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危机四伏，并不太平，从持续数年的乌克兰战争到2023年10月7日发生的哈马斯恐怖袭击，从中东冲突到南海主权之争，各种危机常年不断。危机的起因不只在莫斯科或德黑兰，更主要在华盛顿和北京。究其根源，这些全球危局是美国犯下的两个相互关联的根本性大战略错误的后果。

首先，未能理解来自中共的强大威胁。第二，未能与之抗衡。结果，美国面临失去全球主导地位的风险，因为中共与弗拉基米尔‧普京独裁领导下的俄罗斯和伊朗毛拉（mullah）信徒合作，胆子越来越大。纵观全球动荡局势，美国人必须明白他们面临的这个严峻战略格局背后的三个原因。

第一，由于信奉“历史终结”（End of History）的胜利论，即中国等现代化国家正走在民主化和自由市场经济的道路上这个错误论断，美国精英们并未意识到身边的巨大威胁。大国冲突被视为过去的产物。这种狂妄造成了我们所说的“威胁通货紧缩”（threat deflation），年复一年，美国的决策者们总是忽视或低估来自中共的威胁。

其次，美国的商业利益和金融家们孜孜不倦地寻求从与北京的合作中获得经济利益。这促进了中国的崛起，因为它借此进入了西方的经济生态系统，中共当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中共在美国主要政党及政治高层的影响力，阻碍了美国对策的制定，并推动了全球化的自满态度。“接触派”学说（engagement school）应运而生，他们断言，通过与中共接触，中国将变得富裕，成为国际秩序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甚至变得开放和民主。实质上，美国心甘情愿地热心教导、培训甚至装备它的宿敌。商业利益和金融家们为我们的国家安全智囊团提供资金，这助长了对“接触派”的偏爱，进而低估了对中共的威胁。

第三，邓小平，被视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战略家之一，他推进了一项精妙的政治战策略，旨在淡化外界对中共的威胁感。邓小平的战略侧重于美国和其它西方精英社会，透过让他们获利并塑造他们对中国和中共的观感，同时利用不断增长的市场诱惑来影响他们的行为。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中共领导人掩盖了他们真实意图，将其扩张行为包装成经济发展，声称这是为了全人类的利益，而非出于战略考量，或是为了中国共产党的利益。

如今，中共已经发迹，现在正通过其全球行动，特别是在东海、南海和台湾，以及通过其在伊朗和俄罗斯的代理人，利用其全球力量损害美国的国家安全。

为了应对这个威胁，华盛顿首先需要看清共产主义中国的真面目：一个企图推翻美国的侵略性大国。

其次，美国必须支持对全球战略的教育，让年轻一代了解如何击败中共。在国内加强对有关强权政治原则和中共意识形态的教育，对于取得最终胜利至关重要。

第三，总统必须持续发挥领导作用，认清敌人面目，教育美国人民，并采取必要的政府整体应对措施。

第四，情报界未能将中共确定为一个生死攸关的威胁，这严重削弱了美国国家安全决策者识别和应对该威胁的能力。关于中共行为的基本假设受到“接触派”的影响。由于这个错误的指导，情报界反常地助长了对这一威胁的低估，持续了一代人的时间。这种情况必须扭转。

第五，美国军事领导层未能识别中共作为一个强大军事力量的崛起，也未做好相应的准备，对此他们必须负起责任。特别是，美国海军领导层未能认识到海洋领域在对抗中共大战略及其海军现代化努力中的核心地位，这与从二战到与美苏冷战期间前辈海军将领的积极表现形成了鲜明对比。领导层需要将重建美国海军以应对中共威胁作为当务之急。

美国无意中助长了敌对势力的兴起。现在，俄罗斯和伊朗正在中共为其提供的战略空间内活动。如果美国不采取行动结束其对威胁的低估，打破对外政策中“接触派”对美国外交政策主流的束缚，并通过将中共从权力中驱逐出去，来击败它，那么这个敌对战略空间和北京的对外侵略行为只会有增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