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2月10日发表题为《为什么围绕乌克兰问题的调解总是失败？》的文章，作者是新线战略与政策研究所研究员尤金·乔索夫斯基。全文摘编如下：

　　随着俄罗斯和北约军队继续在乌克兰周边集结军事力量，欧洲领导人本周已经进入了加紧外交斡旋的状态，试图调解乌克兰僵局并避免战争。国际社会作出了各种努力展开斡旋，乌克兰冲突还是持续了近8年。为什么和平如此难觅踪迹，调解基本以失败告终？除了让人感到悲观以外，它是否也为向前迈进提供了任何经验教训？

　　要想回答这些问题，姑且从乌克兰冲突的起源讲起。这场冲突并非始于克里米亚并加入俄罗斯的2014年初。而是始于2013年11月。当时的乌克兰总统维克托·亚努科维奇决定突然退出与欧盟就一项自由贸易与结盟协议举行的谈判，转而加强与俄罗斯的融合。此举导致基辅爆发长达数月的大规模抗议活动，进而导致亚努科维奇在2014年2月被赶下台，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亲西方的政府。这就是后来人们所知的“欧洲广场”革命。

　　从一开始，俄罗斯和西方对事态发展的解读就截然不同。美国和欧盟将“欧洲广场”革命视为所谓“民主”战胜腐败专制政府的草根胜利。俄罗斯则将其视为一场非法政变，一场得到西方支持、旨在向东扩大西方影响力的政变。随后，乌克兰东部民间武装发动的起义被美国和欧盟认为俄罗斯作为交战一方直接参与这场冲突，而莫斯科对起义的描述则恰好与西方描述“欧洲广场”革命时的措辞一样：即一场草根拒绝接受一个不被当地公民所支持、不被认为合法的乌克兰政府的起义。莫斯科的观点是它与西方支持的导致亚努科维奇政府垮台的基辅抗议活动没有区别。

　　俄罗斯和西方在公开场合对乌克兰冲突起源的不同解读从一开始就反过来给旨在解决冲突的调解进程蒙上了阴影。在顿巴斯地区最初几个月的战斗后，2014年6月成立了一个以乌克兰问题三方联络小组为形式的谈判框架。该联络小组由乌克兰、俄罗斯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三方组成。与三方联络小组同时运行的还有同月以“诺曼底模式”四方会谈的形式设立的另一个谈判框架。这一框架包括乌克兰和俄罗斯为当事方，德国和法国为调停方。三方联络小组主要侧重于战术和安全问题，但“诺曼底模式”四方会谈则更聚焦战略，旨在处理与冲突相关的更广泛政治问题。

　　谈判在2014年9月达成了一份旨在结束冲突的协议，即《明斯克协议》。《明斯克协议》是一份雄心勃勃的和平协议，包含了涉及安全、经济和政治等12个实施要点。它包括立即实现双边停火、由欧安组织监督和核查上述停火、释放人质、通过颁布东部地区自治法来实现乌克兰的政治权力下放以及根据该法在这些地区提前举行选举。

　　然而，《明斯克协议》几乎立即作废，双方都没有遵守第一点（即停火）。次年初为结束冲突又展开了调解，这一次是法国和德国以及欧安组织正式作为调解人加入明斯克进程。这就诞生了《新明斯克协议》，其条款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明斯克协议》，但在从接触线上撤军和撤走武器等方面有更具体的细节。《新明斯克协议》也没有得到执行，签署后不久停火协议就宣告破裂。

　　直到今天，《新明斯克协议》仍然是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的理论基础。该协议的失败最重要的是各方对实施协议顺序的解读不同。与《明斯克协议》一样，到底是新协议的政治条款（包括为民间武装控制的地区设定特殊地位）优先于安全条款（包括从该地区撤出所有外国军事人员），还是安全条款优先于政治条款，双方并没有达成一致。按照乌克兰和西方的说法，俄罗斯必须首先作出安全让步，即撤走军事人员并监督其边界，这样才能执行《新明斯克协议》的政治条款。相反，俄罗斯和东部民间武装领导人则要求乌克兰首先作出政治让步，然后才能实施安全条款。

　　对乌克兰冲突的不同解读（包括冲突起源以及解决冲突的先后顺序）是莫斯科和西方目前在乌克兰问题上陷入僵局的根本。但它也表明了导致这一僵局的更深层次原因，即俄罗斯和西方对于整个欧洲安全架构问题的观点存在分歧。克里姆林宫对欧盟尤其是北约在后冷战向前苏联领土的扩张极其不满，普京认为乌克兰的“欧洲广场”革命不过是这种扩张的另一个前兆而已，不管是正式的还是事实上的扩张。

　　随着乌克兰与西方和北约的关系近年来有所改善，普京已经认定现在已经时不我待了，试图重新定义欧洲安全架构。是的，乌克兰至关重要，但这只是俄罗斯试图推动的真正谈判进程的一部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莫斯科在2021年12月底向美国和北约提出全面的安全要求。因此，乌克兰危机要比乌克兰重要得多，这就解释了为何调解努力很难取得任何进展，更别说取得突破了。但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俄罗斯的军事集结不一定只是为了“入侵”乌克兰这一个目的，更是为了迫使西方重新构建与整个后苏联时代的版图在功能上和制度上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