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九年二月初的中越边境自卫还击战中,在参战部队里活跃着一批越语翻译官，他们都是被那个背信弃义的黎笋集团驱逐归国的华人华侨。然而，他们在正义感的召唤下，积极报名应征入伍，成为了军队建设的一个亮丽的组成部分，义无反顾地冲向制止反动势力猖獗的战场。

    这批特殊军人，是在战前不久入伍的，一到部队后，他们所面临的工作有三项：一是本身先学好普通话；二是操练军事基本要领；三是帮助战士学习越南语言。

    记得元旦过去不久我当上了文书，一个残留着寒风又乱漂着细雨的下午，连长叫我去团部接一个新兵。到了司令部后，司政协理员将一个身高不过1.65米，体重不足50公斤，一身五号军装罩在身上还显空荡，而且长相也很一般的二十来岁的新兵带到了我的面前，对我说：“小张，这是你们连队的翻译官，具体情况你看档案”，说完就走了。我过去帮他把背包接了过来，带着他从乡间的玉米地头绕行向连队走，他在后面用很浓的广味普通话问了我不少问题，我对这个矮小个子、特别那走路时的外八字步和略显不太干净的小向，在我的第一印象里是没有好感的，所以回答他的问题的热情相对也就少了许多。

    回到连队，连长一见到这个新兵只问了他一句：“你今年几岁？”差点让我大笑起来。然后就轻描淡写地对我说：“白天让他到一班报到参加军事训练，晚上和你住一间房子，告诉他好好学学普通话”。

    在随后的近一个月里，他白天和一班的战士们学习军事，整天是一身泥一身汗的，他对单兵动作训练特别刻苦。晚上就和我睡一个房间，慢慢地我才知道他回国后全家安排在广西的一个农场里，他上有三个哥哥，在越南时他家是种甘庶的。

    有天晚上他突然说：“张兄弟，怎么样才能说好普通话？”我对他说：“小向，要真正学好普通话，你可以买一个收音机来听中央电台节目”。第二天午休时他真的买回来了一部“红灯牌”的收音机，之后的晚上他就守在收音机旁听，嘴里跟着念，没几天功夫倒是和别人说的话不需要重复那么多了。正好那时的我也喜欢听一听电台节目，对于一个月只有6元津贴的我来说，要想自己拥有一部收音机简直是天方夜谭，所以每天就告诉他收听那些台，不过有一次他收到了“美国之音”，我没有制止他，还和他一起听了起来，并对他说：“要是首长问你听些什么内容，只准说都是收听中央电台节目”。

    2月17日，对越作战打响。我们师是担负着广西方向直插高平的穿插任务。126师经过一天的激战，为我师撕开缺口，从布局到东溪一线两翼全部是126师已占领区域。

    根据连队首长的分工，我和小向跟着指导员。我们的指导员是在我出生的那年从广东汕头入伍的，身体比较肥胖，那个时代还没有啤酒，也不知他的肚子怎么会那么大。当傍晚时分，我们越过了边境线，虽说遇到了敌人的抵抗，但都是一些被友军打散了的零星火力，当时我们连队是82无炮连，属于跟随步兵火力，我们的梁连长果断下达了“弃车徒步跟随步兵投入战斗”。敌人的迫击炮时不时地向我们射击，战士们都是朝着新炸开的弹坑里跃，只是苦了指导员一跳下后，再要爬起来就相当困难，我和通讯员当时是从连长与指导员之间来回跑，有时还得去找班排长，没功夫去照顾指导员了。不过每次我就看到小向跑过去将指导员拉了上来。当天黑下来后，我们进入到一个山谷里，到处是人，队形全乱了，人挤人，整个部队已不成建制。我们连队就剩下我和连长、通讯员，还有一班的班长、一炮手、二炮手在一起。直到凌晨1点多，不知道是那个连队用喇叭带头叫各自连队集合的地点，这个喇叭是配给翻译官用来对越军喊话用的，此时用上虽说有暴露目标的危险，但也不愧是一个最好的办法了。我们几个人也只好集中精力、用心地在想听到小向的声音了。可急人的是人多天黑，叫声又此起彼伏，连长对另几个战士说；“把小张抬起来，让他好好听”。我被他们抬起来以后，四处侧耳细听，在我们的后方隐隐约约听到了小向的声音，我们几人赶紧编队，大家都是腾出一只手死死拉着前面一人的腰带，慢慢地向后退去，经过近半小时后终于清晰地听到了小向的叫声，当我们重新集中在一起时，只差一个班没齐，小向走到我的面前，抓住我的手，我明显地感觉到他的手在发抖，我用力紧紧反抓着他的手，还能看到了他两眼在月色下的那种液光。部队经过短暂的休整后，开始了急行军，绕过敌军所炸水库的泥潭，抵达东溪，在这里就进入了我师独立穿插地带了，我们连队也按照要求配属到各步兵营，连长将通讯员和我调换，从此以后的近二十天里，和小向就分开了。

    3月5日，中国政府宣布撤军。我连各班排在6日除牺牲的3人、负伤的6人以及司机班以外的人员全部归建。与步兵七队同驻扎在一个小村子里，而仅仅休整了两天就开始闹泄肚子，连队不少人在那几天里肚子疼痛，四肢无力。经过治疗和吃了一种当地的草药后才恢复正常，那几天的我就是统计武器装备、发放各种物资，补充弹药，忙得不可开交，小向成天给我帮忙。他的普通话很标准了，而且对成语也可以运用很多了，我问他怎么进步这么快，他笑笑说经常听别人说话，自己再重复着说。他还对我说：回国后想回农场里去当广播员，不用晒太阳和被风吹；两个老婆里只有一个是他喜欢的，不想让那个不喜欢的老婆生孩子等等一些闲聊之话。在撤回国途中，有一次对一个山洞里顽抗之敌进行歼灭时，副团长叫上去一个翻译喊话，他毫不犹豫地冲了上去，几分钟的喊话，有5名敌人请求投降，顺利完成了任务。

    3月16日，我们连队安全地回到了水口关，看到五星红旗，我们一个一个地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可小向站在桥上，朝越南境内的远方深深地放眼望去，后来他对我说：“他的祖父母都埋在了那里，不知道今后是否还可以去看看。没多久，这批穿上军装不到半年的特殊军人就复原了，小向在临走那天，他到每个班转了一圈，到连队首长的房子里与干部们说了一会话，回到我们住的那个房间里后，他把一支“英雄牌”钢笔送给了我，我把我参战前的一张照片给了他。就这样他走了，离开了他刚刚熟悉的火热军营。在后来的评功评奖中，连队给他报请了“三等功”。证书和奖章都是我给他邮寄的。

    这一晃悠就是三十年过去了。那个个子不高、长相一般的越语翻译，你可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