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广西返乡的路上，王阳明病情日重。一天，他从梦中醒来，问随行弟子：“到哪里了？”

弟子回答：“青龙铺。”

“船好像停了？”

“在章江河畔。”

王阳明笑了一下：“到南康还有多远？”

弟子说，还有一大段距离。

王阳明又是一笑，说，恐怕来不及了。

他让人帮他更换了衣冠，倚着一个侍从坐正了，就那样坐了一夜。

次日凌晨，他把弟子周积叫进来。

周积跑了进来，王阳明已倒了下去，很久才睁开眼，看向周积，说：“我走了。”

周积无声落泪，问：“老师有何遗言？”

王阳明用尽最后一点气力，向周积笑了一下，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嘉靖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529年1月9日），王阳明病逝于舟中，享年57岁。此时船位于江西南安地界。

生前，他创立的心学流派随着他的建功立业而得以流播，同时又饱受敌视、嫉妒与压迫；死后，这种局面随着政治的深度介入，从未曾消解。

但是，就在这样的思想拉锯中，王阳明和他的心学，已经深刻地影响并重塑了整个中晚明社会的方方面面。

甚至，影响到了他死后的五百年，影响到了此时此刻的2022年，并将影响到可以预见的未来。

01

成化八年（1472年），王阳明出生于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一个富裕家庭。9岁时，他的父亲王华一举考中状元，全家迎来高光时刻。

但相较于父亲目标明确的人生道路，30岁之前，王阳明的人生却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

他少年时期喜欢习武，不肯专心读书，总是偷偷溜出去做孩子王，左右调度，如战场上排兵布阵一般。父亲见了，很生气：“我家世代以读书显贵，用得着这个吗？”他反问一句“读书有什么用”，把父亲气得够呛。

后来一度喜欢诗文，打算做一个才子文学家。不过，很快就又兴趣转淡。他的文友们颇感惋惜，他笑着说，即便学如韩愈、柳宗元，不过为文人，辞如李白、杜甫，不过为诗人，都不是第一等德业。口气很大，然而什么是第一等德业，他心里其实也没谱。

他对当时流行的程朱理学感到不满意，想用实践去验证这些大学问，结果一无所得。

在北京，父亲的官署里种有很多竹子。遵循程朱理学中“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必有豁然贯通处”的教诲，王阳明和一位姓钱的朋友相约，从早到晚默默对着竹子，看谁更早透过这些竹子格出天理。三天后，他的朋友坚持不住了，中途退出。七天后，他也出现了幻觉，对竹格理遂以一场大病告终。

此后，王阳明转而学道。新婚之日，遇见个道士，两人畅聊养生成仙之道，不觉天亮了才回家。老丈人派人找了一夜，新娘子急得以为新郎连夜跑路了。

他还曾在九华山寻访著名的仙家，好不容易找到了两个奇人，一心想跟人家学习。结果，一个说他“官气未散”，另一个只对他说了句玄语“周濂溪、程明道是儒家两个好秀才”。没了。

好友湛若水后来回顾，说王阳明早年有过“五溺”：“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辞章之习，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

史学大师钱穆说，王阳明是一个多方面有趣味的人，在他的内心，充满着一种不可言喻的热烈的追求，一毫不放松地往前赶着。他像有一种不可抑遏的自我扩张的理想，憧憬在他的内心深处，隐隐地驱策他奋发努力。他似乎是精力过剩，而一时没找到发泄的出路。他一方面极为执着，事不成不罢休；另一方面又极跳动，沉迷“五溺”。这就是王阳明早年的生活状态。

一直到30岁之后，王阳明才感到自己沉溺过的东西都不太靠谱。

原因很简单，这年八月，他在山中修炼，据说状态很好，但忽然想念起祖母和父亲来，尘缘未断，因此果断放弃了这条路。

陈来在《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一书中总结道，30到34岁，是王阳明思想泛滥各家到归本圣学的转折期。

02

从道家与佛教的出世虚无中摆脱出来后，王阳明开始以自己的经历和正在建构中的新思想去开导别人，颇有几分人生导师的意思了。

他在杭州西湖边的寺院看到一个枯坐的和尚，人家说这和尚不视不言静坐了三年。他遂绕着和尚走了几圈，突然站定，大喝一声：“这和尚终日口巴巴说甚么，终日眼睁睁看甚么！”

和尚猛地惊起。

他盯紧和尚，问其家人。

和尚答：“有老母在。”

又问：“想念否？”

答说：“不能不想。”

他最后告诉和尚，听从内心良知的召唤，好好生活。

第二天，和尚打包离开寺院，重返人间。

而王阳明自己，也迎来了一生的转折与苦难。

正德元年（1506年）的冬天，34岁的王阳明仗义执言，上疏请求释放因弹劾大太监刘瑾而遭逮捕的言官，由此触怒了权势炽热的刘瑾。结果被廷杖四十，下了诏狱，谪贬至贵州龙场驿当驿丞——一个遥远的未开化之地的卑微小官。

刘瑾并未放过他，一路派锦衣卫跟踪，欲加谋害。

在后来的历史叙述中，王阳明逃离锦衣卫暗杀的事迹被传奇化：两个锦衣卫追着他到了江边，王阳明意识到难以脱身，急中生智，脱下鞋子摆在岸边，并将头上的斗笠扔到江里，伪造了一个跳江自杀的现场。而他本人早已登上一艘船，向着舟山逃去。

祸不单行，他乘商船在海上遇台风，几度命悬一线。

此时的王阳明有过隐遁不仕的打算，但担心连累父亲，便遵从内心的良知，去了龙场驿赴任。

他带去的仆人都病倒了，他自己干起了仆人的工作，种菜、砍柴、取水，为仆人们做饭、洗衣、熬药，直到他们痊愈。大家对当地闭塞的环境叫苦连天，他遂充当一名诙谐的说书人，时时活跃气氛。

人生无法选择顺境或逆境，但可以选择对待顺境或逆境的态度。熬过百死千难，王阳明即将迎来思想的回馈。

正德三年（1508年），一天深夜，王阳明忽然大彻大悟，不觉欢跃而起，若痴若狂，随从们都被他惊醒了。

他悟到以前通过外物去寻求天理，对着竹子格了七天七夜，这条路大错特错。他终于明白，“天下之物本无可格”，应该反过来，“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圣人之道不应向外在事理求之，而是向内在求之，“心即理也”。这一石破天惊的发现，被后世称为“龙场悟道”。

在此基础上，他提出“知行合一”。在当时的官学程朱理学里面，知识和实践是割裂的，王阳明将二者统一起来。

他后来又创立了“致良知”的体系，认为人的感知能力和能量很大，而且每个人都有能力和能量，应该努力去开发它。

王阳明的这些思想，就像是一颗重磅炸弹在明王朝炸开了。以前独尊孔子，后来加上迷信朱熹，但王阳明登高一呼：“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每个人都有主观能动性，不必靠一个人的智慧过日子。人人心中有一个“圣人”，努力去争取，那么人人可以为尧舜。

对于强调秩序、统一和标准答案的明朝思想界，这给了苦闷的读书人极大的震撼，同时也将王阳明推入了隐隐的危险的境地。

03

结束了三年的龙场贬谪，王阳明回归正常的官场仕途，并在刘瑾死后获得升迁。到正德九年（1514年），升任南京鸿胪卿。

他到哪都不忘讲学，想要把他的发现告诉更多人。信服他学说的人越来越多，以其学说为“异端”的人同样越来越多。但王阳明对周遭的声音逐渐不在意，他只砥砺自己做一个知行合一的人。

他晚年回顾自己的心路历程，对弟子们说：“我在南都（南京）以前，尚有些子乡愿意思。在今信得这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着些覆藏，才做得个狂者胸次，故人都说我行不掩言也。”

在儒家传统里，自孔子以来就对“乡愿”深恶痛绝，因为这种人看上去忠诚老实，其实不过是随波逐流罢了。王阳明说得很清楚，认为此种人的“忠信廉洁”是为了“媚君子”，“同流合污”是为了“媚小人”。说白了，乡愿就是没有本心。王阳明反思自己43岁以前也有乡愿的毛病，但此后就不管流俗的看法，逐渐拥有了“狂者”的境界。

何谓狂者？狂和狷，在儒家经典里经常同时出现，相较于被否定的“乡愿”，这是两种被肯定的人格。狷者的精神在于知耻不为，坚守善道，洁身自好；狂者的精神在于志向远大，勇于进取，光明磊落。用王阳明的话来说：“狂者志存古人，一切纷嚣俗染，举不足以累其心，真有凤凰翔于千仞之意，一克念即圣人。”可见，狂者虽然还不是圣人，但一念之间就可以实现精神的自我超越，由狂入圣。

正德十四年（1519年）六月十四日，宁王朱宸濠以自己的生日为名宴客，胁迫江西官员跟他一起起兵造反，史称“宁王之乱”。

王阳明时任右副都御史，巡抚南（昌）、赣（州）、汀（州）、漳（州），正奉命前往福建处理一起卫所军人作乱事件。听闻朱宸濠叛乱的消息，他立刻易服潜返吉安，一方面与吉安知府伍文定调集兵粮、船只，另一方面发出征讨令，呼吁各地起兵抗击宁王。

王阳明分析说，“贼若出长江顺流东下，则南都（南京）不可保”。所以他采取一系列兵不厌诈的谋略，对朱宸濠实施缓兵之计，拖延其攻打南京的时间。他伪造朱宸濠的亲信谋士李士实、刘养正的投降秘状，四处散布，并专门写回信，感谢他们“精忠报国之心”，由此引发朱宸濠集团内部的相互猜忌。

当李士实建议朱宸濠尽快出兵夺取南京、即大位时，朱宸濠出于猜忌，对这个建议迟迟不作回应。等到朱宸濠意识到自己中了王阳明的缓兵之计，开始发兵攻打南京，王阳明则直取其老巢南昌，迫使朱宸濠带兵回援。

一切尽在王阳明的掌握之中。南昌被打下来了，朱宸濠也在回援的过程中被生擒，这场帝国藩王内乱在第43天戛然而止。

朱宸濠被王阳明生擒时，远在北京的正德皇帝朱厚照还在忙着“御驾亲征”的各种准备。当荒诞的朱厚照自封大将军出发南征时，王阳明的捷报已送到，但他装作没看见，继续南下，一路游玩，用了四个月时间，终于抵达南京。

如此，凭借杰出军事才能为明王朝平定藩乱的王阳明，因为“破坏”了皇帝本人的南征行动以及皇帝身边的佞臣建功立业的欲望，处境变得微妙而凶险。

朱厚照身边的佞臣诬陷王阳明“先与（朱宸濠）通谋，虑事不成”，才反水。他们还暗示王阳明将朱宸濠释放，然后再由朱厚照亲自擒获，这样才能满足皇帝的虚荣心。

面对荒诞的政局，王阳明决定急流勇退。他将朱宸濠交付当时尚属正直的太监张永，然后称病，避免卷入更多的政治事端中。

荒诞的朱厚照后来在南京一个教场里，亲手“擒获”了朱宸濠，打着南征大胜的旗号回北京。途中游船落水生病，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就死了。

而王阳明终正德一朝，都未受到朝廷表彰。这种诡异的状态一直持续到嘉靖皇帝朱厚熜继位半年后，朝廷才对平乱的有功官员进行了封赏：王阳明被封为新建伯，原吉安知府伍文定升为左副都御史，其他有功官员升一至三级不等。

然而，王阳明的艰难遭遇并未到此以圆满结局收场。一场更大的打击，靠近了他。

04

随着嘉靖初年的“大礼议”事件成为新皇帝重建权力的转折点，那些追随王阳明的平叛功臣们，陆续成为了牺牲品，一个个遭到弹劾或黜官。

紧接着，朝廷上有人弹劾王阳明，而且针对的是他的学说：“近有聪明才智足以号召天下者，倡异学之说；而士之好高务名者，靡然宗之。大率取陆九渊之简便，惮朱熹为支离，及为文辞，务从艰险。”当王阳明的心学理论日渐对正统的程朱理学形成对抗时，来自朝廷的思想统一的阴影便始终笼罩在这位心学宗师的头上。

因父亲王华去世，此时王阳明回乡守制。一直到嘉靖六年（1527年）赴广西平叛之前，遭受政治打压的王阳明反而获得了宝贵的六年时间，集中精力讲学，创办书院，调教弟子，这使得他的心学进入了越压制越顽强的传播状态。他的人格魅力和思想学说吸引了众多门徒，“致仕县丞、捕盗老人、报效生员、儒士、义官、义民、杀手、打手，皆在笼络奔走中”。

史载，当时王阳明在绍兴讲学，全国各地学子不远千里，慕名而来，远近寺刹都被住满了，甚至到了“夜无卧处，更相就席”，即大家轮流睡床的地步。浙东由此成为心学传播的大本营。

嘉靖二年（1523年），王阳明门下最特立独行的弟子王艮穿奇装异服、坐“招摇车”（蒲轮）北上入京，沿途讲学，传播心学，轰动一时。王阳明闻讯大怒，设法把王艮召回来“痛加制裁”，但他的学术思想已流传四方。

王艮原名王银，出身贫苦的灶户，世代制盐为生。19岁后，他为了生计，通过贩卖私盐，用十年时间实现财富自由。他没受过系统的教育，但悟性极高，又好读书，后到江西拜入王阳明门下。

有次王艮出游归来，王阳明问他：“都看到了什么？”王艮答：“我看到满街都是圣人。”王阳明听出他的话外音，跟他说：“你看到满大街都是圣人，满大街的人看你也是圣人。”

王阳明知道这个弟子“意气太高，行事太奇，欲稍抑之”，于是将其原名“银”字去金得“艮”，赐字汝止，希望王艮行止得当，动静适时。但王艮仍以其高调的行事风格和出格的思想言论，赢得了世人的关注。王阳明去世后，他创立泰州学派，成为阳明心学中最活跃、影响最大的门派。

嘉靖六年（1527年），王阳明提出著名的“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这时，门下弟子们出现了理解的差异。

同年，广西思恩、田州二府发生叛乱，两广都御史根本搞不定，朝廷才又想起军事奇才王阳明，并让他尽快前往平叛。九月，在王阳明启程的前一晚，他的两大弟子钱德洪与王畿前来讨教。大体而言，针对老师的“四句教”，钱德洪认为要下工夫去修炼，王畿则给心灵赋予全部合理性。这就像禅宗南北两派，钱德洪主张渐悟，王畿主张顿悟。

对两位弟子的分歧，王阳明进行了调和：“二君之见相资为用，不可各执一边。汝中（王畿）之见是为利根之人用，一悟本体即工夫；德洪之见是为其次之人用，本体受蔽，要实落意念上的为善去恶。汝中需用德洪工夫，德洪须透汝中本体。”

就是说，要根据不同人而定，有利根的人，就像王畿那样做；至于大多数的普通人，则像钱德洪说的那样做。王阳明之前也强调，致良知要一天一天渐进的，就好像种树一样，“树有这些萌芽，只把这些水去灌溉，萌芽再长便再加水，自拱把以至合抱”。如果一下子转向，就像“有一桶水在，尽要浇上，便浸坏他了”。

史载，“天泉证道”当晚，两位弟子有所省悟。但这也预示着阳明心学将会走上分歧迭出的道路。

嘉靖七年（1528年）七月，王阳明平定了广西的叛乱。十月，嘉靖皇帝朱厚熜读到他上奏的捷报后，却大发雷霆，说王阳明的捷报“近于夸诈，有失信义，恩威倒置，恐伤大体”。总之就是怀疑王阳明夸大战功。

此时，王阳明已经病重。不等朝廷同意，他自己就率性踏上了返程。朱厚熜并不体谅这些，说他无诏行动，目中无朕。那些惯于诋毁的朝臣，也都出来添油加醋，说王阳明是“病狂丧心之人”。

王阳明已经不想，也没办法应对周遭的诋毁。漫长的归途只走了一半，他就病逝于江西南安的一条小船上，留下“此心光明，亦复何言”的遗言。

05

朱厚熜对王阳明的刻薄寡恩，根源很快就暴露出来：嘉靖八年（1529年），王阳明死后没多久，朱厚熜发布谕旨称，“守仁（王阳明）放言自肆，诋毁先儒，号召门徒，声附虚和，用诈任情，坏人心术”。

原来是因为，王阳明的心学所蕴含的人性解放、独立思考、怀疑一切、众生平等理念，冲击到了皇权的权威体系。阳明心学因此被官方认定为“伪学”。

但政治的打压，宗师本人的去世，都阻挡不了阳明心学在中晚明社会的蓬勃生长。

王阳明去世后，他的两大弟子钱德洪和王畿讣告同门，强调要统一意识。但，一个学派，宗师死后的派别分化显然不可避免，更何况钱德洪和王畿二人早已存在理念分野。然而，或许正是门派的分化，才使得阳明心学迎来了新的生命力。

根据黄宗羲《明儒学案》，阳明学派可按地域分成七大门派，“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阳明心学影响力太大，以至于嘉靖、隆庆以后，没有几个人对程朱理学笃信不疑了。

按照“天泉证道”时体现出来的理念差异，阳明心学则被分成现成与工夫两大系统。王畿的虚无派和王艮的日用派，均属于现成派；聂豹、罗洪先的主静派，邹守益的主敬派，钱德洪的主事派，则属于工夫派。

在中国历史上，在阳明心学之前，从来没有一种学说，能够如此肯定个体价值。难怪后来的东林党领袖顾宪成说：“士人桎梏于训诂词章之间，骤而闻良知之说，一时心目俱醉，犹若拨云雾而见白日，岂不大快！”

史学家余英时评价阳明心学为“一场伟大的社会运动”，他说，王阳明是要通过唤醒每一个人的“良知”的方式，来达成“治天下”的目的。这可以说是儒家政治观念上一个划时代的转变，我们不妨称之为“觉民行道”，与两千年来“得君行道”的方向恰恰相反。他的眼光不再投向上面的皇帝和朝廷，而是转注于下面的社会和平民……这是两千年来儒者所未到之境。

到了王艮的泰州学派（日用派），更加注重对底层人民的教育，主张君子平民化，从而形成较为彻底的平民儒学。泰州学派门下相继涌现出徐樾、颜钧、罗汝芳、何心隐、李贽等“能以赤手博龙蛇”“非名教之所能羁络”（黄宗羲言）的杰出人物。他们推崇自然人性，冲决一切网罗，其影响不仅局限于思想界，还扩展到文学艺术等泛文化领域。一时间，重情主义、自然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等社会思潮，伴随晚明的市民经济，构成了一个相互促进、相互发展的闭环。

晚明出现了包括“四大奇书”在内的世俗小说，以及冯梦龙、凌濛初等人的通俗小说，除了有刻书、印刷、交通、识字率等因素的促成外，本质上还是阳明心学影响下的产物。信奉心学的士人，以“人人皆可成圣人”的精神信条，通过通俗小说、戏曲等“愚夫愚妇”容易接受的艺术形式，来达成心学的传播。而这也是王阳明本人所坚持的“亲民论”的具体体现。他生前曾批评弟子以高姿态去教人，结果把人都吓跑了：“你们拿一个圣人去与人讲学，人见圣人来，都怕走了，如何讲得行。须做得个愚夫愚妇，方可与人讲学。”

在吴承恩的《西游记》中，到处可以见到“心”字。如第一回，孙悟空寻访到须菩提祖师住处“灵台方寸山”时，李贽就批注指出：“灵台方寸，心也。”“一部《西游》，此是宗旨。”在“斜月三星洞”后，李贽又批道：“斜月象一勾，三星象三点，也是心。言学仙不必在远，只在此心。”而书中的孙悟空，热爱自由，睥睨权威，敢作敢为，在中国古典小说史中也属于横空出世的艺术形象。这些无疑都是心学理念的折射。

王阳明生前曾说，他的良知之说，是从百死千难中得来的。也正如此，才越发彰显他的学说的生命力。一直到明末，他的心学塑造了整整一个时代。

06

与民间的蓬勃生长截然不同，阳明心学自从被嘉靖定为“伪学”之后，在官方层面就始终处于压抑状态。直到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信奉心学的徐阶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与机务，也就是入阁，局面才慢慢开始解冻。

朝廷官员各有出身，各有思想，他们并非铁板一块。王阳明在世时虽然被皇帝打压，但他的事功和思想，仍然潜移默化影响了许多在朝为官的同僚。这些人随着自身权势的上升，为阳明心学的正式解禁作出了贡献。

另一方面，嘉靖以后，随着市民社会的发展，官方的控制力越来越松弛。城市、商业、交通，以及印刷技术的发达，使得知识的获取和传播更加方便，并越来越超出官方意识形态所设定的边界。士绅和商人有了财富积累，他们对思想的表达和知识的诉求更加强烈。这与阳明心学的理念一拍即合，从而助推了其传播。

两者合力，被程朱理学过分约束心灵的士人，被官方制度过分约束生活的市民，都相当欢迎阳明心学简洁明快的理想主义表述，以及对旧学说的激烈批判。

一种活泼泼的思想，要去改变当下的世界。这是中晚明社会的期许，也是王阳明曾经的自我期许。他创立心学，不仅是为了安顿内心，最主要是为了拯救时局。他一辈子多次被派往各地镇压此起彼伏的叛乱与起义，在这个过程中深刻感受到明朝中期的统治危机。正如他所说的，“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要打垮山里面的叛乱者是不难的，难的是怎么破除和消解人民对现状的反抗，如何重新整肃人心。

因为是拯救时局，体现在政治上，就出现了路线的分歧：有人认同，有人反对。

历史学家韦庆远认为，明朝隆庆年间，朝廷上形成了尊奉陆王心学的徐阶、李春芳、赵贞吉与实际上信奉法家学说的高拱、张居正之间的路线冲突。在这种冲突中，内阁首辅先后由徐阶—李春芳—高拱—张居正等人担任，最终高拱与张居正胜出，以致形成了对阳明心学发展不利的政治态势。

张居正担任首辅的十年间，阳明心学的传播遭受重创。

张居正早年也迷恋过心学，但出任朝廷要职之后，他关于如何挽救时局的思考，得出了与王阳明截然不同的答案——王阳明给出的药方是拯救“人心”，张居正则提出自上而下的政治经济改革。而推行政治经济的全面改革，应该加强集权和思想统一，在此维度上，阳明心学所引起的思想自由反倒成了改革的障碍，必须予以清除。

万历七年（1579年），张居正下令关闭天下书院，禁毁私学，并申言对违反者“许各抚按衙门访拿解发”，全国60多家书院就此关门大吉。但阳明心学泰州学派弟子何心隐对此毫不理会，他在京城、湖北等地继续创建会馆讲学，还要求朝廷放开私学，否则他就要入京驱逐张居正。

两个月后，为了邀功的新任湖广巡抚王之垣在徽州缉拿了何心隐。审问时，何心隐拒不下跪，并高声抗辩。王之垣命衙役踢折他的双腿，痛笞百余杖。

何心隐强忍着剧痛，怒吼道：“公安敢杀我？亦安能杀我？杀我者，张某（张居正）也！”说完，气竭而尽，死于狱中。

何心隐之死，是心学传播受挫的一个象征性事件。但朝廷对心学的态度，随着政治斗争而随时调整。张居正去世两年后，万历十二年（1584年），万历皇帝听从申时行等人的意见，决定将王阳明、陈白沙、胡居仁一并从祀孔庙，享受儒者的最高待遇。由于朝廷态度的骤然转变，从此时起，撕下“伪学”标签的阳明心学便在整个社会中风靡开来。

18年后，又一起转折性事件发生。

万历三十年（1602年），泰州学派传人李贽以“邪说惑众”被捕入狱。不久前，万历皇帝下诏，严词批判心学，称“近来学者不但非毁宋儒，渐至诋讥孔子，扫灭是非，荡弃行简，复安得忠孝节义之士为朝廷用”？对朝廷来说，心学塑造出来的思想解放与个人主义，并不利于统治，所以还是要弹压，尤其是要拿走极端、影响大的人杀鸡儆猴。

李贽是王艮之子王襞的弟子，以思想深刻、崇尚个性、行为大胆出名。他否定孔子、孟子的圣人地位，认为孔孟非圣人，也和常人一样，大家没有高低之分，所以人人皆可成圣，没有必要以孔孟的是非观作为自己的标准。这些激烈的言论，让他被盯上了，继而被捕。

一天，一名侍者在狱中为他剃头。趁侍者离开的间隙，他拿起剃刀，朝自己的脖子上割下去，顿时鲜血淋漓。

侍者大急，问他：“和尚痛否？”

李贽已不能出声，用手指在侍者掌心写字作答：“不痛。”

侍者又问：“和尚为何自割？”

李贽写道：“七十老翁何所求！”

根据袁中道的记载，李贽在自刎两天后才死去，永远告别这个“世不我知，时不我容”的世界。

而阳明心学的黄金时代，也跟着李贽一起告别了这个世界。曾经为了救世而创立的学说，在现实的压制下，慢慢蜕变成了士人们自我生命安顿的学说。心学，仅止于内心，脱实入虚，便式微了。

又40余年后，清军入关，新王朝崇尚儒术，提倡程朱理学，实学思潮兴起，阳明心学地位更是一落千丈。梁启超说，阳明心学是一剂“兴奋剂”，如今强劲的药效退去，衰疲的副作用来了。

所有的这一切，兴衰荣辱，王阳明本人是否预见得到呢？

曾经，有个叫徐樾的弟子，虔敬地希望和王阳明见上一面，王阳明答应了。见面后，徐樾确信自己得到了心学的真谛，王阳明便让他举例说明。徐樾兴奋地举起例子来，但他举一个，王阳明否定一个。举了十几个，已无例可举，徐樾相当沮丧。

王阳明就指着船里蜡烛的光说：“这是光。”

在空中画了个圈说：“这也是光。”

又指向船外被烛光照耀的湖面说：“这也是光。”

再指向目力所及处：“这还是光。”

徐樾这才重燃兴奋之情，王阳明说：“不要执着，光不仅在烛上。记住这点。”

回望阳明心学在明朝的起起落落，这听起来，像极了一个生动的隐喻：不要执着，光不仅在烛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