维持持续威慑能力。印度正进入一个中巴联合、非常规冲突与常规行动界限日益模糊的时期。应对这种“一线强化”的挑战，印度需要具备战略想象力、强化常规力量建设、健全体制协调机制，并保持外交政策的清晰明确。鉴于当前形势的变化，印度有必要重新审视其对华外交策略。中国在相关冲突局势中对巴基斯坦提供的战略支持理应承担相应代价后果。如果说印度对巴政策中“恐怖主义”与“对话”这两个维度难以兼容，那么中巴战略合作也没有理由与中印双边关系脱钩。印度或需通过外交表态、战略政策调整来（向中国）展示承担后果的信号。印度“新常态”的显著表现，是在核门槛下提升惩戒性常规作战行动的能力。这包括发展网络中心战能力、无人机等非传统作战平台，以及用于对抗中国资产的情报、监视与侦察系统。若印度想要满足日益复杂的战场需求，就必须重新审视国防开支占比下降的问题——该占比已从2014-2015年度中央支出的17.1%降至2025-2026年度的13%。面对巴基斯坦的挑衅，印度的回应需保持一定程度的不可预测性，避免条件反射式的仓促军事行动（knee-jerk kinetic actions）。如果印度的反应模式固化为选择惩罚性军事打击，可能会落入中巴联合设下的陷阱。相反，印度必须探索其他形式的反制措施，废除《印度河水协议》或许是选项之一，但还有其他可在不公开情况下动用的手段。中巴在战场上的协同行动，已不再是理论层面的隐忧，而是已然发生的现实。“朱砂行动”不仅应成为战术创新的范例，更应充当一记警钟，促使印度重新审视其国防姿态、推进部队现代化并优化战略信号的传递。印度将这一现实纳入战略规划的时间越早，应对未来挑战的准备就越充分。塑造未来格局的，并非孤立的挑衅行径，而是中巴在冲突战场形成的联合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