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春友：我的家乡在沂蒙山区的一个偏僻山村。她位于莒县的西部边界，我们村子的边缘——马沟河对岸便是另一个县：沂南县。村子的东部是两座山，山虽然不高，大约一百多米，但却由此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和独立的区域，犹如世外桃源一般，国家的大政方针要等很长的时间才传到这里。

在这个相对独立的区域有六个村子，都以“砚疃”名之，我们村是最大的，故名为“大砚疃”。

就是在这样一个偏远的村子里，也能够感受到“文革”的力量，虽然这力量已经很微弱。

“文革”时期的政治

“文革”的全称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它实质上首先是一场政治运动，其次就是对于旧文化的清除。它开始于1966年，终结于1976年。“文革”开始的那年我已经7岁，尽管年龄小，没有参加到“革命”中，却有了清晰的记忆。

毛主席发布指示，“要打倒一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无产阶级专政下要继续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这样开始了。

最早的记忆是“游街”，那是“文革”刚开始时发生的事。那也是我们村在“文革”中最大的一次活动，此后就再也没有这样的活动了；而在山的东边，很多村子里都形成了两派，有时双方还进行了武斗，动了刀枪。

被游街的有两个人，一个是书记，他是被揪出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另一个是民兵连长（当时每个村都有民兵连），他是“保皇派”。两个人被戴上了高帽子，就是用白纸糊成的尖顶的帽子。在全村五条街道上游了一遍，围观的人挤满了街道，最后到大队（那时全村有五个小的生产队，村这一级因而也叫大队）的会场上进行批斗。

“当权派”被揪出来了，那么谁来掌握权力呢？当然是穷得发紫的人。大队里的管理机构更名为“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革委会”的权力交给了全村最穷、且最没有文化的人。可是，他只掌管了三天的权力，其短暂的政治生涯就结束了，原因是他在盖章的时候，经常把章盖颠倒了，因为他不识字。

接着就是所谓的“破四旧”，具体内容我忘记了，但总的说来就是与旧社会、旧文化有关的东西都要消除掉，包括旧的风俗习惯。印象最深的还是烧书。全村的书收缴上来，堆成了一座小山，大约有一米半高，应该有几千本书吧，然后付之一炬。那都是历代的村民们积累下来的文化遗产啊！

地富反坏右（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可就遭殃了，加强了对他们的监管。只要有运动，他们都是首当其冲的人，大队里的贫农委员会主任可以随时叫他们来训话，有时还在村里的大喇叭上训他们：你们要老老实实，不要乱说乱动，不要梦想变天！

谁是地富反坏右，从他们走路的姿势就能看出来：走路时他们低头、含胸，迈着小碎步，从来不敢挺直腰板。他们目视地面，过往的行人视而不见，从来也不主动跟人打招呼，低人一等的样子。他们的儿子娶媳妇很困难，很多人不得不闯关东。

可是，以我的观察，地主富农都是村子里最有文化、最有教养的人，他们识文解字，待人礼貌。有一次我随父亲在富农严复声家里做家具，我当时在读《千家诗》，他告诉我说，古代的诗不是读的，而是唱的，唱的根据就是每个字的平仄。他还以孟浩然的《春晓》为例唱了一遍，可惜我没有学会。他还写得一手好毛笔字，运笔娴熟，悬腕而书，笔力遒劲，字体优美。他的几个儿子先后去了东北，在那里成了家，他后来也去了，死在了那里。

然后就是红卫兵运动。村子里隔一段时间就会放电影，曾经放过几次“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成千上万的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上，人人手举红皮儿的《毛主席语录》本，异口同声地狂热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一个个红卫兵热泪盈眶。红旗、红宝书（即《毛主席语录》）、红袖章（上书“红卫兵”几个字），天安门成了红色的海洋。我们村子里有个老红军的儿子也曾经去见过毛主席，人们羡慕得不得了。

村子里也建立了红卫兵组织。可是，有一些出身不太好或者背景复杂的人不能加入。有个人的父亲曾经参加过国民党，不能加入这个组织。他为了表示自己的“忠心”，割破手指，用血书写申请；即便这样，也没有能够被接受。后来他也闯了关东。

毛主席发表了指示，说“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于是，村里便不断地抓出一些“暗藏的阶级敌人”。有个人的父亲被揪了出来，在街上示众，因为他曾经给国民党干过事。他儿子为了表示自己的进步和忠心，就与父亲划清界限，在示众的时候带头高呼口号，叫着他爹的名字喊：“打倒某某某！”

村里还成立了红小兵组织，本人也参加了。这个组织的活动是在村头站岗放哨，盘问过往的行人。由于阶级斗争观念的深入，看见任何陌生人都觉得像阶级敌人。当时与这些过往的行人打招呼的方式也很特别，跟对暗号似的，我们说“阶级斗争”，他得回答“一抓就灵”，答不上来就被怀疑是阶级敌人。

在林彪事件之前，一直批判的对象是刘少奇，他从“文革”一开始就是毛主席的对手。记得小学语文课本第一课是“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第二课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第三节课似乎就是“打倒叛徒、内奸、公贼刘少奇！”还配有丑化刘少奇的漫画。只要提到刘少奇，就必须加上前边那几个形容词，以至于感觉它们成了刘少奇专用的词汇了。由于这种长期的丑化，当时觉得刘少奇这个名字也很难听，直到现在，我从情感上也很难对刘少奇有好感，就是由于那时这种灌输造成的。

毛主席还非常关心人民的吃饭问题。记得有一年发了一篇最高指示（那时毛主席的话一概叫做“最高指示”，在出版物中，最高指示一律用大一号的黑体字标出），教导人们怎样吃饭，说“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冬天要半干半稀”。农民们把这些话贴在灶王爷的位置上。不过，好像也没有按照这些指示去吃饭。

当时流行一句话，叫“灵魂深处闹革命”，目的是要清除人们的私心，使人们对于自己的私利在心中连想一想的念头都没有，这叫做“狠斗私字一闪念”。所以，当时我们在学校里写的作文，几乎就是一种自我检查，即使没有私念，也要说成有，然后再表示自己的决心。

为了洗刷人们心中的私念，所有的人都必须背诵“老三篇”，即三篇著作《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农民们白天劳动，晚上则进行背诵比赛。五个生产队的社员们（当时的“乡”叫做“人民公社”，每个农民都是社员）进行比赛，集体背诵老三篇。农民们大多不识字，这实在难为他们，很多人混在人群里滥竽充数。

同时还进行各种忆苦思甜活动。晚上常开会，唱忆苦思甜的歌曲。最有名的是一首哭淋淋的《天上布满星》，那曲子极其悲惨，听起来像是在哭，歌词则充满了对旧社会的仇恨：“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受苦把冤伸。万恶的旧社会，穷人的血泪很，地主鞭子……”唱到这里，人们已经泪流满面。村里有“毛主席泽东思想宣传队”，把本村地主富农剥削人的故事编写成戏剧，不时上演。另外就是吃忆苦思甜饭，用树叶子加上一点米面，做成饭团子，给大家吃。不过，说实在的，当是觉得那饭团子其实挺好吃，没有感觉到“苦”。

经过这样一番教育，除了那些从旧社会过来的人，没有人不感到新社会好、旧社会恶了。旧社会成了一团黑，没有任何可称道的了。

这样的宣传之后，年轻人对于地主、富农便不再有好感，感觉他们没有一个好东西。可是，我从老人那里了解到，其实那些地主不仅不坏，而且很好。土改时，为了完成指标，我们村的地主严复常被确定枪毙。在送往乡公所的路上，押送他的史德富故意到高粱地里解手。然而，回来时发现严复常依然站在那里。史德富发火了：“你怎么那么嘲（傻）啊？”严复常说：“我知道你的意思，可是我跑了你怎么办啊？你还有老婆孩子呀。”有这么“坏”的地主吗？

那时对待西方则采取了一种敌对的态度，到处可以看到这样的口号：“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打倒美帝、苏修！”

红宝书每人一册，家家都有。不过，实际上并没有人看，因为多数人不识字。这宝书很快变成了针线盒子，上面插满了针。此外还发行了大量毛主席的像章，各种各样的都有。一开始大家对这些像章态度很严肃，认真地别在左侧胸部的衣服上。后来发行得越来越多，也就不那么珍惜了，也没有人再挂在胸前，最后以至于在施农家肥的时候，可以从粪堆里找出很多像章。

在林彪出事之前，大约70到71年，每家堂屋（正屋）都修建了一座“宝书台”，下边是一个较窄的底座，上面有三层，成金字塔状，高约一米二三的样子。在最高的那一层放着毛主席的石膏雕塑的半身像，整个台子的颜色也是白色的。

一开始还是挺严肃的，台子上摆着红宝书。饭桌就在宝书台前，每次吃饭之前，全家人要站起来向毛主席的雕塑鞠躬，且呼喊如下口号：“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林副统帅永远健康！永远健康！”然后才坐下吃饭。然而，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不仅这个仪式没有了，而且台子上放上了锅碗瓢盆，毛主席的石膏像就坐落在这些瓢盆的中央。不知什么时候，台子也拆除了。

1971年9月13日，林彪逃的飞机在蒙古国境内掉了下来。这个消息过了很久，大约半年的时间才以小道消息的形式传到山村，然而大家都不敢明目张胆地说，只能偷偷地耳语，带着十分惊恐的表情；后来终于有了正式传达，然后就有了一个传说，说有人在那一天看到了一个巨大的火球出现在西北的地平线上。

然后，有人说，原来就觉得他像个“奸臣”！贼眉鼠目的。

于是，就有了“批林批孔运动”，说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就必须批孔，因孔丘是他的老根儿。现在看来何等荒唐，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老百姓根本不懂得这些，也没有人去关心此事。

但是大家都很恐惧，怕出问题，于是就把所有与林彪有关的东西销毁了，或者把他的两个眼睛戳上个洞，因为《毛主席语录》的扉页上有他两个人的合影，《毛主席语录》是不能销毁的，只能采取这个办法。

中间还有什么抓“五一六”分子运动；1974年到75年，还有“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是批判邓小平的。

“文革”刚开始时，村子里还有点动静，到了后来，什么运动也都变成了一个仪式了，就是大队里贴几张大字报，喇叭上念几篇稿子了事。一次一次的运动，老百姓都麻木了。老百姓本来就不懂得这些所谓的政治，因而并不怎么关心，因为跟老百姓也没有什么关系，而且大家生活都很艰难，也没有心思去关心这些。

毛主席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因为“他是我们的大救星”，这是歌曲《东方红》里的歌词，人们每天不知要唱、听多少遍。前已提到，毛主席的话被称作“最高指示”，一旦他有新的指示发布，都要提前通知全村人，几点几点大家收听。一般都是晚上八点，也就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现在我已经多年没有听这个节目了，那时早上六点半也有，节目开始时奏《东方红》歌曲，晚上开始时奏《国际歌》。

当时村里除了工人家以外，农民们没有收音机，一般人家连小广播也没有，我们家有一个小广播喇叭，也算是少见的了，常常聚集了一些人来听。这个小广播是有线广播，与县广播站连线。

每次发布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大家都很激动，尤其是快到发布时间的时候。大家平心静气，期待着新的声音；当然，不是毛主席自己的声音，而是播音员播送的。听完了以后，大队里还要组织学习。

毛主席已经被严重神化了，以至于我那时从来没有想到过他也会拉屎、尿尿，也会打喷嚏，更没有想到过他会死。他简直就成了神。因此后来他死的时候，我感到很震惊：他不是万寿无疆吗，怎么会死呢？人们都不敢用“死”这个字，而是说“没了”。因此，那天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

那是下午三点，那天似乎正好是中秋节（官方公布的死亡日期是阳历1976年9月9日，但那时我们村子里都用农历纪年，不知道有阳历，至少农民不知道，我本人也不知道），我正在田野里掰玉米棒子（就是把玉米从庄稼上弄下来，收回去），突然听到大队的喇叭响了，接着就听到了哭一样的声音：“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伟大的导师……毛泽东主席……逝世”。听到这个消息，我脑子里一阵空白，好像天塌了一般。大家也都很担心，中国该怎么办呀？那种感觉，比死了家长还要严重，好像离开了毛主席就不能活了。

我们管理区（由我们山西边的村子和山东边的几个村子组成）在山东边的蓝家管庄设了灵棚，开追悼会那天，所有的人都去了，我也去了，大家排成对，面对毛主席像鞠躬，很多人痛苦失声。我本来也想哭，但不知道为什么哭不出来。

过了一段时间，传来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理论上说，“文革”也就结束了。当然，又开始了批判“四人帮”的运动，所有的坏事都被推到“四人帮”头上。

接毛主席班的是华国锋，称为华主席。对华主席的印象有两个：一是他曾经改了国歌的歌词，改成了“跟着领袖华主席，前进！前进！”不过，前进了没有多久，又改回去了。

第二个印象便是我们村子里产生了一起与他有关的冤案：村里有位老兄闲着无聊，在田野里干活休息时议论了几句，说“我要是‘四人帮’，就拿枪把华国锋崩了他！”结果，被一个小伙子告了密，成了“现行反革命”，判了七年徒刑。后来那个小伙子也没得好死，死了老婆后精神有些不正常，不久自杀了。这大概是“文革”在我们村子里遗留下的最后一场悲剧了。

通过这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实际上是整人运动），恐怖的情绪被灌输到每个人的心中。人与人之间形成了相互的提防和隔膜，没有人敢说真话，因为任何真话都有可能成为罪证，都有可能被人告发。即使私下里说话也是如此，原因是当时鼓励告密，谁告密就受到嘉奖，因而差不多是“道路以目”，人们相遇时只能打哈哈。

即便是自家人在家里说话也非常谨慎，总觉得有人在房子后边偷听。听收音机偶尔拨到台湾对大陆的广播，得赶紧拨过去，据说谁偷听“敌台”，公安局立刻就知道。而且听惯了“文革”时期收音机里高亢、嘹亮声音的耳朵，再听台湾播音员的声音，感觉非常刺耳，简直就是“黄色声音”。

传统的人伦当然也几乎破坏殆尽，既然“造反派”可以造任何人的反，既然谁都可以整，既然父子可以断绝关系，还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文革”时期的爱情观念

在“文革”的词典里，没有“爱情”这个词，因为那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是要坚决反对的；也很少使用“爱”这个字，往往是用“热爱”，比如“坚定地热爱社会主义”、“热爱毛主席”等。

人与人之间只是一种阶级之爱，有对于解放军的热爱，有对于无产阶级的爱（然而这只是口头上的，因为实际上谁都不愿意当无产阶级）。特别强调出身，可以说是唯出身论，只有贫下中农才能够当兵，因而凡是当兵的都是根红苗正的，所以不仅社会上一般人对当兵的有好感，而且姑娘们也趋之若鹜，当了兵，找媳妇就可以挑挑拣拣。

至于男女之爱，则是拿不到台面的事，这方面的观念是极端保守的，可以说还停留在中世纪的水平。在农村几乎依然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由恋爱被认为是有伤风化的行为，是严格禁止的。谁家的女孩自由恋爱了，是很丢人的事。有一位外村姑娘与我们村的小伙子恋爱，结果轰动了周围几个村庄，女孩被家人关了起来。即便领了结婚证，同居也是禁止的，被认为是一种流氓行为。

这种观念表现文艺作品里，就是作品中的男女几乎都是单身，根本没有爱情故事，甚至连两口子都很少。“八块样板戏”中不仅没有爱情，而且连两口子都不同时出现，甚至另一方根本就不出现，配偶要么死了，要么外出了。《红灯记》里三位主人公——李玉和、李奶奶和李铁梅，均为独身。《沙家浜》中的阿庆嫂有丈夫，但他“到上海跑单帮去了”；《龙江颂》中江水英去大队长家做工作，问大嫂哪里去了，回答说“开会去了”。

那时候最侮辱人的话是“流氓”，这个词特指在男女关系方面不干净。说一个人是流氓，是最严重的人格侮辱。一个人如果有这样的作风问题，不仅是一个道德问题，还是一个政治问题，领导要过问，甚至还要开批斗会，改造他的思想。“作风问题”是最有损面子的问题，一个人一旦被指为有这个问题，就无法在人面前抬起头来，因而许多人因这类错误而闯了关东。村里有个人被指为有男女关系，于是就进行改造：当我们干活休息的时候，他得站在太阳底下，手别在腰后边，弯着腰，晒太阳。后来他只好逃到东北去了。如果一个人与多个人有性交往，那么就是严重的“淫乱罪”，是要判死刑的。

恋人之间互称同志，恋爱不叫恋爱，叫革命友谊。性爱方面的知识就更是空白，人们只能偷偷地去寻找。男女之间的交往极其严肃，保持着很大的距离，哪个男人要是有这方面的一点点表示，就被认为是思想不干净。女孩子胸部发育起来，会感到羞愧，要用布勒紧，甚至含胸，免得被人看出来。

这种观念到了八十年代初依然存在，对于一些病态的心理也当作道德问题来处理。记得上大学时（那时虽然文革已过，但观念依然没有大的改变），有天夜里人声轰然，原来，有个年轻老师经常偷女生的内衣，还去女厕所，被人抓住了，他逃跑的时候被体育系的学生捅了一刀子。当时觉得这样的事情是骇人听闻的。不言而喻，他受到了严厉的处分。现在看来，他那其实是一个心理问题，并非严格意义上的道德问题。

在性爱观上的这些现象，实际上是普遍存在的禁欲主义的一种表现。对于人的种种欲望，采取压抑甚至消除的态度，对于性爱当然也是限制到最低程度。各种政治运动，尤其是红卫兵运动，都起着抹平男女性别差异的作用，女红卫兵个个都男性化了，所谓的“不爱红装爱武装”，她们不仅穿军装，而且折磨起人来一点也不比男红卫兵逊色。

现在有些人美化那时候的爱情，认为那时的爱情纯洁、美好，这纯粹是一种误导。那种所谓爱情是建立在愚昧、无知基础上的，是人性高度压抑状况下的一种表现，实质上是一种精神恋爱，因而是畸形的，是不值得提倡的，因为它违反人性。

“文革”时期的文学与文艺

“文革”时期的文艺，完全是一种政治的符号，几乎没有艺术性可言，因为政治代替了艺术，成为政治的工具。所以，文艺作品都是政治观念的图解，干巴巴的，没有人性。

由此致使文艺作品没有个性，千篇一律，全都表现阶级斗争，表现无产阶级如何战胜坏人；人物脸谱化，凡是坏人都长得贼眉鼠眼，面色青黑，似乎营养不良，而正面人物则形象高大、英俊、雄壮、威武。

“文革”以前的小说都被列为禁书，禁止出版，人们只能从私人渠道秘密阅读。当时书店里卖的最多的是浩然的作品，《艳阳天》和《金光大道》，这两部书也是当时最有艺术性的小说，其他小说则几乎无法卒读，诗歌纯粹是政治口号。浩然这两部作品之所以还有点艺术性，可能是由于它们是“文革”之前写的，前一部更好一些，写得较早，而后一部的写作一直延续到“文革”。而且他本人就出身于农民，长期生活在农村，对于农民有深刻的观察和了解。书中所描写的人物虽然也有脸谱化的倾向，但不严重，大多都栩栩如生，甚至可以在我们村里找到原型。“文革”时期出版的其他小说则直接是政治观念的图解。

“文革”以前的歌曲全部被禁止演唱，包括现在所谓的那些“红歌”，如《洪湖赤卫队》插曲、歌剧《东方红》里的插曲等等。旧京剧也被当作“四旧”禁止演唱。不过，这些歌曲和京剧，村里很多人还会唱，在私人场合也有时会听到。我们队的张有胜就会唱很多“文革”前的歌曲，非常好听，与“文革”歌曲完全是不同的风格。我父亲他们那一帮朋友，都喜欢旧京剧，大多数会唱几句。唱得最好的是严春岭，他尤其善于唱《四郎探母》，我父亲会拉京胡，给他伴奏。有一次春节时在我们家唱《四郎探母》，引来了满院子的听众。当然，这只能在我们家里唱。那时听着《四郎探母》这个剧名，就觉得很“封建”，很刺耳。偶尔从收音机里听到台湾的歌声，要赶紧拨过去，那时听起来就是一种靡靡之音；有时听到邓丽君的声音，感觉那就是黄色歌曲了。

“文革”式的歌曲，歌词基本上都是口号式的，曲子则是进行曲，极少有抒情歌曲。那些歌曲，听起来像是呼口号。最典型的是《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其歌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嗨！就是好！就是好来就是好就是好！”简直是在抬杠。但间或也有富有人情味的歌曲，如《老房东查铺》，就很抒情。

“文革”期间只有革命歌曲，以至于“革命歌曲”成了歌曲的代名词。当时是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有一天有个学生唱的歌曲不是革命歌曲，结果被贫下中农听到了，他向领导打报告说：那个学生唱“黄色革命歌曲”！

八部样板戏的词政治味道极浓，就它们所表现的政治倾向来说，作为一个整体的艺术作品而言，不该肯定，但曲子却有值得称道之处，有很多抒情的成分，这些曲子有一定的人情味，有个人的情绪在里边。《智取威虎山》里的杨子荣、少剑波、李永奇、《沙家浜》里的阿庆嫂、郭建光和刁德一都唱得极好。

由于看了无数遍，加上我们村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还排练和演出了《智取威虎山》全剧，以至于那时的孩子们都能够全部唱下来。

“文革”前所有的电影几乎都禁止演出，唯有几部可以演的，便是《英雄儿女》《铁道游击队》《地道战》《地雷战》等，《上甘岭》那样的影片都不允许上演。这些电影还算好的，因为是“文革”之前拍摄的，尚有一定的艺术性；“文革”时期拍摄的电影直接就是形象化了的政治符号，比如《决裂》《春苗》等，反映“文革”中出现的所谓新生事物，如前者就是反对上大学进行文化考试，主张要看谁手上的茧子厚谁上学。我父亲看了这个电影后说：我手上的茧最厚，为什么没有人来找我去上大学？可见这个政策之虚伪，上大学的人实际上大多都有关系，没有关系的也只是树几个典型而已。

文革时期的文艺作品所塑造的人物，正面的人物都只考虑国家的事，从不考虑自己的事，他们口里说出来的话没有一句是属于自己和涉及到自己的，因此他们是没有个性的，因为所有作品里的英雄人物都一个性格、一个腔调说话；而反面人物倒是更有个性一些，因为他们自私自利，只考虑自己，比如《沙家浜》里的刁德一和胡传奎、《红灯记》里的鸠山和《智取威虎山》里的滦平与座山雕，都栩栩如生。所以，这些反面人物倒显得更真实。

由于没有别的电影可看，每次放的都是那几部电影，结果，孩子们都已经背上了每一个情节，一边看一边说：你看他要拿手枪了，或他要笑了。

当时能够看到的外国电影，只有阿尔巴尼亚的、朝鲜的，偶尔还有越南的。那些电影虽然也是跟中国的电影一样，贯穿着类似的观念，但是却有一定的艺术性，而且风格与中国电影也大为不同，因而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阿尔巴尼亚的电影，我记忆最深的是《第八个是铜像》；越南的电影看过一次，但记不清名字了；朝鲜电影最轰动的是《卖花姑娘》，很多人走三十里路到县城的影院去看，后来到山东边的蓝官庄放映，据说由于过于拥挤，踩死了一个人。

总起来说，这个时期的文艺作品单调乏味，品质单一，存在着严重的概念化，创造的原则是所谓的主题先行论，实为政治概念翻版论；它们无一不是歌颂红色革命者的伟大与胜利，无一不是控诉旧社会的黑暗，无一不是消除人的个性，无一不是强调个体牺牲自己，献身于所谓的整体；缺少人情味，均为政治观念的符号，甚至是政策的形象化。经过这样的洗礼，人们的思想就变得单一而单纯了。因此，不难理解，这种所谓的单一与单纯，实质便是愚昧和无知。

“文革”时期的物质生活

从小听到的都是社会主义好、旧社会坏，因而从来没有怀疑过我们过的是幸福生活；尽管当时的生活极其艰难，勉强能够维持生存，也听父辈的人说过“大跃进”和三年饥饿的悲惨状况，但从来没有怀疑过社会主义好。因为，人们已经彻底地失去了怀疑的能力和可能。所以，当感官上的感受与观念相矛盾的时候，宁愿相信观念也不相信感官和现实。

在我们耳边经常听到的是：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因此我们一定要解放全人类；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因为台湾人民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可是，后来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发现事情似乎正相反。那时候真的觉得我们很幸福——尽管不知道幸福在什么地方，因为当时完全信息闭塞，我们对于外国甚至国内的其他地区一点也不了解，所知道的都是形势大好的消息。

全大队为一个核算单位，但具体的劳动则由五个生产队各自组织。各个生产队有自己的管理组织和单独一套物质生产资料，如牛、驴、农具、土地等。每天大家一起劳动，在同一块地里锄地或撒种。那种劳动方式当然也有它的优点，大家一边劳动一边说笑，很愉快，也有一种归属感。然而，效率很低，常常是晚出早归，谁都不愿卖力气干活，因为干多干少，最终的结果都与自己无关，缺少干活的动力。

田野里的庄稼萎靡不振，稀稀落落，产量极低。收入就更不用说了，干一年活，到头来常常不仅分不到钱，家里劳力少的反而还要向队里交钱。干一天活，也就是一个工日，一般几分钱，多的时候也就一毛钱。最好的一年，大队里一年挣了三万块钱，那年每个工日一块钱，那是相当高了，在我们那一带轰动一时。这个成绩的取得，是因为那年的副业搞得特别好，大队里开设了染坊、木匠铺、铁匠铺、缝纫铺等。然而这种情况是非常短暂的，只有这一次。

人们干活没有劲头，还有另外的原因，这就是生活太艰苦了，吃着最粗糙的食物——地瓜。地瓜的生命力强，产量高，所以大队里种的几乎全是这种庄稼。可是，这种东西吃到肚子里，由于那时肚子里没有油水，就从胃里往上翻酸水，那个难受劲儿，一言难尽。而且地瓜没有什么营养，很快就会饿，干一会儿活就没有劲儿了。可以看到，在土地上干活的人们少气无力，精神不振，如同那些发蔫的庄稼。

很多老人们说，在人民公社的生活，还不如给地主打长工。严安福就是这样说的。论辈分，我叫他大爷。他常说，在刘验农家当长工，生活比现在强多了，整天吃白馒头。刘验农是我们村有名的地主，土改时被处死了。我听了他的这个说法，感到他很“反动”，心里犯嘀咕：不是社会主义好吗？不是旧社会穷人受地主压迫吗？他这个打长工的人为什么还怀念旧社会、说地主好呢？

实际情况真是如此，村里的地主只不过是通过勤俭过日子积累了一些钱，买了几十亩土地，自己种不过来，需要雇佣乡亲们干活。他们必须把最好的饭菜给打工的吃，否则干活的人就会偷懒，甚至搞破坏活动。有一次他们到别的村里给地主干活，早上和中午都没有吃肉，大家很有意见，下午干活时就把栽上的秧苗都轻轻地往上拔了一下，这样肯定就活不了了。到了吃晚饭时，大鱼大肉地上来了，他们后悔不迭，一边吃饭一边说：可惜了！可惜了！所以，与人们对于旧社会的所谓“控诉”相反，地主倒是吃糠咽菜的，地主们倒是受长工的欺负。

国家为了发展农业，树立了大寨这个榜样。学它什么呢？学它艰苦奋斗，学它改造山河。然而学习的结果并不理想。山岭上的土地土质本来就薄，经过改造，也就是深挖，把原来可以种庄稼的松土层底下的生土翻了上来，那些生土都是还没有软化的渣子，庄稼由此长得更萎靡了。为了扩大土地种植面积，把存在了几百年的祖坟也挖了。在村外西南角，有个很大的严家林，埋葬着严家世世代代的祖先，数百棵古老的柏树笼罩着几百座坟墓，大多数树有一抱那么粗。这些坟全都挖出来，有后人的埋到了山坡上，没有后人的就没有再立坟，骨头不知道扔哪里去了。

经过这些改造，依然没有起色，艰难的生活照旧进行着。全村农民没有一辆自行车，没有一个人有手表。只有吃国库粮的人（即给公家干活的人）才有自行车和手表。那么农民们怎样来计算时间呢？看太阳。计算早上时间的单位是“杆子”，如说“太阳几杆子高的时候”。至于这个“杆子”有多长，就凭感觉了。中午时间的计算，是在地上插一根棍子，看太阳照的影子，影子正南正北的时候，就是十二点，这时就可以收工了。

当时县城周围的农村比较发达一些，农民们多数有手表。那时我们村里的人们也曾经说：什么时候我们也能够像他们那样啊。说那话的口气完全是绝望的，根本没有那种可能性。由于养成了这种习惯，以至于后来实行改革以后，有些追赶时髦的年轻人刚带手表的时候，人们嘲笑说：庄稼人带什么手表，看太阳就行了，有钱烧的！

一年当中，吃不了几次饺子，也吃不了几次肉。有的人家富裕一点（主要是村里的干部们），不过节也经常吃饺子，有人就笑话说，不过年吃什么饺子！大多数人家也就过年的时候生活才会好一点。所以，孩子们期盼着过年，可是那个“年”总是遥遥无期，好像在故意躲着孩子们，一年简直像一个世纪那么长。有时煮一锅地瓜干，人吃剩下就喂猪，人与猪吃着同样的饭食。至于养的猪，可想而知，总是像个瘦猴子，不长肉，人都吃不饱，何况是猪！

全家人一年就吃一坛子花生油。因而买猪肉的时候一般都想买肥的，以便熬出油来炒菜吃。那时候的猪本来就长得瘦肉多，肥肉少，而买的人又多，那就得需要有熟人，认识卖肉的才能够买到肥肉。当时的猪肉不准许个人买卖，只有公家的一个窗口可以出售。

肉、粮食、布匹也不是随便买的，要凭肉票、粮票和布票，没有这些票，有钱也买不到。一切都由国家定量供应。个人的自由买卖完全禁止，被作为“资本主义尾巴”铲除。

我们家的花生油挂在房梁上，可能是怕老鼠偷油吧。没想到人也偷油吃呢。有一次父母没在家，我和弟弟踩着板凳，用一根筷子插进油坛子里，将筷子上的油抹到煎饼上，撒上一些盐粒，吃起来那个香啊，无法形容。以后再也没有吃过这么香的东西。那种感觉定然是由于肚子里缺油水而造成的。

刚才说到了吃，还有穿和住。住还算好办，山上有石头，可以用来垒墙；山上有一种植物叫黄草，非常耐腐烂，可以用来做屋顶。穿就不那么好办了。买公家织的布，很贵，没有钱买不起；只有自己织布穿。秋天，棉花收下来以后，妇女们就忙碌起来，家家都有纺线车。线纺完了，交给织布的。村里有几家专门织布的，其中最有名的是严新兴，他家有个土织布机，是用木头做的，相当复杂。我见过他织布的样子，手脚并用，非常忙活。从织布的家里拿来织好的布，再拿到染坊去染色。村里有名的染布匠是张单庭，他能够染出带花的布。所有的布都是一个颜色：深蓝色。所谓花布，就是布上面有一些白点和白色的图案而已。

夏天还好办，衣服多些少些都无所谓。常见有人穿的几乎是衣不蔽体，短裤的边缘处像是被风吹了好久的红旗那样，飘着很多带子。衣服上的补丁，是补了又补，很难见到新衣服，以至于刚穿新衣服时觉得不好意思。

冬天的日子就不那么容易过了。那时候的冬天似乎特别特别的冷，它好像总是和穷人作对，无论穿多少衣服，都觉得寒冷难耐。其实，那可能是因为身体里没有热量的缘故，身上全是瘦肉，没有脂肪，当然就不耐寒。孩子们虽然穿着很厚的棉裤，可是脚后跟依然被冻坏，直到来年夏天，冻疮才会消失。孩子们的后脖子中间都有一道很深的沟，大人说那是“馋窝子”，意思是：有这道沟意味着馋。现在看来，那哪里是什么馋？分明是缺营养的标志。

床上没有褥子，铺着的就是凉凉的席子，席子底下铺着一些秫秸，还有一些草。刚躺下的时候，席子冰冷，感觉像躺在冰块上。屋子里也是很冷，最冷的时候，早上醒来鼻子上是一层白白的霜雪。

然而奇怪的是，人们却很少得病。孩子们也都很健康地活着，因为生病而死的很少。

生活的艰难使很多小伙子找不到媳妇，村里有不少的光棍。没有办法，总要传宗接代，于是有人就想出了“换亲”这种方式：就是把你的妹妹嫁给我，我的姐姐嫁给你。不用说，这种方式大多是以违背女性意愿为前提的。这种情况下，男方要么是家里穷，要么是长相差或者年纪大，女子们也只好委曲求全了；也有性子刚烈的，宁愿自杀，也不换亲。

至于说到公平，实在是从来没有感受到过。农民们的日子度日如年，而书记家的日子却有滋有味。村里有点权的人，无不为自己捞得多一些。

在经济上，国家的口号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不允许任何形式的个人经济存在，每家只有一小块菜地；有的人干点私活或到集上去卖点东西换点钱，就被认定为资本主义，开他的批斗会。

在教育制度方面，更是表现出不公平。那时的上学制度不是通过考试，而是推荐；推荐的标准是“又红又专”，即是说出身好、思想进步，同时又学有所长。可实际情况怎么样呢？就国家层面说，当时有个很轰动的事情，就是张铁生事件。记得他是上山下乡的城里青年，他在参加“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那时候的大学都要在前边加上这个形容词；学生在按照上述标准选拔出来以后也象征性地进行文化考试）考试的时候，没有答题，而是发了一通牢骚，说天天劳动，没有时间复习，怎么能够答得上来这些题；还批判了考试制度。结果，这个事情上了报纸，他不仅被录取了，而且成了人们学习的典型。于是，连最简单的考试也取消了。

我们几个村里又如何呢？在我升高中的时候（1974年），也是这种推荐制度，没有经过任何考试。我们班里所有学习好的，没有一个上高中的；上高中的那些人是所谓贫下中农烈军属的孩子，可实际上首先是村干部们的孩子，然后才轮到这些人。我们这些学习好的学生，没有一个出身好的，也没有当官的孩子；奇怪的是，那些村干部们的孩子和贫下中农烈军属的孩子，几乎没有一个学习好的。这样的推荐制度有何公正可言呢？这样推荐上去的学生，其学习结果可想而知。有的人因为听不懂高中课程而退学，不退学的，有的则因为听不懂而愁得哭。

人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生活就像在一个封闭的轨道里，周而复始，看不到任何改变的希望。

当时的社会治安，确实比较好，极少发生失窃事件，几乎是道不拾遗、夜不闭户。其所以如此，是由于一旦抓住小偷小摸，不是开批斗会，就是蹲监狱。然而，人们依然没有安全感，因为政治的恐怖已经渗透到人们心中，说话必须小心翼翼，否则，假如哪一句话说错，不小心就成了“反革命”，轻者入监，重者死刑。另外的不安因素就是来自帮派之间的争斗，有的地方动刀枪，听说死了人。

现在来看那时的政策，其根本精神是把人的欲望压到最低的程度，从而也就压抑了个性的发展，个性完全被整体吞噬了，成为国家机器上可有可无的螺丝钉。这种精神与中世纪极其类似，尤其与欧洲中世纪类似。在这种种的做法磨炼下，人们最终被驯服，而且最后是自我驯服，人们在内心里就自己管理自己，自己压抑自己，一旦有自私的想法，就有负罪感，产生了类似于基督教“原罪”那样的罪恶感，从而不断地进行着自我教育，自我压抑。这种对个体的压抑一定也伴随着对于人的性欲的压抑，这是人类历史上普遍的规律（同样的，人的解放，也一定伴随着性欲的解放）。

通过这样的教育活动，人们彻底失去了独立思考能力，上级说什么就听什么，特别是毛主席说的话，就像林彪说的：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尽管生活是这样的艰难，可是没有怀疑是社会的制度出了问题，更没有人怀疑毛主席的做法是否正确。所以，当八十年代初开始包产到户、单干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别扭，甚至难以接受：这不是在复辟资本主义了吗？

然而，就在实行单干的头一年，也就是人民公社解体的第一个年头，田野里的庄稼就给这种疑问以铿锵有力的回答：庄稼们一反过去萎靡不振的状态，争先恐后地把自己的茎叶伸向天空，叶子油黑油黑的，一棵棵庄稼又粗又壮，像一个毛头小伙子那样充满了旺盛的生命力。整个田野欣欣向荣，庄稼在微风中摇曳着，拥挤着，好像也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那一年的产量，比头一年翻了一两倍。

这个事实足以表明，以前那些所谓“无比正确、不容置疑”的做法，是何等地违反人性！同时又证明了，摆脱思想桎梏后的群众力量，是怎样的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