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罗马帝国，人们眼前常会浮现出军事强权、角斗士竞技与宏伟工程的壮阔图景。但对那些手握权柄的帝王而言，统治生涯实则充满了复杂纠葛与致命风险。

尤利乌斯·凯撒(Julius Caesar)凭借强权布局，为首位皇帝奥古斯都的登基铺平了道路，可他并非唯一死于非命的野心家——有些皇帝在位仅数周，便惨死于亲信卫队或至亲之手。

而那些侥幸存活的帝王，则借着皇权肆意宣泄私欲、彰显权威，他们的执念往往荒诞到令人咋舌：从流放亲生女儿到征收尿液税，罗马皇帝们将不受约束的权力运用到了极致。

下面这些野心勃勃却又怪诞自负的举措，以及他们那些令人唏嘘不已的结局，堪称罗马帝国史上最另类的篇章。 

流放亲生女儿的皇帝

公元前18年，奥古斯都皇帝颁布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道德改革法案，即《尤利安法》(Julian Laws)。这套法案旨在复兴罗马传统美德，通过奖励婚姻、严惩通奸来规范社会风气。

在罗马历史上，这是首次将不忠行为从私人丑闻定义为公共罪行，违者不仅会被流放，财产也会被没收。法案本是为树立公民自律的典范，可没想到，奥古斯都的亲生女儿朱莉娅却成了最知名的“牺牲品”。

朱莉娅的社交生活奢华无度、声名狼藉，很快就成了公众议论的笑柄。众多古代作家都曾记载，朱莉娅因通奸罪被判有罪后，父亲直接将她流放到了荒凉的潘达特里亚岛。

据苏维托尼乌斯描述，五年后奥古斯都才允许她返回意大利本土，但始终没有正式撤销流放令，显然对女儿的行为深感耻辱。据说，朱莉娅的亲信、前奴隶菲比那段时间上吊自尽时，奥古斯都曾叹息道：“我倒宁愿做菲比的父亲。” 

约公元前2年，朱莉娅因通奸罪被捕定罪后，奥古斯都皇帝与其断绝关系。此为《罗马史》中的雕刻版画。| 国家地理图片集

而奥古斯都对家人的严苛管控，可不止于流放女儿。苏维托尼乌斯在奥古斯都去世约一个世纪后撰写《十二凯撒传》时提到，这位皇帝的笔迹极具个人特色，辨识度极高，因此他坚持要亲自教导继承人模仿自己的书写风格，要求他们“完完全全复刻自己的笔迹”。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古典学教授汤姆·盖伊(Tom Geue)指出，这种“连写字都要管的微观控制”是奥古斯都独有的做法，足以看出他近乎偏执地想要通过让继承人“复制”自己，来巩固自己在历史上的遗产。

想给拉丁字母“加新成员”

和奥古斯都推行道德立法一样，公元41至54年在位的克劳狄乌斯皇帝也想改变罗马社会的根基——他把主意打到了拉丁字母表上，试图为其新增字母。

据苏维托尼乌斯记载，他计划加入三个新字母。为了推广这些新字母，克劳狄乌斯甚至专门写了一本书，详细阐释背后的理论依据。

这一举措看似大胆激进，实则符合古代语言演变的规律。历史学家塔西佗就曾写道，正是因为意识到“就连希腊文字都不是一下子就定型的”，克劳狄乌斯才下定决心设计“几个额外的拉丁字母”。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斯蒂芬妮·弗兰普顿(Stephanie Frampton)在《文字帝国》一书中也提到，在当时的认知里，克劳狄乌斯新增字母的行为，其实是对语言和字母表随时间发展这一传统的延续。 

尽管后来的考古发现中，能找到这些“克劳狄乌斯字母”的使用痕迹，但这次尝试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苏维托尼乌斯指出，这些新字母没多久就被人们弃用了——即便贵为罗马皇帝，也没法强行改变大家的书写习惯。

强迫臣民当“听众”

如果说奥古斯都一心扑在治理家族与帝国上，那公元54至68年在位的尼禄皇帝则更痴迷于娱乐和表演。虽然生来就注定要步入政坛，但尼禄却一心向往舞台，渴望成为一名演员。

除了写诗、参加战车比赛，他还经常强迫臣民去看他的音乐独奏会。据苏维托尼乌斯描述，“只要尼禄在唱歌，就算有天大的急事，也没人能离开剧院”。

更离谱的是，有孕妇在他表演时突然临盆，直接在剧院里生下了孩子；还有些人为了一直给他鼓掌，累得筋疲力尽，只能冒险从剧院的墙上跳下，想冲破紧锁的大门逃走；那些走投无路的人，甚至会装死，就为了能被当作尸体抬出剧院。

这些故事或许有夸张的成分，但也足以看出尼禄的荒诞。

不过，关于尼禄的其他传闻，可就没这么“荒唐可笑”了，反而充满了暴力色彩。他与身边女性的关系，处处透着残忍。

当他厌烦了控制欲极强的母亲阿格里皮娜插手朝政后，就开始密谋杀害她。几次下毒都没成功，他又策划了一场海难，可没想到阿格里皮娜竟然游泳逃了回来。得知母亲幸存的消息后，尼禄再也没了耐心，直接下令将她刺死，还对外谎称她是自杀。

阿格里皮娜死后，尼禄的残暴更是变本加厉。他先与妻子奥克塔维娅离婚并将其流放，随后又罗织通奸的罪名，把她处死；苏维托尼乌斯还声称，尼禄的第二任妻子波佩娅怀着他的孩子时，被他活活踢死——不过这个说法很可能是为了凸显尼禄的残忍而编造的。 

尼禄对身边人的冷漠，甚至延伸到了罗马城的普通民众身上。不少古代历史学家都指责他在公元64年故意点燃罗马大火，只为清空土地，好建造自己的奢华宫殿。

卡西乌斯·迪奥记载，大火熊熊燃烧时，尼禄登上宫殿屋顶，打扮成里拉琴演奏者的样子，唱起了《罗马的陷落》。虽然这个细节很可能是假的，但却坐实了他沉迷表演的形象。 

靠贩卖阉人发家

尼禄死后，罗马陷入了一年的内战乱局，直到公元69至79年在位的韦帕芗(Vespasian)登基，帝国才重新稳定下来。

但这位弗拉维王朝的开国皇帝，发家史却不太光彩——他虽然因在第一次犹太战争中征服了犹地亚大部分地区而闻名，但最初的财富，很可能来自奴隶贸易，而且专门贩卖阉人。 

公元62年左右，还没成为皇帝的韦帕芗结束了非洲总督的任期，那时他正陷入严重的财务危机，信用彻底破产，只能把财产抵押给弟弟。走投无路之下，他投身了当时最声名狼藉的生意。

苏维托尼乌斯说他是个“不务正业的商人”，专门做“骡子”生意。2002年，A·B·博斯沃思(A. B. Bosworth)在《古典学季刊》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提出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观点：当时拉丁语里的“mulio”(原本指“骡夫”)，其实是奴隶贩子的代称，而这里的“骡子”也不是真的牲畜，而是被奴役后又强行阉割的男孩。

在罗马的奴隶贸易中，阉人是非常昂贵的商品，如果韦帕芗真的做这行生意，那他能迅速重振财富就说得通了。

即便后来当了皇帝，韦帕芗也没放弃从“灰色行业”赚钱。爱荷华大学古代史副教授萨拉·E·邦德(Sarah E. Bond)表示，韦帕芗本身很节俭，但他登基时，接手的是一个“财政濒临崩溃”的帝国。

为了推行紧缩政策，他恢复了一项早就被废除的税收——“尿液税”。要知道，在古罗马的洗涤和制革行业里，尿液可是重要的原料。邦德解释道：“这些尿液一方面来自公共厕所，另一方面来自公寓住户——他们会把陶制夜壶里的尿液倒到街上。”

虽然没法精确算出这项税收能带来多少收入，但“在一座有一百万人口的城市里，有几百家制革厂和漂洗厂都需要用这些人类排泄物来生产”，所以这笔税收肯定为韦帕芗带来了不少钱。 

苏维托尼乌斯和卡西乌斯·迪奥都记载过这样一件事：韦帕芗的儿子提图斯觉得征收尿液税太掉皇室身份，对此非常反感，韦帕芗却拿起一枚金币反问他：“这东西有臭味吗？”这就是谚语“金钱无臭味”的由来。

死于过量奶酪

并非所有罗马皇帝的怪癖都这么离谱。公元138至161年在位的安东尼努斯·庇乌斯(Antoninus Pius)就是个喜欢奶酪的“居家型”皇帝。

他性情温和，治国能力也很强，被后世历史学家列为“五贤帝”之一，在他统治的23年里，罗马帝国一直处于相对和平稳定的状态。

可不幸的是，他对乳制品的喜爱，最终却让他丢了性命。公元4世纪的传记合集《奥古斯塔史》记载：“他因为太贪吃阿尔卑斯奶酪，引发了高烧，最后就这么去世了。发烧第三天，他洗完澡后躺下，召见了身边的友人，下令让大家把马尔库斯推荐给军队，拥立他为新皇帝。之后，他就像睡着了一样，安详地离开了。”

虽然《奥古斯塔史》是唯一记载这件事的史料，而且它的历史可信度一直备受质疑，但如果这件事是真的，那安东尼努斯的死，在罗马帝王里也算是比较让人同情的了。 

沦为波斯国王的“人肉脚凳”

比起因吃奶酪而死的安东尼努斯，其他罗马皇帝的结局可要血腥得多：尼禄自杀身亡，伽尔巴被禁卫军杀死，盖塔在母亲的帮助下，被自己的兄弟卡拉卡拉谋害。而公元3世纪在位的瓦勒良(Valerian)，他的结局可以说是最屈辱的。 

瓦勒良在位期间，大部分时间都在东部边境和波斯帝国作战，最后不幸被波斯国王沙普尔一世俘虏。沙普尔是个出了名的残酷胜利者，他把瓦勒良当作战利品囚禁起来，还以羞辱他为乐。

公元4世纪的作家拉克坦提乌斯记载，每当“沙普尔想上马或者登上战车时，就会让瓦勒良弯下腰，踩着他的后背当脚凳”。在长期充当“人肉脚凳”后，瓦勒良的下场更惨：“最后他被活活剥皮，剥下来的皮肤里塞满了稻草，还被染成了红色，挂在波斯的神庙里，作为国王胜利的永久纪念。”

不过，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一直存在争议——拉克坦提乌斯是个基督徒，因为痛恨瓦勒良迫害基督徒，才写了《迫害者之死》，书里难免有夸大其词、耸人听闻的描述。

其他史料虽然也提到了瓦勒良被俘和受辱的事，伊朗现代纳西尔·鲁斯塔姆(Naqsh-e-Rustam)的浮雕上也刻画了他被俘的场景，但没有任何其他文献能证明“剥皮”这件事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