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夏日的北京发生了许多事，看上去似乎是偶然的奇观，但所暴露的，却往往是某些常态。

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义和团引发的一连串事件。

拳民烧教堂，杀教士、教民，引来了列强的抗议，他们要求大清国给予保护，朝廷没有拒绝，却就是不见成效，而且事情愈演愈烈。于是，列强建议：既然大清帝国无力保护外国侨民，那就允许我们自己派兵前来保护。外国兵来了，而且要求进京，尽管是少量的，但这事非同小可。

谁能为大清抵御外侮？一些王公大臣看中了义和团。于是，义和团进京了，运动搞得史无前例，轰轰烈烈。

01

繁华的商业区，大火烧起来了，无数人倒在血泊之中。

翰林院侍讲学士恽毓鼎在他所撰的《崇陵传信录》中写道，拳民在右安门外焚烧教民的住宅，“无论男女老幼皆杀之，继焚顺治门内教堂……前门外商场，为京师最繁盛处，义和团纵火焚四千余家……火延城阀，三日不灭。”

仲芳氏在《庚子记事》中写道：“义和团焚烧顺治门大街耶酥堂，又烧同和当铺奉教之房，又烧顺治门天主堂，并烧医院两处，连四周群落约有三百余间俱皆烧尽，烧死教民不计其数。又焚烧西城根拴马庄、油房胡同、灯笼胡同、松树胡同教民居住之房数百间，砍杀男妇教民无数。”

这是大栅栏被烧的情景：“火光又复大作，烟焰弊日，作黄色。盖大栅栏有老德记药店房，为西人所开者，拳匪往焚之矣。已而西南风大作，以致延烧四处，东尽前门大街，西尽煤市南河沿，又逾河而至月墙两荷包巷，正阳门城楼亦被焚延及。是日，共计被焚店铺不下四千余家。至翌日，火尚未息。”（《西巡回銮始末记》）

一般群众习惯于响应领袖号召，更难抵抗利益的诱惑。于是，车夫小工，都不再干那既辛苦又挣不到多少钱的本行，纷纷参加了义和团。游手好闲的流氓无赖，则成为积极分子。“平素有私仇的，就在这时指为教民，于是杀掉全家；死者数十万人。”“杀人刀矛并下，肢体分裂。被害之家，婴儿未满月，亦毙之。”

时人的记录留下的大量材料不必引了，作家林语堂的《京华烟云》是情景却不是想象。书中写道：

他们各处游荡，寻找“大毛子”，“二毛子”，“三毛子”，全都予以杀害。“大毛子”指洋人，“二毛子”、“三毛子”指信教的、在洋行做事的，以及会说英语的中国人。他们各处去烧教堂，烧洋房子，毁坏洋镜子、洋伞、洋钟、洋画，杀的中国人倒比杀的洋人多。他们证明中国人是否“二毛子”的方法很简单：让有嫌疑的人在大街上跪在义和团的神坛面前，向他们的神烧一张黄表，人有罪无罪就看纸灰是向上飞还是向下落而定。神坛是对着大街，对着落日的方向。要表示信义和团的人就要烧香，拜齐天大圣孙悟空……

民众进京杀人放火，是历代统治者所不能容忍的。但这次却大不相同，官兵不去禁止，更不去镇压。

不但不禁止，而且支持。仔细看，就不难发现，正是官府在背后撑腰，他们才敢这么干的。在那些烧、杀、抢的队伍里，其实有不少官兵，据当时的记载，“由棋盘街东廓起，东郊民巷、东城根、御河桥，皇城根、东单牌楼，王府井一带，官民住宅铺户货产，俱被武卫各军枪击火焚……”(仲芳氏《庚子记事》)焚烧这些地方的，竟然是大清帝国的武卫军。而在董福祥的甘军中，满人将士大多数加入了义和团。军队支持群众组织，一起在自己的国家里烧杀抢掠，在中国历史上，这是首次。

为烧杀抢做靠山的，不仅有军队和官员，而且有帝国王公贵族，载漪、载澜、载濂、载勋……一群“载”字辈，都是皇家的人，真正的国家主人。

其实，如果目光沿着熊熊燃烧的大火和血腥的杀人现场追踪作案者的踪迹，就不难发现，他们中的许多人正是从端王府、庄王府出来的。他们进京之后，就去端王府和庄王府报到，领取奖赏，然后上街行动。

慈禧太后也表态了，下诏褒奖义和团为“义民”，奖给两万担米面、十万两银子。

这是怪事吗？由最高层亲自发动和领导，在自己的京城打、砸、烧、杀、抢，真可谓“奉旨造反”。

“奉旨造反”，攻击的对象自然有所选择。成片的店铺被烧，是因为那里有“洋布”、“洋药”或“洋货”；成群的中国民众被杀，是因为他们信了基督教、天主教，或者家中有时钟、铅笔、火柴等洋人制造的东西。

不过，领导群众运动，朝廷经验不足，所以失控是难免的。义和团不仅抢烧教徒的住宅，不仅抢烧店铺，而且烧了翰林院和吏部、礼部、户部几个衙署，还烧了几个王府。就连支持他们的大学士徐桐的住宅，也被抢劫一空，然后放了一把火。

而且，错杀也是难免的。大清帝国的安徽提督姚大人身著清廷官服上街游走，见遍地拳民声言杀洋人。这位提督大人不知深浅，喝道：“升平世界，尔辈休要妄言！”并且警告他们：“汝辈今欲杀鬼子，行看将为鬼子杀也。” 拳民大怒，认定他是二毛子，把他拽下马来。提督大人说自己不是“二毛子”，但已然晚了。这位帝国的提督死在大刀长矛之下。亲友和部下闻讯前来抚尸痛哭，又证明他们也是“二毛子”，因而丧命于乱刀之下。

最严重的时候，甚至皇宫内也到处是义和团。吴永的《庚子西狩丛谈》记述了慈禧对当时情形的一些描述：“势头也大了，人数也多了，宫内宫外，纷纷扰扰，满眼看去，都是一起儿头上包著红布，进的进，出的出……”

02

面对义和团的兴起，面对洋人的抗议和派兵进京之举，朝廷形成了两派意见：

一派以军机大臣王文韶、户部尚书立山、兵部尚书徐用仪、吏部侍郎许景澄、内阁学士联元、太常寺卿袁昶等人为代表，主张把义和团镇压下去，以便使洋人不再派兵入京。他们的意见，也代表了一些重要的封疆大吏的意见，比如，两广总督李鸿章、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山东巡抚袁世凯等人，都赞同这种主张。同时，光绪皇帝也支持这种主张。

另一派以端王载漪、庄王载勋、辅国公载澜、大学士徐桐、协办大学士刚毅等人为代表，主张招抚义和团，利用义和团把洋人赶走。他们中的一些人很相信群众的力量，而且相信义和团有“神助”，可以“刀枪不入”。

6月16日起，连续四天，朝廷举行御前会议。会议的议题有二：一是对义和团是剿还是抚；二是对列强是战还是和。两个主题合为一体：对义和团只要主剿，对列强自然主和；对义和团主抚，对列强自然主战。

会议开始时，慈禧太后也许真的还没拿定主意。对传统的专制统治者而言，无须装出民主的样子开会走过场，一旦开会，一般是真的有事需要商量。最后的决策权当然是在最高统治者那里，但最高统治者也常常需要咨询，需要听听臣子们的意见。

在第一次会议上，皇帝似乎很活跃。戊戌政变之后，他失掉了权力，应该是不敢轻易说话了。然而，在这次会议上，他却说了许多，或者是这件事他想管一管，所以不放弃说话的机会。他问许景澄：“国命安危，在此一举……你搞了多年外交，熟知洋务，应当明白大势，帝国究竟能否与各国开战，请直言无讳。”许景澄回答说：“无论是非得失，万无以一国尽敌诸国之理。”

史料记载，许氏的回答深得光绪赞同，在稍后的讨论中，皇帝大谈的也正是“断无同时与各国开衅之理”。他请人们不要忘了甲午之痛：“甲午一战，创巨痛深……况诸国之强，十倍于日本，合而谋我，何以御之?”皇帝的态度赢得了许多朝臣的拥护，军机大臣王文韶甚至为皇上的英明而当场伏地叩头：“圣虑及此，国之福也！”

然而，慈禧的主张也已经表露。袁昶的日记中记载道：在这天的会议上，他“力言莫急于先自治乱民”，就是说，当务之急是剿灭义和团，然后才能使外国人不要再调兵入京。对此，慈禧太后说：“现在民心已变，总以顺民心为最要，汝所奏不合。”  

第二次会议开始，似乎皇帝与主和的大臣们仍然要做主角。面对义和团“民心可用”的说法，皇帝指出：用民心抵御外侮，本来就是空话，更何况乱民乃乌合之众，并不代表民心，又怎么能指望他们去与敌人血肉相搏？他说：“战非不可言，顾中国积衰，兵又不足恃，用乱民以求一逞，宁有幸乎？”

康有为在海外，一直在歌颂光绪皇帝乃仁爱英明之主，我们却很少看到实证，因为戊戌变法的结果，恰恰证明光绪皇帝与康有为一样并不英明。但在拳乱时期连续四天的御前会议，却证明光绪的确是明白人。也许，时隔几年，而立之年的皇帝已经成熟。

皇帝的主张使主和派大臣喜形于色。可是，他们高兴的太早了。此时的慈禧太后看到了一份列强的照会，其中内容之一，就是要“太后归政”。这份照会是载漪等人于16日伪造的，由江苏粮道罗嘉杰之子午夜呈交给荣禄，17日早晨，荣禄把它呈交给慈禧。慈禧一看，大发雷霆：“彼族竟敢干预我家事，此能忍，孰不可忍？外人无礼至此，予誓必报之。”

这份假照会扭转了御前会议的局面，也激化了太后和皇帝的矛盾。载漪等人取得了成功。

也是这一天，朝廷接到了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人的电报。电报表明了他们的主张：对义和团，要剿；对列强，要和。张之洞告诫说：对义和团，“如再迟疑不自速剿，各国兵队大至，越俎代谋，祸在眉睫”；如果对外宣战，则后果不堪设想：“从来邪术不能御敌，乱民不能保国，外兵深入，横行各省，会匪四起，大局溃烂，悔不可追……”

由于地方督抚反对，决议没有形成，所以18日继续开会。被太后批驳，又遭载漪等人之辱，皇帝不再说话。主战派异常活跃，宣战的呼声高涨。王文韶、联元等人继续反对招抚义和团，太后拍着桌子说：这话早听厌了！并且说，有本事你们让夷兵不进城。太后召集此会的目的，是通过宣战的决定。但会议的结果并不理想，主战的呼声虽高，主和派却依然坚持。于是她命王文韶等人前往外国使馆交涉，阻止外国军队进京。这一招很高明，如果交涉成功，事情自然结了。如果交涉不成，王文韶等人就没有理由继续反对宣战。不过，此时的光绪仍然没有袖手旁观。他告诉荣禄：“我兵全不可恃，事宜审慎。好在兵权全在你手。”他希望荣禄能够坚定立场，在关键时刻控制住军队，不要轻开战端。

6月19日召集第四次会议。慈禧不再给官员们讨论的机会，作出了对外宣战的决定。她把自己的愤怒表现得淋漓尽致：“归政一事，朝廷自有权衡，非外人所得干预也。……现已定夺与洋人决裂，不可再为挽回也。”

太后命许景澄去给各国使馆送照会，限使馆人员24小时内离开北京，政府派兵护送到天津。

这一决定吓坏了光绪皇帝和主和的官员。史料记载：皇帝顿时脸色白如死灰。他不顾君臣尊严，离席抓住许景澄的手，对他说：“天下数万万生灵，立见涂炭，汝不可不切言之。”太后厉声呵斥道：“皇帝放手，毋误事！”许景澄作过多年驻外大使，了解这一决定会有什么后果，此情此景，这位大臣的表现竟然是“牵帝衣而泣”。这导致太后厉声呵斥：“许景澄无礼!”  

主和派失败了，慈禧作出了宣战的决定。

太后不是不知道后果的严重，但她仍然要宣战。因为在她看来，洋人欺她太甚。所以，即使葬送大清天下，也顾不上了。她说：“今日之事，诸大臣均闻之矣，我为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战。故事未可知，有如战之后，江山社稷仍不保，诸公今日皆在此，当知我苦心，勿归咎予一人，谓皇太后送祖宗三百年天下。”

03

6月21日，朝廷正式发布“宣战诏书”。诏书是由军机章京连文冲写的，时人多说文采甚好，连文冲因此而成名。其实，这份诏书真值得一读，因为它充满中国式的政治谋略。诏书全文如下：

我朝二百数十年，深仁厚泽，凡远人来中国者，列祖列宗，罔不待以怀柔。迨道光咸丰年间，俯准彼等互市。并乞在我国传教，朝廷以其劝人为善，勉允所请。初亦就我范围，讵三十年来，恃我国仁厚，一意拊循，乃益肆嚣张，欺凌我国家，侵犯我土地，蹂躏我人民，勒索我财物。朝廷稍加迁就，彼等负其凶横，日甚一日，无所不至，小则欺压平民，大则侮谩神圣。我国赤子，仇怒郁结，人人欲得而甘心。此义勇焚烧教堂，屠杀教民所由来也。朝廷仍不开衅，如前保护者，恐伤我人民耳。故一再降旨申禁，保卫使馆，加恤教民。故前日有拳民教民皆我赤子之谕。原为民教解释宿嫌，朝廷柔服远人，至矣尽矣。乃彼等不知感激，反肆要挟，昨日复公然有杜士立照会，令我退出大沽口炮台，归彼看管，否则以力袭取。危词恫吓，意在肆其猖獗，震动畿辅。平日交邻之道，我未尝失礼于彼，彼自称教化之国，乃无礼横行，专恃兵坚器利，自取决裂如此乎？朕临御将三十年，待百姓如子孙，百姓亦戴朕如天帝。况慈圣中兴宇宙，恩德所被，浃髓沦肌，祖宗凭依，神祗感格，人人忠愤，旷代所无。朕今涕泪以告先庙，慷慨以誓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口，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连日召见大小臣工，询谋佥同。近畿及山东等省，义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数十万人。至于五尺童子，亦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彼尚诈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人心。无论我国忠信甲胄，礼义干橹，人人敢死，既土地广有二十余省，人民多至四百余兆，何难翦彼凶焰，张国之威！其有同仇敌忾，陷阵冲锋，抑或仗义捐资，助益饷项，朝廷不惜破格茂赏，奖励忠勋。苟其自外生成，临阵退缩，甘心从逆，竟作汉奸，即刻严诛，决无宽贷。尔普天臣庶，其各怀忠义之心，共泄神人之愤，朕有厚望焉。 

的确是有情有理，气势雄壮，既表现了大国气度，又足以调动臣民的爱国热情。然而，作为宣战书，史家大多认为它有点怪：首先，宣战应有明确的对象，这里却没有。找遍诏书全文，能够发现的只是“彼”、“彼等”，用现在的话说，也就是“他们”。他们是谁？似乎除了大清帝国之外，全世界都是敌人。向全世界宣战，慈禧气魄太大了。

事实上，宣战是有具体对象的，包括11个国家：德国、奥地利、比利时、西班牙、美国、法国、英国、意大利、日本、荷兰、俄罗斯。可是，诏书中并没有提及任何国家，而且这道诏书也从未以任何形式送达外国政府。

正因为这样，才出现了地方官员不知道敌人是谁的事。盛京将军增祺就曾向朝廷请示：“此次中外开衅，究系何国失和？传闻未得其详。应恳明示，以便相机应敌。”  

这种情况下，就存在一个各国可以应战也可以不应战的问题。历史留下的事实是，直到联军进北京，没有哪个国家宣布应战。其实，诏书不过是一份动员令。它通篇都在向自己的臣民讲话，解释朝廷为何而宣战，呼吁共同御敌，等等。

发布诏书后，义和团被称为“义民”，义民编为民团，由端王、庄王和刚毅统率。

宣战诏书发布后，大清帝国与列强各国应该是进入战争状态，朝廷也要求全国进入战争状态。然而，南方的李鸿章却抗旨不遵，说“此乱命也，粤不奉诏”。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也相互通气决定共同抗旨，实行“东南互保”策略。此事非同小可，封疆大吏抗旨不遵，意味着帝国的统治已经解体。

04

在世界战争史上，大概这是唯一的战例：宣战，却以使馆为攻打目标。

一般情况下，这样的战争很容易获胜，因为在自己的国土上，瓮中捉鳖，应该是马到成功。当然，这样的战争不可能就此而止，由此引发的真正战争必将随之而来。但令人困惑的是：从6月20日开始攻打，到8月14日联军前来解围，50多天，攻打使馆的战役竟然未能获胜。

本来，各国公使接到清廷的通牒，是准备立即撤走的。但是，6月20日这一天德国公使被杀，各国使馆惊恐万分，觉得一场有预谋的屠杀已经开始，离开使馆会更不安全。于是，他们取消了撤出使馆的计划，决定躲在使馆内等待援兵前来解救。

比利时、荷兰、奥地利三国使馆距离英法等主要使馆较远，所以他们的外交人员离开自己的使馆，来到了英国使馆。之所以如此，因为英国使馆面积最大、房子最多，院子里有个很大的花园，还有五口淡水井。

随着局势的恶化，在京的外国人纷纷来了，一些传教士带着他们的中国教民来了，一时间，英国使馆聚集了900多人。使馆中原本只有60多人，这么多人的到来，让使馆完全变了样，就连马厩里都挤满了人。好在无论外交人员，还是商人、传教士，来避难大都带了一些物品。于是，英国使馆内有了150匹骡马，一群羊，还有一头奶牛。粮食不成问题，本来就囤有足够的大米和白面，地窖里有成箱的葡萄酒。外国人逃到这里，感觉比较安全。

更重要的是，外国人相信，英帝国对他们的外交官在清帝国的处境，是不会袖手不管的。

对于使馆的攻打，是从6月20日下午开始的。据时人李希圣《庚子国变记》中的记述，6月20日下午，“董福祥及武卫中军围攻东交民巷，荣禄自持檄督之，欲尽杀诸使臣。礮声日夜不绝，屋瓦自腾，城中皆哭。拳匪助之，巫步披发，升屋而号者数万人，击动天地”。

长期以来，教科书的叙述常常含糊其辞，造成的印象似乎是义和团在攻打使馆区。原因不难明白，在清末，朝廷这么讲，是要把责任全都推到“拳匪”身上，以便逃脱罪责，乞得友邦的谅解。后来这么讲，是因为攻打使馆和教堂都成了“反帝爱国”的革命行动，自然不能落到慈禧太后和王公大臣们指挥的清军身上，所以，一定要说是义和团在反帝爱国，而朝廷却早已投降。可是，只要尊重历史，就不难看到当时的事实：攻打使馆的主要是官兵。董福祥直接指挥，荣禄亲自督战。义和团参加了，但不在第一线，更不是主力，而是充当了另一角色：“巫步披发，升屋而号。”     英国公使窦纳乐的报告，普特南·威尔所著的《庚子使馆被围记》，鹿完天所写的《庚子北京事变记略》，作者都是被围困的亲历者。他们反复讲述清军的进攻，却很少提到义和团。

清军的战果是有的：进攻开始后，首先打下了比利时使馆和奥地利使馆。但原因是这两个使馆的人员已经撤离，留守的士兵几乎没有抵抗就撤了。这两个使馆被打下来之后，立即被放火烧毁。接着打下来的是荷兰使馆和意大利使馆。荷兰使馆在使馆区外，而意大利使馆兵力薄弱，所以清军一进攻，他们就放弃了。

然而，有一点让人不解的是：从6月20日，到8月14日，近两个月的时间，军民联合围攻使馆，竟然没有打下来，清军真的草包到这步天地吗？

当然不是。清军有大炮，只要连续猛轰，用不了多长时间，使馆区就可以夷为平地。

但事实证明，外国人集中的英国使馆没有被毁灭，各国使馆的主要人员也大都安然无恙。只有荷兰公使诺贝尔是个例外，他一直躲在英国使馆的地窖里，但在使馆解围的那一天，听说联军已经到达，他从地窖中出来看看，却被流弹击中了大腿。

表面上看，参加围攻使馆的是董福祥的甘军、荣禄指挥的武卫中军，另外还有庆亲王奕劻指挥的军队。董福祥的甘军应该是卖力的，因为他们的精神状态与义和团一致，但其他两股军队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却很难说清楚。比如荣禄的队伍，曾经是朝廷派却保护使馆的，但也曾是朝廷派去攻打使馆的。

再看攻打的过程：7月13日，清军攻占肃王府和法使馆的意图接近实现。据英国公使窦纳乐估计，如果清军继续进攻，至迟在7月20日，即可将这两处完全占领。但在7月14日之后，攻势却突然减弱，16日中止了进攻。直到8月1日，才又恢复了炮击，但只是隆隆炮声让人恐惧，炮弹却大都呼啸而过，很少击中目标。直到8月11日，清军的攻势才又变得猛烈起来，但已经晚了，8月14日联军就进了城。

一些记载透露，荣禄的手下曾经奉命把炮口略微抬高。

跟随慈禧西逃的吴永在《庚子西狩丛谈》中记述了慈禧这样一段话：“我本来是执定不同洋人破脸的，中间一段时间，因洋人欺负得太狠了，也不免有些动气。但虽是没拦阻他们，始终总没有叫他们十分尽意地胡闹。火气一过，我也就回转头来，处处都留着余地。我若是真正由他们尽意地闹，难道一个使馆有打不下来的道理？”

看来，一切都在慈禧的掌控之中。

问题在于，既然不想真打，为什么要宣战？摆出战争的样子，又不想真打，这一招显然有用意。但实际的结果，却是联军入京，皇家仓皇出逃。

古人云，伶俐不过流氓，聪明不过帝王。大清国最聪明的人当属慈禧。但回望历史，却不难发现，慈禧自作聪明，太不老实，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05

清末历史上有几个标志性的大事件，甲午战争是一个，百日维新是一个，义和团运动又是一个。这些标志的意义各不相同，甲午战争标志着大清帝国这只纸老虎被彻底捅破；百日维新标志着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一次尝试；义和团运动则标志着朝廷利用民间力量抵抗现代化的一次尝试。

义和团运动的矛头所向，不仅是洋人和教民，而且包括朝廷的洋务派和维新派。维新派在戊戌政变后所存无几，但光绪皇帝仍然在。拳民来自下层，并不了解上层的斗争，对光绪和维新派并无大恨，但在上层的引导和教育之下，也懂得了把维新派和洋人联系在一起。他们掀起的“杀毛子”运动，对不同的“毛子”进行了划分：“洋人为大毛，教民为二毛，康党为三毛。”在上层的引导之下，他们仇视维新，恨“西法”和“新政”，恨洋人，也恨维新变法者。他们要杀“一龙，二虎，三百羊。”所谓“一龙”，就是支持维新的光绪皇帝。杀光绪皇帝，是因为他学习洋人，主张变法。所谓“二虎”，一个是庆亲王奕劻，一个是李鸿章，都是洋务派领袖。他们的罪行，就是推进帝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三百羊”指的是300官员。按照义和团的说法，只有坚决反对维新的少数大臣可以保留，其余300人都该杀掉。(《西巡回銮始末记》)

义和团运动时期，是朝廷保守派与下层民众结合最为密切的一个时期。载漪、载勋等人完全与拳民打成一片，而且有了共同语言。宋玉卿编的《戊壬录》中说：“义和团既借仇教为名，遂指光绪帝为教主，盖指戊戌变政，效法外洋，乃为帝之大罪也。”

从历史的进程看，义和团运动的主要特征就是对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的全面反动，它既反对维新运动，也反对洋务运动。拳民把仇恨集中到铁路、轮船和电线上。当时流传甚广的一张揭帖写道：“男练义和团，女练红灯照。砍倒电线杆，扒了火车道。”他们极力破坏的，正是洋务运动取得的成果。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一直清算到魏源等人。当时一位士大夫在给徐桐的上书中旌扬义和团法术之神、对洋人百战百胜之后，就曾声讨洋务派对现代工业文明的引入：“魏源以刺夷情、识夷事、师夷长技著书，天下承其谬者数十年，误事甚大。究之刺夷事、识夷情，则多增一买办之材；成就一买办，则增多一汉奸。……既廓清腥秽，则电杆、铁路、商务、矿物，一切可以引致洋人之端，皆当禁而止之，此所以整齐天下事也！”

由此可见，义和团的出现与戊戌变法有关，也与洋务运动有关，上层与下层相结合，形成的是反新政、反西法、反洋人的联盟。关于这一点，那些亲历者看得很清楚，说得也很明白。

鲁迅在《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中说过：“清光绪中，曾有康有为者变过法，不成，作为反动，是义和团起事。”

陈独秀在《克林德碑》中说：“庚子事变，虽是西太后和载漪因为废立的事仇视各国公使，然还是少数，当时政府中人，因为新旧之争，主张纵匪仇洋者，实居十之八九，……他们眼里，以为各国夷人不懂中国圣贤的纲常礼教，都是禽兽；至于附和而且主张效法那禽兽的中国人，不更可杀吗？所以他们戊戌年将一班附和禽兽的新党杀尽赶尽，还不痛快；到了庚子年，有了保存国粹三教合一的义和拳出来，要杀尽禽兽，他们自然十分痛快，以为根本解决了。”

陈独秀还说：“我国民要想除去现在及将来国耻的纪念碑，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现在世上是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道路。”

对义和团的评价，一百多年来发生过几次变化。在当时，从朝廷的王公大臣到一般民众，都有许多人赞美它；辛亥革命前后，直到五四时期，它一般是被否定的。正如鲁迅和陈独秀的见解，把它看作历史倒退的标志。但在进入1920年代中期之后，时代精神发生逆转，人们告别辛亥革命的理想，告别五四的精神，义和团的革命性被发掘出来；再后来，就不仅成了“反帝爱国运动”，而且与太平天国一起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两场革命运动。

06

义和团运动是帝国黄昏的一件大事。关于它的内容，有大量当时的记述在，有后人的各种评说在，也许无须多说。不过，它的兴衰命运，及其在历史上扮演的角色，实在耐人寻味。在这其中，慈禧太后是无法回避的。如果没有慈禧，义和团大概就像历史上的同类组织一样，闹出点小乱子，而很难影响历史。义和团很幸运，却又非常不幸，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青睐，于是有了峥嵘岁月；又因此有了更加悲惨的下场。不过，从历史的进程看，恰恰是它淋漓尽致的表现，使得物极必反，开始了一个新时代。

一般教科书都把义和团解释为一场“反帝爱国”运动，而大清帝国的朝廷，尤其是慈禧太后为代表的势力，却是“卖国投降”的。面对这种解释，人们无法避免这样的困惑：大清帝国是在慈禧等人手里，还是在下层拳民手里？如果国家并不在拳民手里，为什么皇室、大臣、富商、士子没有率先反帝爱国，而来自底层的拳民却承担起了反帝爱国的任务？

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因为中国历代王朝的国家性质及其更替情形，使得下层民众的爱国热情大打折扣。这一点，朝廷很明白，因为从鸦片战争到早午战争，朝廷都为子民不爱国而苦恼，愤愤地诅咒和声讨过“汉奸”。从一些地方官的奏折看，他们甚至觉得民众的大多数都是“汉奸”。

那么，义和团拳民的爱国热情缘何而来？非我族类，以及对异族的种种看不惯，固然可以成为排斥洋人的理由，但这不是主要原因。中国百姓并无仇外的传统，从唐代的长安，到宋代的卞京，都有大量异族，汉人不难与其和平相处。按照鲁迅的说法，甚至汉人是不难接受异族统治的，原因是经历过元朝和清朝。然而，义和团却那样强烈地排斥洋人。

考察主要原因，其实还是官府的教育和引导。

这是一个并不简单的运作过程。从一些教案的材料看，官府和士绅常常起着主要作用。借教民不守传统礼仪、不参加迎神赛会等，鼓动非教民仇恨教民，然后把矛头对准传教士——洋人，这是常见的现象。所谓民教冲突，大多是官府和士绅引导的结果。

考察义和团的来路，其前身“义和拳”反抗的对象并非洋人，要杀的也不是教民。变化的关键环节是接受招安。1899年，捐官出身的汉裔旗人毓贤出任山东巡抚，以招安的方式使“义和拳”变成了“义和团”，于是，这个组织本来或许具有的反抗色彩没有了，一些人“反清复明”的旧志变成了“扶清灭洋”的现实任务。招安的过程，正是拳民接受教育和引导的过程。“义和团”从诞生之日起，就在官府的引导和鼓励之下，从仇恨本国统治者转向了仇恨洋人。

在义和团运动的高潮中，许多王公大臣都是直接的指挥者。先后做过山东巡抚和山西巡抚的毓贤说过，义和团有两个统帅：一个是鉴帅（李秉衡），一个就是他自己。义和团进京之后，参与指挥的就不仅是大臣，而且有了王爷们。端王、庄王都直接参与了义和团的培养、教育和领导。大学士徐桐也曾对义和团进行鼓舞和激励。

而这一切，背后是慈禧的态度。

07

是慈禧太后支持义和团，才使义和团运动如火如荼。那么，慈禧这样做的理由是什么？

当然，从大处看，“扶清灭洋”四个字已经够了，足以证明义和团是帝国的忠诚卫士。身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不支持他们支持谁？不过，史家所注意的，还是那些更为具体的原因。

义和团兴起之际，正是心比天高的慈禧痛苦无奈之时，也正是她对洋人的愤恨需要爆发之时。

首先是戊戌政变之后的积怨。

戊戌变法，外国人就支持皇帝和维新派。慈禧好不容易力挽狂澜，重新垂帘听政，禁锢了皇帝，杀掉了谭嗣同等“六君子”，变法的要犯康有为、梁启超等，却一个个在洋人的帮助下溜走。他们既然逃到了国外，外国人就该送回来，以便正法。可是，外国人的表现却恰恰相反，不但不配合大清帝国通缉要犯，反而支持他们在海外继续活动。据李希圣《庚子国变记》记载，清廷悬赏十万两白银捉拿康有为，但港英政府却对康有为严加保护，就连刺客也不得近身。慈禧太后闻知大怒，发誓“此仇必报”，并将身边的玉壶摔得粉碎。

洋人庇护康有为等乱党，早让恨得慈禧咬牙切齿。

其次是建储事件。

政变之后，光绪皇帝被禁，但慈禧仍觉得这是个威胁。所以，她先是散布光绪病重的消息，想借此做文章，使光绪退出历史舞台。西方公使们却多管闲事，派西洋医生入宫诊视，宣布光绪的身体无碍，导致皇帝“病退”的计划搁浅。慈禧当然并未甘休，继续准备废立。1899年底，荣禄献计请立大阿哥。慈禧召王公大臣、满汉尚书集议，逼迫光绪帝下诏宣布病退，立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预定庚子年元旦（1900年1月31日）行让位礼，改元“保庆”。如此大事，各国公使理应入宫祝贺，但让慈禧没有想到的是，列强公使竟公然拒绝，不愿承认新皇帝。

洋人对光绪皇帝的关心和支持，让慈禧非常不安。因为这说明洋人仍然支持变法，而对她的政变不予认同。事实上，这是慈禧在戊戌政变之后的一块心病。

慈禧正在生气，又来了更让她生气的消息：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鼓动上海绅商名流一千余人，联合发表保皇通电，恳请光绪帝亲政。洋人反对也就罢了，本国臣民竟敢如此，当然要严加惩办。于是，朝廷下令捉拿经元善。结果，又是英国人，帮他逃到了香港。

如果站在慈禧的立场上思考问题，叫她怎能不仇恨洋人？她要彻底消灭康党，洋人却帮助康有为等逍遥法外；她不过杀了几个臣子，西方各国却说三道四纷纷指责；她要废掉光绪皇帝，洋人又指手画脚，公然干涉她的内政。此时的慈禧如果有力量，肯定要狠狠教训洋人。可惜，她没有力量。甲午战争已经证明，她的军队连一个小小的日本都打不过，自然无法制服列强。

就在这时，是毓贤把她的目光引向了义和团。1899年冬，山东肥城发生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卜克斯被杀案件，在西方各国的抗议之下，朝廷无奈，免了毓贤的职。离职后的毓贤到北京，慈禧召见了他，从毓贤那里，她知道了义和团忠勇可用。毓贤这样的臣子，义和团这样的民众，使这位绝望的老太太看到了希望。

正因为这样，慈禧不顾列强的抗议和大臣的反对，对义和团改剿为抚，使“拳匪”成为“义民”，并且一下子就赏了粮食二万担、白银十万两。

正是因为太后的支持，王公大臣们才敢于那样支持义和团，义和团才那样横行无阻。

6月上旬，慈禧已经决定用义和团对付洋人，“因该团皆忠心于国之人，如与以上等军械，好为操演，即可成为有用劲旅，以之抵御洋人，颇为有用。”6月10日，义和团开始大举进入北京。同一天，外国使馆的对外通讯被切断。第二天，6月11日，日本驻华使馆书记杉山彬被清兵杀掉，而且开腹剖心。6月12日，义和团开始大批涌入北京。

08

不过，在这过程中，慈禧也曾犹豫。对洋人的愤恨是始终一致的，对义和团的态度却常常摇摆不定。

义和团杀教民、杀市民、烧店铺、烧民房，慈禧也许并不介意，但群众运动常常失控。衙门被烧、大臣被杀之际，她不是没有动摇。作为她动摇的证据，就是16日的御前会议曾经要解散拳民。

然而，偏偏就在这时，慈禧得到情报：外国人要她把权力还给光绪。载漪等人的假情报进一步点燃了她的怒火，使她与洋人势不两立。宣战，慈禧实在是下了孤注一掷的大决心，是经历了极大的痛苦和愤怒才决定的。《崇陵传信录》中对五月二十一日（公元6月17日）的御前会议有这样的记述： 

申刻召对仪鸾殿……太后随宣谕：“顷得洋人照会四条：一，指明一地……今日衅开自彼，国亡在日前，若竟拱手让之，我死无面目见列圣，等亡也，一战而亡，不犹愈乎？”群臣咸顿首曰：“臣等愿效死力。”有泣下者。（惟既云照会有四条，而所述只得其二，退班后，询之荣相，其一勒令皇太后归政，太后讳言之也。）其时载漪及侍郎溥良力主战，语尤激昂，太后复高声谕曰：“今日之事，诸大臣均闻之矣，我为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战，顾事未可知，有如战之后，江山社稷仍不保，诸公今日皆在此，当知我苦心，勿归咎一人，谓皇太后送祖宗三百年天下。”……太后悲且愤。遂开战端。

接下来的御前会议上，慈禧不再犹豫，也不再倾听不同的意见，而是大发淫威，专横地决定向列强宣战。后来，甚至把反战的五大臣杀掉了。

决定宣战之后，立即发生的是几件大事：

6月20日，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代表各国公使前去总理衙门，途中被埋伏的清兵杀掉。

同一天，大清帝国的军队与拳民联手，开始攻打使馆区。

6月24日，朝廷为捕杀洋人而悬赏：“杀一洋人赏五十两；洋妇四十两；洋孩三十两。”这命令不是慈禧下达的，但她没有反对，也没有制止。

但就在这时，一件事使她又犹豫起来。

6月25日早晨，端王载漪、庄王载勋，还有贝勒载廉、载滢，率领60多名拳民闯入大内，以搜拿教民为名，要见皇上，而且出言不逊，骂皇上为“二毛子”。慈禧闻讯赶来，制止了一场弑君的政变，并且杀掉了为首的拳民。 

这事给慈禧的刺激很大，她开始担心失控，也对载漪急不可耐地要除去光绪的做法大为不满。正因为这样，她马上传令荣禄，让他停止对使馆的进攻。

6月29日，慈禧给清政府在八国的驻外使节们发去了电报，要求他们就“宣战”一事向各国解释。从电文中看出，慈禧并未决心与列强死战。

据学者们研究，慈禧对拳民的招抚，事实上只是权宜之计。在义和团大量进京之际，剿除困难，她就扮出一副“爱国爱民”的形象，对外宣战，只是寻找一个宣泄口，让聚集的力量发到洋人身上。

有几份上谕的确值得注意：6月30日，朝廷有一道给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各省督抚的上谕，其中说：“尔各督抚度势量力，不欲轻构外衅，诚老成谋国之道。无如此次义和团民之起，数月之间，京城蔓延已遍，其众不下十数万，自兵民以至王公府第，处处皆是，同声与洋教为仇，势不两立。剿之则即刻祸起肘腋，生灵涂炭，只可因而用之，徐图挽救。奏称信其邪术以保国，亦不谅朝廷万不得已之苦衷矣。” 对于各省督抚，朝廷有时是说真话的。到7月22日，给东北地区大吏的上谕中说得更清楚：“我仍可作弹压不及之势，以明衅不自我开。各该省如有战事，仍应令拳民作为前驱，我则不必明张旗帜，方于后来筹办机宜可无窒碍。”

与此同时，慈禧已经连续致电李鸿章，让他马上进京，并且重新任命他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事实上是在为日后的和谈做准备。

这说明，慈禧尽管对洋人恨之入骨，极想坚决反帝，行动上却给自己留了后路。

但是，正因为她对洋人的入骨憎恨，一旦发现对付洋人的机会，她是不会放过的。在她7月16日下令停止攻打使馆之后，京城局势出现了缓和。紫禁城和东交民巷之间的谈判书信日趋频繁，联军也没有再向北京进军的迹象。但就在这时，“鉴帅”李秉衡来了。他的出现使慈禧的态度又强硬起来。因为他是为数不多的进京勤王的重臣之一，又是积极的抵抗派。在慈禧面前，他大吹大擂，拍着胸脯要为太后击退洋兵。慈禧是在7月27日召见李秉衡的，召见完当天就下旨，令其帮办武卫军军务，并将外省赶来的几支勤王部队划归他指挥，然后就在8月1日恢复了对东交民巷的炮击。

慈禧很聪明。她爱她的大清国，对威胁着帝国统治秩序的洋人恨之入骨，但是，她知道打不过洋人。当她发现义和团之后，就想利用他们去与洋人试一试。这应该是一手高棋。首先，把拳民的反抗冲动引向“灭洋”，把对朝廷的威胁力量转化为保卫力量；其次，借此教训洋人，让他们吃点苦头，不要再对大清帝国的内政说三道四；再次，即使失败惹出麻烦，朝廷可以推脱，因为义和团只是人民群众，而不是政府军队。也就是说，如果义和团真能打败洋人，慈禧坐享其成，不再受列强威胁；如果不能，也对她无害，无非让“义民”回归“拳匪”，向洋人道歉，不过是朝廷剿匪不力而已。

义和团跟随太后这样的最高统帅去“反帝爱国”，结局可想而知。可是，当时的他们，却因为有最高统治者的支持，顿时威风起来，为所欲为。从6月到8月，北京城火光冲天，尸横满街，没人敢说半个不字。历代造反者都未曾有义和团这样幸运，奉旨烧杀抢，自然所向无敌。

可惜好景不长，紧接着就是义和团运动的终结。

8月14日联军进入北京，16日宣布对北京的占领。这时慈禧已经仓皇出逃。在逃往西安的路上，朝廷已发布“罪已诏”，向列强赔礼致歉。祸闯大了，责任当然不在统治者。上谕说：“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剿除不可。”

1900年10月，李鸿章奉命抵达北京，开始与八个占领国谈判。李鸿章很聪明，也很有经验，在异常艰难的情况下，他不能不寻找解决问题的路径，既给朝廷留面子，又让洋人能够接受。把义和团与朝廷分开来，对立起来，就是最好的办法。如此一来，与洋人为敌并非皇家的事，而只是拳匪所为。对于联军，也给一个体面的台阶：派兵进北京，是帮助大清剿匪平乱。

“义民”终于还是“拳匪”，这回真是在劫难逃了。“拳匪”被剿灭之后，老佛爷回来了，仍然坐享她的大清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