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关押四年后，文天祥最后一次接受审问。

在过去的四年里，元朝三番五次劝降文天祥，但得到的答案，都是坚决的回绝。此时，崖山海战已经落幕，元世祖忽必烈决定召见文天祥，亲自招降这位硬骨头的对手。

文天祥见到忽必烈后，依然正气凛然地说：“我受大宋的恩惠，官为宰相，安能投降二主!愿赐之一死足矣!”

忽必烈戎马一生，在战场上打败的人数不胜数，却永远无法战胜文天祥的气节。忽必烈挥挥手，本来要把文天祥赶回大牢，但身边的人建议他同意文天祥的请求，了却这位宋朝遗臣的心愿。

不久后，文天祥从容就义。临刑前，他向着南方故国的方向郑重跪拜，从容不迫地说：“吾事毕矣!”

自从踏上中原的那一刻起，忽必烈便为汉人的文化所深深折服，而军事方面，宋蒙战争中，南宋曾奋起抵抗，带给蒙元军队前所未有的阻碍，直到崖山之战，南宋君臣子民以悲壮的方式宣告一个王朝的灭亡，想必后来的文天祥之死也给忽必烈的内心带来同样的震撼。

元朝，这个建立于残酷战争之上的新王朝，在中国终结了自唐末以来分裂割据、政权并立的局面，重现南北归一的大一统，同时，坐江山的元朝皇帝吸收宋、金制度，建立起一个用夏变夷、二元混合的政治格局，后世虽对此褒贬不一，但也在不经意间继承了元朝的部分遗产。

▲元世祖忽必烈。图源：网络

01

忽必烈的政治生涯，正是一个由蒙古宗王蜕变为中国皇帝的过程。

当初，忽必烈的祖父成吉思汗建立起空前庞大的蒙古帝国，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将权力牢牢掌握在他和他的“黄金家族”手中，明确大汗必须出自成吉思汗的子孙，有效地避免此前部落林立的局面。

但是，在蒙古帝国时期，汗位继承制度仍延续部落时期的做法，由“忽里勒台”推选出蒙古大汗的人选。忽里勒台，蒙语意思是“聚会”，源自部落时期的议事传统，由各部首领、贵族组成，负责军事决策、制定政策、分配战利品，乃至推举大汗等要务。

成吉思汗以为，他的子孙后代终将团结一致，共同维护他们打下的辽阔土地，却不曾想，权力和欲望很快让黄金家族分崩离析。

1227年，成吉思汗临死前宣布第三子窝阔台为继承人，理由是窝阔台“有宽弘之量，忠恕之心”，能善待他的兄弟、子侄。于是，由黄金家族成员和其他蒙古贵族组成的忽里勒台奉“遗诏”，推举窝阔台为大汗。然而，直到忽必烈建立元朝，由上一任大汗指定继承人并通过忽里勒台共同推举的汗位继承就只有这一次。

窝阔台在位时，继承父亲的军事方略，消灭了蒙古的世仇金国，继续发兵西征中亚、欧洲，并与南宋在荆襄、四川、两淮等战场爆发冲突。窝阔台是个酒鬼，沉迷于游猎豪饮，最后因为酗酒死了。

▲窝阔台。图源：网络

1241年，窝阔台死时，汗位未定，皇后脱列哥那得知丈夫生前心仪的人选是孙子失列门(窝阔台第三子阔出之子)，感到不安，她想把长子贵由扶上汗位，以实现母以子贵。脱列哥那皇后找到两朝老臣、契丹人耶律楚才，说：“大汗在时，有意立失列门为嗣，但他太过年幼，长子贵由如今又西征未归，该如何是好?”耶律楚材一眼就看出了脱列哥那的心思，说：“既然大汗已有意向，就该立即让失列门即位。”一旁的皇后心腹赶紧进言道：“长子未归，应该请母后摄政。”耶律楚材本想再次进谏，但见皇后一党人多势众，只好作罢。

此后，脱列哥那皇后临朝称制，在她的干预下，经过忽里勒台推举，贵由成为新任大汗。

成吉思汗制定的继承制，由此开始往混乱的方向发展。

1248年，贵由去世，汗位再度悬而未决，这一回，黄金家族的其他子孙不愿错过机会。

蒙古帝国建立之初，成吉思汗的第四子托雷战功显赫，颇有威望，按照蒙古“幼子守灶”的习俗，他的封地多在蒙古本土，而且继承了成吉思汗的嫡系军队。脱雷的儿子们也很优秀，脱雷和正妻唆鲁禾帖尼生下的四个儿子，蒙哥、忽必烈、旭烈兀、阿里不哥，都是出色的军政人才。这样一来，脱雷家族的声望几乎盖过了窝阔台家族。

拖雷去世后，其遗孀唆鲁禾帖尼治家有方，她也是一个很有政治手腕的女子，在贵由死后不断游说其他蒙古宗王，并得到黄金家族的另一房——成吉思汗长子术赤家族的支持(此时该家族首领为术赤之子拔都)。于是，贵由去世三年后，经过忽里勒台推选，托雷的长子蒙哥成为蒙古帝国第四任大汗，汗位从此落到托雷家族手中。

02

蒙哥，就是那个在攻打南宋钓鱼城时丢掉性命的蒙古大汗，他的死带来了元朝正式建立前的最后一次汗位之争。

1259年，蒙哥死于军中的消息传回，留守蒙古帝国都城哈拉和林的阿里不哥靠着“幼子守灶”的优势，得到忽里勒台的支持，成为新任大汗的人选。按照原本的继承制，阿里不哥已经掌握了先机，围绕在他身边的是一群墨守成规的蒙古贵族，但他们隐约察觉到，一股来自南方的政治力量，正在掀起改变汗国制度的风暴。

作为拖雷和妻子唆鲁禾帖尼的第二个儿子，忽必烈全权负责“漠南汉地军国庶事”。所谓“漠南汉地”，大致上指原金朝统治的地区。在带兵南下的过程中，忽必烈沐浴于汉地的文化环境，身边聚集了一帮汉人幕僚，如刘秉忠、赵璧、姚枢、许衡、郝经等。

忽必烈奉命掌管漠南汉地时，大哥蒙哥要他在河南、关中选择一地为封地。忽必烈听从幕僚姚枢的建议，向蒙哥提出以关中为封地。蒙哥倒是很大方，以为弟弟谦逊，便说：“关中虽好，但人户寥落，所得的财赋恐怕不够你用，我看怀孟(今河南沁阳)一带人烟稠密，也封给你吧。”此后，忽必烈以关中、河南为基本盘四处征战，平定大理，安抚吐蕃，与南宋对峙，成为漠南汉地的统治者。

于是，成吉思汗生前绝对想不到的一幕出现了。

忽必烈得知弟弟阿里不哥有意争夺汗位后，从汉地出兵北伐，自行在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召开忽里勒台，宣布即位，随后通过一场历时4年的内战打败阿里不哥，成为蒙古帝国的第五任大汗。

此时，蒙古帝国从巅峰悄然滑落。

在远征的路上，蒙古人建立了四大汗国：控制东欧至西伯利亚的钦察汗国(金帐汗国)、镇守中亚至天山南北的察合台汗国、以额敏河流域为中心的窝阔台汗国、称霸西亚的伊利汗国。

四大汗国原本隶属于蒙古帝国，但随着黄金家族走向分裂，支持阿里不哥的窝阔台汗国拒绝归附忽必烈;察合台汗国遭到忽必烈、窝阔台汗国等势力多方争夺;钦察汗国和伊利汗国，分别由拔都和旭烈兀的后代统治，双方经常发生冲突;伊利汗国的开创者旭烈兀是忽必烈的亲弟弟，他承认忽必烈的汗位，也接受忽必烈的册封，但基本处于自治状态。

黄金家族就此天各一方，成吉思汗的后代也逃不了分家的命运。

与此同时，忽必烈亲眼见证，那个外表孱弱、朝政腐败的南方王朝挺起了坚硬的脊梁。

1267年，历时6年的襄阳之战打响，面对蒙古大军压境，襄阳城军民上下一心，以一场规模宏大的战役推迟了蒙古军南下的步伐，直到襄阳援军尽失、弹尽粮绝，蒙古军才攻破这座血性之城，由此掌握了顺江而下灭宋的优势。

1275年，元军兵进湖南，围攻潭州(今湖南长沙)，知州李芾召集全城军民坚守，粮食没了，就捕捉鼠、雀充饥，盐没了，就把盐库的席子、麻袋烧了熬成汤喝。城破时，李芾与全家老少殉国，城中百姓“多举家自尽，城无虚井，缆林木者，累累相比”。

1276年，南宋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危急，宰相陈宜中、留梦炎等主张向元军投降，向元军奉上宋恭帝的降表，但忠心报国的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三人并称为“宋末三杰”)等人仍坚持抗击元军。临安陷落后，宋恭帝被俘，但南宋小朝廷继续抵抗，护送宋恭帝的兄弟——7岁的赵昰和5岁的赵昺出走。

1279年，在广东崖山，陆秀夫和张世杰率领着残余的十多万南宋军民，与元兵展开了最后的战斗。最终一战，宋军惨败，陆秀夫毅然背着8岁的宋帝赵昺投海自尽，张世杰也在奋战之后坠海溺亡，十多万南宋军民宁死不降。史载，此战，“浮尸出于海十余万人”。

沦为战俘的文天祥多次尝试自杀，他吞食有毒的冰片二两，昏眩许久，竟不能死，在被押解北上途中绝食八日，仍然不死。元军将领不断劝降文天祥，跟他说：“你的国家已经灭亡了，你对宋朝的忠孝已经倾尽全力了。如果你能用对待宋朝的忠心，来对待当今圣上(忽必烈)，一定还可以当上宰相。”

文天祥却说：“国亡我不能救，死也赎不了我的罪，又怎么能够背叛国家，不与之同生共死呢?”

文天祥被处死后，人们在其衣带里发现他写的遗言：“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如何治理中原?

这是忽必烈一路征战中不断思考的问题，而宋朝忠臣子民的硬气告诉他一个答案。忽必烈知道，汉人的制度可以让蒙古贵族离开游牧的草原，在农耕地区建立起稳固的统治，但南方汉人的坚韧和抵抗，也将让他心有余悸，新王朝建立之初，就已经埋下了深深的裂痕。

▲元时期全图。图源：中国历史地图集

03

忽必烈继承了从蒙古到漠南汉地的丰厚遗产，后吞并南宋，一个新的王朝在他的手中建立。

在开平即位诏书中，46岁的忽必烈将自己的建政纲领昭告天下，其中一条就是“祖述变通”，他知道，想要当中国的皇帝，原来蒙古帝国那一套已经行不通了。

至元八年(1271)，忽必烈改国号为“元”，取《易经》中“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之义。

从蒙古帝国到元朝，既有继承延续的关系，也存在政体上的区别，蒙古帝国为游牧君主政体，带有部落联盟的特征，军权分散在欧亚大陆的黄金家族各大宗王手中，这是忽必烈得以起兵夺权的原因，但也导致了帝国的瓦解。而元朝实行自秦朝以来不断完善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制度，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疆域辽阔的地方上实行秩序井然的行政制度。

自忽必烈始，元朝皇帝都有两个庙号，一个蒙古语的庙号，即“国语尊号”，另一个是汉语的庙号，比如忽必烈本人既是蒙古的薛禅皇帝，也是元朝的元世祖。忽必烈还不忘给之前的大汗追尊汉语庙号，比如尊成吉思汗为元太祖，窝阔台汗为元太宗。

在忽必烈之前，由忽里勒台主持的贵族推选大汗制度带来多次汗位继承危机，甚至引发忽必烈和阿里不哥的兄弟相残。忽必烈称帝后，废除了这种传统的汗位继承制度，皇位继承人由皇帝直接指定，忽里勒台只保留过去的内容形式，比如在“天子即位之日，必大会诸侯王，读太祖宝训”。

若要坐稳江山，草原上的都城哈拉和林显然已不合时宜。

据《元史》记载，有大臣向忽必烈进谏：“幽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跸之所非燕不可。”

改国号后，忽必烈决定迁都，将原来的金中都改为元大都(今北京)，并由汉人大臣刘秉忠负责营建。

刘秉忠有一个观点，“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之”。这位学识渊博的奇才，早年当过和尚，以僧人身份北上谒见忽必烈，成为其谋臣，从此备受器重，小到占卜算命，大到拟定国号、定都，都有刘秉忠的功劳，他是蒙元改革的总设计师。

刘秉忠带上学生郭守敬、阿拉伯人也黑迭儿等顶尖建筑人才，在金中都故址东北兴建新的都城——元大都。他们仿照《周礼》古制，用四方城门与纵横街道形成“左祖右社，前朝后市”之布局，而在城内，以一条中轴线为控制线，建造宫室和城市，其中心点在后来北京鼓楼的位置，这一布局影响了此后明、清两代北京城的规划。

元朝极盛时期，“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大都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

元朝为了打通政治中心大都与经济中心江南地区的联系，动用约250万劳工，通过疏浚隋唐大运河旧道，以及开凿新道，使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大都位于大运河北端，在运河时代，经济上可南连江淮，仰仗东南，依靠通航天下的漕运为帝都“输血”。

▲京杭大运河示意图。图源：锦绣人文地理

但是，还有很多蒙古贵族无法理解忽必烈定都汉地的做法。西北的蒙古宗王遣使表示疑问：“本朝旧俗与汉法异，今留双地，建都邑城郭，仪文制度，遵用汉法，其故何如?”

不过，忽必烈也没有忘记他的快乐老家。元朝采用两都制，除了大都之外，还有上都开平府。上都作为元朝的陪都，位于蒙古草原与中原汉地的交界地带，北控大漠，南屏燕蓟，亦是忽必烈的龙兴之地。每年，元朝皇帝需要“北巡”上都，带着后妃、太子、宗亲、百官、军队、随从等“数十万众”，在上都的离宫避暑，举行大型狩猎活动，表示勿忘蒙古人的“骑射”旧俗。

04

作为中国的皇帝，忽必烈还要建立一套中央官制，启动一个能为他办大事、搞大钱的政治机器。

蒙古帝国成立之初，大汗处理朝政大事，主要的辅佐者是身边的怯薛长和怯薛执事。怯薛，原本是成吉思汗建立的一支禁卫军，由成吉思汗手下的四员大将——木华黎、赤老温、博尔忽、博尔术率领。成吉思汗专门从怯薛之中选拔人才出任他的执事官，执掌“弓矢，食饮，文史、车马、庐帐、府库、医药、卜祝之事”。

此外，蒙古统治者设置了断事官(札鲁忽赤)，主管民政，掌握司法和民户。札鲁忽赤的第一任长官是成吉思汗的义弟失吉忽秃忽，以公正廉洁著称，汉人称其为“胡丞相”。

后来，汗国日益壮大，文书往来日渐频繁，单纯依靠怯薛、札鲁忽赤在大汗身边辅佐、断事，也忙不过来。于是，掌管文书的机构必阇赤脱颖而出，后发展为蒙元的中书省，负责具体的行政事务。

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结合蒙古帝国的旧制和宋金的政治制度，“内立都省，以总宏纲；外设总司，以平庶政”。

都省即中书省，主管议政、施政，名义上的最高长官是中书令，由太子兼任，一般为虚衔，在元朝，中书省实际上的长官是左右丞相，其中，右丞相尊于左丞相，居于首相地位，时人称为“大丞相”，由蒙古勋贵出任，维持“百官皆蒙古人为之长”的原则。

为了避免中书省的宰执权力过大，元朝又设立了尚书省。有别于隋唐时期统领六部的尚书省，元代的尚书省原本是专为“理财”设立的中央机构。

搞钱，是治国理政绕不开的一个难题，忽必烈打下这片江山后，便“急于富国”，重用掌管尚书省的阿合马，使其“擢用私人，不由部拟，不咨中书”(提拔亲信，不经过吏部拟定，也不需要咨询中书省)。

阿合马是回回人，在元朝的民族划分中属于色目人。他出生于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西南，原本是元世祖皇后察必的陪嫁奴仆，却有一手出众的理财能力，得到忽必烈的提拔，成为元朝初年的帝国财政专家，尚书省设立后，阿合马被任命为平章尚书省事。

在忽必烈开疆拓土、营建都邑的过程中，阿合马为朝廷聚敛了一大笔财富。

阿合马推行“经理”(钩考)制度，派官员到各地清算钱谷，清查隐报户口、逃避赋税的现象，把全国登记交税的户数从1261年的1418499户，增加到1274年的1967898户;设置诸路转运司，增加对商人的收税，并效仿历代中原王朝，由国家垄断盐铁专卖;发展宋代以来的纸币制度，在地方设平准库，钞一万二千锭，作为钞本，并通过买卖金银，维持物价平衡，保证纸币的信用，加速了纸币的流通。

但是，《元史》等官方史书都将阿合马归类为奸臣，史书称其“为人多智巧言，以功利成效自负”，可说是一个骄纵的实用主义者。随着阿合马执掌财权日久，他和亲信们逐渐贪婪骄横，甚至隐瞒赋税、强取良田、接受贿赂，为朝野上下所嫉恨。还有一点很重要的矛盾是，很多蒙古贵族进入中原后，与当地豪商大族一起从事贸易，而阿合马主管税收，双方势必形同水火。

至元十九年(1282)，忽必烈出巡上都，一桩针对阿合马的刺杀案一触即发。

有个叫王著的益都千户，成为计划的执行者，他暗中铸造了一把大铜锤，发誓要击碎阿合马的脑袋。王著还找了一个僧人当帮手，此人号称“高和尚”，是个杀过人的亡命之徒。王著和高和尚假传太子的命令，去见阿合马，宣称太子即将驾到，要求朝廷要员到东宫前等候。阿合马正处在人生巅峰，根本没想到有人会当街杀他，就跟王著等人一同前往，走到半路上，王著猛然拉过阿合马的马，从袖子里抽出藏好的铜锤，往他脸上招呼，阿合马当场毙命。事发后，王著、高和尚被捕，诛杀于市，剁成肉酱。王著临刑前大喊：“王著为天下除害，现在虽然死了，将来一定有人为我书写此事!”

忽必烈对阿合马身后事的处置很耐人寻味。

忽必烈回京后，看到其他大臣呈上的证据，揭露阿合马生前贪赃枉法的种种罪状，不禁大发雷霆，不仅没有抚恤这位大臣的家人，还把阿合马的尸体挖出来扔在集市上，任由狗啃食他的尸身。尽管史书称阿合马死前，“世祖犹不深知其奸”，但阿合马毕竟在朝中执掌财政多年，又是忽必烈一手任命，皇帝不可能对他的贪渎一无所知，可以合理推测，忽必烈对阿合马一直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不过现在阿合马已死，失去利用价值，自然没必要继续姑息。

在阿合马之后，忽必烈先后任命汉人卢世荣、畏兀儿人(一说吐蕃人)桑哥执掌理财大权。二人和阿合马一样，都主张以垄断贸易、提高商税等政策来增加政府的收入，也同样遭到了牟取暴利、任人唯亲等罪名的指责，最终，卢世荣于1285年因贪污罪被处死，桑哥于1291年以紊乱朝政罪被处死。

从阿合马到桑哥，他们为元朝建立起了一套财政制度，使朝廷牢牢掌握了财权。忽必烈正是靠着这笔丰厚的收入营建都城、四处征战，但阿合马等人构建的财政机器，以及其引发的滥发纸币、掠夺民间财富等行为，也为后来元朝的财政危机埋下伏笔。

05

南宋灭亡15年后，宋人出身的官员程钜夫对元朝的地方制度大发议论。

程钜夫在《论行省》一文中说：“窃以为‘省’是古代宫禁的别名，后来成为宰相议事、执政的地方。如今朝廷在地方设置‘行省’，是什么意思呢?当初伯颜(元初名臣)丞相带兵平定江南，以中书省的头衔威震远地，只是权益之制。今江南已平定15年，地方上仍采用‘省’这个名称，显得威权太重。”

程钜夫是元初著名的文人，年轻时随其叔父入朝为质，忽必烈一见程钜夫，就觉得他相貌非常，一听其言论，更是觉得聪明有识，于是将他留在朝中，委以重任。程钜夫历仕四朝，为一代文宗，朝廷典册多出其手，还为元朝举荐了很多江南士人(如赵孟頫)。

不过，程钜夫对行省制的批判就有些咬文嚼字了。

▲程钜夫。图源：网络

行省制度，是元朝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制度之一。

忽必烈即位之初，在燕京(今北京)设立行中书省，燕京行中书省下设宣抚司，管理州县，随着元军推进到江南，各地都设立了宣抚司，作为地方制度短暂的过度形式。后来，忽必烈逐渐在全国各地增设行中书省(简称行省)，顾名思义，行省即中央派驻到地方的一级行政单位，其长官品秩是从一品，起初行省皆设丞相，后来降为平章政事。

但是，行省和宣抚司并置，机构重叠，难以管理，于是，忽必烈索性废除宣抚司制度，大力推行行省制度。到至元二十四年(1287)设立辽阳行省之后，固定下来的行省有10个，分别为辽阳等处行中书省、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陕西等处行中书省、四川等处行中书省、甘肃等处行中书省、云南等处行中书省、江浙等处行中书省、江西等处行中书省、湖广等处行中书省、岭北等处行中书省。

元朝行省的划分对后来明、清各省，乃至如今省界的划分都有着深刻的影响。

除了行省外，地方上还有两个单列的行政区域，一是中书省直辖地区，即元大都所在的帝国中心地带，另一个是宣政院管辖的地区。

宣政院，是元朝专门管理西藏地区和全国佛教事务的机构。

忽必烈对宗教采取包容政策，这可能是受他母亲唆鲁禾帖尼的影响。

唆鲁禾帖尼是一名聂思脱里派的基督教徒，但善待各个宗教的教士和学者，经常给佛寺、道观和清真寺捐钱，她认为，这样可以让托雷家族得到来自各地臣民的支持。忽必烈从小对母亲的行为耳濡目染，在入主中原的过程中，他对儒生、僧人敬重有加，前面说到的刘秉忠，就是一个出过家的士大夫。

忽必烈的妻子察必皇后传承了她婆婆这种海纳百川的特质，但她信仰的是吐蕃佛教，而忽必烈对西藏的统一，正是得力于一位吐蕃僧人。

1252年，忽必烈接受其兄长蒙哥的命令，带兵攻打西南的大理。忽必烈大军抵达六盘山时，希望在南征中得到吐蕃的帮助，于是，年仅19岁的吐蕃佛教领袖八思巴得到召见。在此次会面中，忽必烈被八思巴的博学、谦逊深深折服，认为其年少不凡，遂尊八思巴为上师。

元朝建立后，八思巴由忽必烈个人的导师，荣升为国师，并授以玉印，执掌总制院(后改称宣政院)。八思巴从此往来于大都与故乡，协助元朝在西藏设置驿站、派驻军队、清查户口、征收税赋、任免官吏，僧俗并用，军民兼摄，为大一统做出许多贡献。

然而，和谐包容的背后也深藏着歧视和隔阂。

在行省以下的路、府、州、县等行政机构中，均设有由蒙古人、色目人担任的“达鲁花赤”。

元朝的制度是从草原游牧社会的组织发展而来，在征服各民族的过程中，蒙古人居于统治地位。随着战争的扩张，西域的色目人也加入蒙古帝国的统治集团，再之后是“汉人”。元朝的“汉人”指的是北方中国金朝原来统治下的各族人。最后归入元朝统治的是南人，即南宋统治下的臣民。因此，元朝统治者对四等人的信任和对待是有区别的。

达鲁花赤，蒙古语意思是“镇守者”，是元朝统治者在地方设立的监治长官，其品秩与路府州县的长官相同，实权更大于这些官员，一般由蒙古人担任，在缺少蒙古人的地方，允许由“有根脚”(门第高贵)的色目人充任，其中很多是世袭，“秩禄受命如王官，而不得以岁月通选调”。

地方上的达鲁花赤很多出自投下分封系统。“投下制度”亦源自草原旧俗，在游牧社会，诸子都可得到父亲的一部分财产。进入中原后，蒙古统治者将大批人口、土地分赐给贵族、功臣，称为“投下”。

元代文献将“投下”和以往中原王朝实行的“食邑”等同起来，并规定中原和江南的封户是“虚邑”，各投下主只能按所封户数向政府支取一定的丝、钞，但事实上，各投下主都把封户当作自己的属民，平时强取豪夺，索要更多的丝、钞，强迫封户从事劳役。由于地方上的达鲁花赤位高权重、监守自盗，百姓即便发起诉讼，地方政府也难以审理。

忽必烈南下时，既发现了汉制的高明之处，也感受到了南方汉人的强烈反抗，最终，他学着像中原的皇帝一样坐上至高无上的宝座，在华北修建起一座都城，建立起一个复杂而多元的体制，将更多的权益赋予了他的同族，想要以此巩固蒙古贵族的统治，最终却事与愿违。

06

至元三十一年(1294)初春时节，元世祖忽必烈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和历史上很多雄主一样，忽必烈晚年在牢牢紧握权力的同时，也感受到了生命的弱小，此前十余年间，他的爱妻察必皇后和太子真金先后离世，重要的家人一个个离他而去，而昔日意气风发的忽必烈在最后的岁月里饱受肥胖和痛风的折磨，只能在卧榻上处理政务。

从元朝后来的政治局势来看，元世祖太子真金的早逝，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变量。

作为忽必烈和察必的嫡长子，真金从小便已接受中原文化的熏陶，师从姚枢等大儒，学习儒家经典。忽必烈打败弟弟阿里不哥获得蒙古帝国的统治权后，他的汉人谋臣纷纷建议他采用中原的嫡长子继承制，早立太子，于是，元朝建立后，真金像此前中原王朝的太子一样接受玉册金宝的册封，并领中书省事，被当作储君培养。

有一次，真金和其他蒙古宗王讨论为人处世的道理，他说：“父汗有训诫，做人不能有傲慢自大之心，一旦有了这种心理，事情就很容易失败(毋持大心，大心一持，事即隳败)。我平时读孔子的书，其中道理跟父汗的话有所吻合。”真金对汉文化情有独钟，这让他成为汉法坚定不移的支持者，主张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和推行严酷财政政策的阿合马等屡生龃龉。

有一回，真金和阿合马大吵一架，作为草原的后裔，真金二话不说，用弹弓朝着阿合马的脑袋打去。事后，忽必烈看到阿合马头上的伤，问他是怎么回事，阿合马只好说是被马踢的，一旁的真金当即骂道：“你胡说，分明是我真金打的!”

真金还希望蒙古皇亲国戚都要学习汉文，并多次奏请忽必烈开设科举。忽必烈继承了中原王朝的诸多政策，却没有继续实行科举制取士，这被认为是其防范汉人的举措之一。

忽必烈对太子真金寄予厚望，但太子对儒家“仁义”的过度推崇也让他感到烦恼。我们不知道，太子真金那执拗的模样，是否让他父亲想起了文天祥等宋朝士大夫的坚定身影。

至元二十二年(1285)，父子俩隐隐约约存在的矛盾，不经意间爆发了。这一年，有个不要命的御史上疏，竟然要请年事已高的忽必烈禅位给太子，尽管这份奏章被御史台压下来，但一些反对太子的蒙古贵族还是嗅到了机会，将此事捅到了皇帝耳边。忽必烈勃然大怒，下令严查此案，后来发现是有人故意煽风点火，动摇国本，怒气也就消了，可太子真金因此忧惧成疾，不久便病死了。

这个被视为仁君预备役的元朝初代太子，就这样领了盒饭。忽必烈对此追悔不已，他为真金加谥号为“明孝”，并把”皇太子宝”授予真金的第三子铁穆耳(即元成宗)。

在当时的蒙古皇室宗亲看来，真金的早逝可能只是以往游牧社会中父子、兄弟猜疑相残的重演，却不曾想，他的死犹如蝴蝶振动的翅膀，扇动了此后元朝皇位继承混乱的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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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忽必烈之后，元朝中期的皇位更替乱成一锅粥。

元成宗铁穆耳(1294-1307年在位)基本沿袭了祖父元世祖的各项制度，同时对外停止用兵、对内减轻赋役，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元朝的内外冲突，以“善于守成”闻名。但元成宗的儿子早夭，没有可以继承皇位的子嗣。之后被推上皇位的是成宗的侄子海山(即元武宗)。

元武宗海山(1307-1311年在位)在机缘巧合下登上皇位，和同母弟爱育黎拔力八达(即元仁宗，1311-1320年在位)约定“兄弟叔侄世世相承”，这就使忽必烈原本制定的嫡长子继承制形同虚设，对皇位有所觊觎的野心家蠢蠢欲动。元仁宗的儿子元英宗(1320-1323年)在位不到四年，于北巡开平的返程途中被刺杀身亡，史称“南坡之变”。此后，皇室成员对帝位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宗族相残的场面再度重演。

在这种混沌的形势中，蒙古和中原的制度始终难以完全实现融合，蒙古统治者与他们的汉人臣民之间，也存在着难以弥合的鸿沟。

鲜有的值得庆幸的改变是，停办多年的科举制度终于恢复了。

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自幼生长在汉地，身边有儒臣相伴，早年师从太常少卿李孟，是一位倾心儒家的皇帝。

元仁宗曾问左右，宋朝丞相文天祥是怎样一个人?

左右为了奉承蒙古统治者，都说文天祥拒不降元的行为很愚蠢。没想到，元仁宗立马变了脸色，说：“照你们的道理，冯道岂不是忠臣!”冯道是五代十国的人物，先后仕于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官至宰相，但按照理学家的观点，他是一个老奸巨滑的小人，而对于统治者来说，这种官僚风气也不值得提倡。

元仁宗更推崇状元出身的文天祥，以及他所代表的孔孟儒学。初登帝位时，元仁宗宣布：“朕所愿者，安百姓以图至治，然非用儒生，何以至此。”

这就是历史的吊诡之处。昔日在元朝统治者看来异常顽固的对手，已然成为官方推崇的文化巨人，只因统治者看到了他忠贞不二的榜样作用。

▲元钱选绘《信国公遗像图》(信国公是文天祥封号)。图源：网络

皇庆二年(1313)十月，经过诸多儒臣的筹措，元仁宗正式下诏，恢复科举。元朝统治者议论数十年的科举问题，终于有了结果，科举史上历时最长的停废也告一段落。

然而，有元一代，朝廷用人最看重“根脚”，也就是出身。元代的科举考试分乡试、会试、御试三级，无论哪一级考试，蒙古人、色目人与汉人、南人都要分开，蒙古人、色目人为一组，汉人、南人为一组，蒙古、色目人应试人数较少，在录取名额上却和后两者是相等的。

在游牧民族特色的贵族政治下，出自好“根脚”的蒙古人、色目人无疑是权力核心层的宠儿，即便不参加科举，在凭借父辈的地位取得荫叙、承袭的资格时也存在优待，所谓“有根脚的蒙古人每，子孙承袭父职、兄职呵，皇帝识也者”。一般的科举入仕者备受歧视，史书记载，“由进士入官者仅百之一”，而据学者姚大力统计，元朝文官中，通过进士入仕者，所占比例只有区区4.3%，官至省、部宰臣(包括侍郎)的进士只有二十多人。

故而，姚大力说：“元朝进士出身的官员无论就其数量或地位来说，在官僚构成中都居于绝对劣势。”

科举制恢复的这一年，曾经震荡亚欧大陆的元朝，距离灭亡只剩下半个世纪的光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