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系社会？刚刚被发现？不会吧……”很多人听到史前时期母系氏族社会刚刚被发现的新闻，都流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

在初等教育中，“母系氏族社会”是一个耳熟能详的词。根据课本知识，人类社会最初是母系社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出现，人类开始朝着父系社会发展……

其实，这是一个多世纪以前，社会学家如巴霍芬（Johann Jakob Bachofen）、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等人通过古籍梳理、对当时的母系氏族部落的观察所提出的一个观点。这个观点通过教材的传播，在中国影响甚大，而它强大的解释力又进一步固化了人们头脑中的这一“人类社会演化之路”。

然而，自20世纪以来，这一假说在社会人类学界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一些学者指出，这一观点主要基于希腊神话和逻辑推演而非实证证据；另一些学者则指出，在对其他灵长类动物的研究中缺乏支持母系社会的证据。极为关键的是，一直以来，考古界还没有发现过明确的史前时期的母系氏族社会遗址。

2025年6月，一篇发表于《Nature》的专业考古学论文打破了僵局，为这场争论提供了一个来自中国的有趣证据——《古DNA揭示中国新石器时代一个由两个氏族构成的母系社会》（以下简称论文）。首个史前母系氏族社会的遗址——大汶口文化傅家遗址被发现了。

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国内，这篇论文都引起了公众极大的兴趣。而正当人们以为这篇论文为恩格斯的观点提供了有力证据时，论文的结论似乎并不急于告诉人们答案，相反它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多样性：“文化进化的系统发育研究并不支持关于人类社会演化的僵化、单向的假设，而是展现出一种更为动态与灵活的亲属制度格局，这些制度随着环境与经济变化而不断调整，其中牧业与农业的传播常常有利于父系制度的形成。”

在川滇两省交界处的泸沽湖，生活着摩梭人，他们是中国目前唯一的母系氏族，家庭中由最年长或最有能力的老祖母掌握权力，居住于独立的祖母屋。图为2019年3月，老祖母李友抓在祖母屋里照顾重孙女。视觉中国丨图

这是一篇由多位中国学者、多家科研单位共同合作而完成的论文——有考古学家的发掘、生物医学专家的全基因组测序、分子人类学家的数据分析、科技考古的化学同位素测定，以及人类学家的综合分析。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张海是在这个项目中处于“枢纽”地位的人，他联络各个单位、学者，形成共同讨论研究的氛围，“国际上一些研究已经采用分子人类学的方法来寻找母系社会，只是都没有找到如此早期的史前的母系社会。”张海说。

傅家遗址位于山东省北部的广饶县，离渤海海岸只有40公里。遗址经过1985年和1995年两次大规模发掘，发现墓葬三百多座，另有灰坑、窖穴、水井、房址等遗迹。遗址大约东西宽350米，南北长四百多米，是一个将近14万多平方米的中型聚落遗址。根据测年，学者们认为傅家遗址处于大汶口文化晚期，距今4750年到4500年左右。

证明傅家遗址为母系氏族社会的关键证据，是项目中所采用的古DNA全基因组测序所找到的数据。全基因组并不是一项很新的技术，“大家都能做，但是你要说明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类社会，就必须文理结合，运用人类学、社会学的方法。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很多人总觉得，你是不是有什么新技术啊？不是的，更重要的是idea（想法）。”张海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四十年发掘，谜团重重

山东博物馆的二楼展厅里，一枚四千多年前的人头颅骨被安置在一个特制的展览箱中，争相观看的观众里外围了好几圈。这枚头骨的特别之处是它的顶部有一个光滑的圆形空洞，光滑是开颅之后骨组织再生长的证据。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韩康信先生对头骨进行了研究，证明这是中国目前所见最早的开颅手术后长期存活的案例。

这枚传奇的头骨就出土于傅家遗址。1985年，当考古工作者刚刚打开傅家遗址墓地的时候，“大家都一头雾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孙波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墓地中的葬坑排列得非常紧密，“几百个墓葬密密麻麻，100平方米的范围内就有一百五十多座墓葬，甚至上下重叠好几层，好像是大家都往这一个地方去埋，非常罕见。”而同一时期的其他大汶口文化遗址的墓地“规划正在变得越来越整齐”。

同样显得比较特殊的，还有随葬品。和整个大汶口文化的风俗比起来，这里显得非常“古朴”，随葬品总体来说不丰富，不少墓没有随葬品，“多数墓仅一两件，最多五件，墓葬之间的差别不大。随葬品中彩陶比较多。”孙波说。

第二次大规模发掘是在1995年。那枚传奇的头骨就出土于这次发掘。这次发掘之后，发掘者们发现了更多的它不同于大汶口文化的特质，“我们认为傅家遗址是一个特殊的带有区域特征的大汶口文化的中晚期聚落。”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昝金国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在傅家遗址附近，还有一个文化面貌相似的遗址“五村遗址”，考古学家们把这些鲁北靠近海岸线的遗址归类为“大汶口文化五村类型”，表示它们虽然属于大汶口文化，却有自己独特的文化面貌。比如社会较为均等，人群大量使用彩陶器以及采集海洋贝类等。

昝金国也是傅家遗址2021年最近一次发掘的负责人。2019年，利奇马台风给山东北部沿海带来了严重的暴雨内涝灾害。傅家遗址所处的广饶县就遭遇了暴雨袭击，境内的小清河暴涨，造成广饶市区被河水倒灌淹没。

傅家遗址的地势是整个广饶县最高的，在那次灾害中并没有被淹。灾害过后，当地政府打算在遗址周边进行环境整治，并打算在遗址的东北部开挖一条水渠，解决周边的排水问题。为了配合这个工程的实施，再次发掘傅家遗址被提上了日程。

2021年冬天，环境整治工程的前置考古工作启动。昝金国将这次发掘的位置定在原有发掘区的北部。从10月份到12月份，发掘大约持续了三个月的时间。昝金国记得那年鲁北海边的冬天异常寒冷，白天挖的探方，夜晚零下十五六度，直接成了冻土，第二天还是硬邦邦，根本无法作业。

给探方“保暖”成了发掘现场的头等工作。昝金国给探方穿了四件“衣服”：每天工作结束之后，他先给探方底部铺一层3到5公分厚的松土，松土上盖一层塑料布，塑料布上再盖一整片毛毡布，最外层的“外套”则是厚重的草苫子。第二天早晨，昝金国用手往下一探，“温度能维持在零下两三度左右，还成！”把“衣服”层层掀开，太阳一出来，稍微照一照，便又可以进行发掘了。

对北区的发掘也发现了和南区一样密集的墓葬，昝金国还注意到，综合两个区域来看，他们发现了大量的骨器、蚌器、陶器，但就是没有石器。这在一个新石器时代的史前遗址中也是罕见的。“很可能说明它没有掌握石器的来源通道，它只能就地取材，用蚌器。蚌刀的硬度、锋利度完全可以和石刀相比。这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了傅家遗址具有典型的海洋性特征。”昝金国说。

遗址位于黄河下游的冲积平原和渤海海岸的侵蚀地带，“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理单元，位于河口的史前遗址比较少”，现在的傅家遗址距离海岸线大约40公里，在5000年前，海岸线比现在离得更近，也许这就是一个海滨的聚落。

稀有的史前人骨

发掘结束后，傅家遗址的种种谜团一直在昝金国的心上，单靠考古发掘得到的证据很难解释这些谜团。直到2022年，昝金国参加了北京大学全国考古项目负责人培训班，遇到了担任培训班指导老师的张海。

2021年，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的分子人类学家宁超“转会”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张海就经常找宁超商量，要怎么把分子人类学和考古学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分子人类学界对古人类DNA的利用，到那时为止，绝大多数的研究都聚焦于古人类的迁徙活动，“就是利用现代人的基因库，然后把古人的基因拖到这个库里面，进行比对；或者对已经发表了的古代基因进行相互之间的模型比对，来考察人群的流动情况。”张海说。宁超2020年参与的一篇论文《早期铁器时代新疆东天山地区与欧亚草原的基因交流》，沿用的就是这样的学术范式。

然而在张海看来，这种研究范式与考古学的结合还称不上紧密，他希望寻找新的研究方向，让宁超擅长的分子人类学在考古领域有更大的发挥空间。“当时就想到了做社会组织、社会结构的研究，2021年前后，这个方向在国际上也刚刚开展，国内基本上没有。”张海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2022年，昝金国在培训班上和张海聊天，得知现在的分子人类学研究基因的技术已经很成熟，不仅能测某个单倍群，还能全基因组测序，这样就完全可以用来检测一下人骨样本的亲属关系。看到昝金国对这个技术感兴趣，张海就问他：“你手里有没有好一点的样本？”

说到人骨样本，昝金国爽快地说：“有！”后来昝金国回忆起这次合作，坦率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人家有那个技术咱为什么不搞个合作呢，这样我们考古的视野也会拓得更宽。”

位于临淄的人骨标本实验室，收集有大量的人骨标本。从战国时期一直到汉代，临淄一直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之一，多年来，山东的考古学家在临淄附近挖掘出大量的古人类遗骨，包括傅家遗址历次发掘出土的人骨样本在内，目前都保存于这家实验室。

在前一年发掘的时候，昝金国已经有意识地格外注意人骨的保存，“没有清理，一般是整个骨骼，特别是头骨，连带周遭的泥土，全部打包用锡箔纸包住”，直接送去淄博的实验室里。宁超和张海后来打开锡箔纸一看，发现人骨保存得非常好，“当时结冰嘛，土壤都和骨头板结在一起，也只能这样整体保存了。”昝金国说。

像傅家遗址这样人骨保存相对较好的史前遗址并不多见。人骨保存得好不好，和埋藏的土壤环境条件非常有关。“像南方的红壤环境，是酸性土壤，几乎就没有什么人骨能保存下来，良渚文化和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就只能看个痕迹。”同样不利于人骨保存的还有碱性土壤，“山东东部沿海地区的土壤碱性很强，不光骨头没有，连贝壳也腐蚀掉了。”孙波说。

利于人骨保存的是沙土质的土壤，像内蒙古地区、黄土高原地区，都有不错的人骨保存。“另外，如果是深埋，且深埋的土层是人类活动的文化堆积层，那也会保存得相对较好。”孙波介绍。

看到这么多妥善保存的样本，“我们当时就觉得，这个材料非常有介入深挖的潜质。”张海说。

事实上，北大的团队并不是第一支对这批样本“下手”的团队。

2017年，北区还未被发掘的时候，山东大学考古学教授董豫的团队已经注意到了傅家遗址的特殊性。当时，他们从南区已发掘的大约三百多个墓葬中提取到了23个人骨样本（包括11个男性、11个女性、1个未知性别），进行DNA和氧同位素分析。

当时的分析显示，这23个个体有着相同的线粒体DNA序列——由于线粒体DNA只能遗传自母亲，所以这些同一墓地的个体都有着共同的母系先祖。结合其他证据，董豫在论文《大汶口文化晚期社会组织形态的思考——来自DNA和稳定同位素的证据》中，提出了自己的假说：傅家聚落很可能是一个母系氏族社会。但同时她也提到，拥有一位共同的“老外祖母”并不代表就是母系氏族社会，有可能就只是一个“大家族”而已。

关键性证据



论文《古DNA揭示中国新石器时代一个由两个氏族构成的母系社会》中的亲属关系示意图，紫色和绿色阴影分别代表南区、北区，方块和圆形分别代表男性、女性。受访者供图

真正的突破在于北区墓葬的发现，以及确定北区人群与南区人群的遗传关系。

张海与宁超拿到这批人骨样本之后，将全基因组测序的任务交给了北京大学生物医学前沿创新中心的黄岩谊团队。比董豫团队更进一步的是，他们做的是全基因组的检测。全基因组测序不仅能知道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老外祖母”，还能知道某些个体的具体亲属关系。

从人体骨骼到最终可以被仪器检测的DNA样本，已经有一套规范的操作流程。

对于古人的遗骨来说，最能将DNA保存下来的部位，是头颅中的颞骨、牙齿、听小鼻和大腿胫骨。“你这样拿着人头骨，摇晃一下，头骨发出咔咯咔咯响，这就是耳蜗里面的听小鼻在振动，它保存人体信息特别好，包括性别、年龄、DNA。”昝金国做了一个抱起头骨在空中摇晃的手势。

黄岩谊团队中的王劲成博士后是在实验室中负责实际操作的人员。南区的遗骨尽管已经挖出来几十年了，但一直在库房中存放着，王劲成看到人骨样本的时候，不禁感叹了一句：“保护得还真挺好。”

拿到样本之后，先用机器把骨头打磨出来，由于遗骨存世时间长，多有损伤，有时候取多个部位才能找到合适的样本。

下一步就是去除骨头表面的外源污染，“因为它可能会有一些现代人DNA的污染。”王劲成说。实验室团队用次氯酸、酒精浸泡打磨好的骨头，把外源污染去除掉。此后的环节就是从骨头里面提取DNA，“一般一个样本有100到150毫克的骨粉就够了。”

在仪器的观测下，古人类的DNA与现代人DNA完全不一样。古DNA一般会有损伤，“很显著的是它会在序列的末端有损伤”，而且古DNA的片段会非常短，断裂成一段段，“做现代人的DNA检测还要有把基因组打断的步骤，古DNA就不需要这个，因为它本身就很短了。”王劲成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如果观测到完整的DNA，那就是样本被现代人DNA污染了。

王劲成对南区几十个样本做了DNA数据的初步分析后，立刻意识到这些样本“非常特殊”。“它们的线粒体DNA惊人地一致。这和其他遗址的线粒体DNA的单倍型情况完全不一样，其他遗址的线粒体DNA的单倍型非常多样，可能一个遗址10个个体可能就有10种单倍型，但是这个遗址四十多个样本，只有一个单倍型。”

北区墓葬和南区墓葬的情况非常相似。“北区墓地的线粒体也很单纯”，也是由一位“老外祖母”传下，但这位老外祖母与南区的老外祖母却并不是同一个人。“代表它是另外一支母系。”张海说。然而到了这一步，也并不能证明傅家社会是母系氏族社会，“有可能这就是两家人啊，可能这一家人把墓地建在南边，过个几十年，那一家人把墓地建在北边。”黄岩谊说。

“我们关心的是个体之间的亲缘关系，所以我们不能只看单倍群。”黄岩谊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没有亲缘关系的人之间可能也有着同样的单倍群，但要证明人与人之间的近亲关系，全基因组的检测必不可少。“我们很意外地发现，他们之间的亲缘关系是很密切的，不仅单倍群是一样的，线粒体DNA的序列也非常一致，常染色体的DNA序列也有很多的关联，等于说是蛮近的亲属关系，甚至还有像一级、二级这样的明确的亲属关系，所以它是一个大家族的墓葬。”（注：一级亲属指一个人的父母、子女以及兄弟姐妹；二级亲属指一个人的叔、伯、姑、舅、姨、祖父母、外祖父母；三级亲属指一个人的表兄妹或堂兄妹。）

确定傅家聚落的社会组织形态的关键证据有两个。首先，墓葬中男性的Y染色体显示出极度的多样性。被测序的13位男性（其中3人来自北区，10人来自南区），拥有9种独特的Y染色体谱系，这说明，源自同一位“老外祖母”的他们，父谴拇各不相同，他们最后的墓地归宿，是在“老外祖母”这里。

其次，科研人员在南北墓区之间找到了多个有三级亲缘关系的墓葬，以及两个二级亲缘关系的墓葬——N01号墓与S32号墓（N代表北区，S代表南区）。这足以证明两个家族之间是共时性关系，且存在通婚关系。

N01为女性，S32为男性，他们之间的关系成为了大家的聚焦点。经过全基因组的检测，他们之间的关系有两种可能——姑妈和侄子，或叔伯和侄女。无论哪种可能，在父系社会中，他们都是“同姓”的一家人，即拥有同一个男性先辈。而从母系社会的角度来看，姑妈与侄子、叔伯与侄女的女性长辈是血缘不同的“婆媳”二人。在傅家社会里，N01号与S32号被分别安葬在了南北两区的不同墓地——各自跟随自己的母系先祖。

论文对这些现象给出了如下结论：“傅家遗址的绝大多数个体，不论性别，均按照其母系血缘归属被埋葬……即使存在如此亲密的血缘关系（即N01与S32），也并未打破以母系血缘为基础的墓葬分布规则。”

破译特殊社会

傅家聚落是个非常特殊的社会。它似乎顽固地停留在母系氏族社会的某个阶段，并维持了将近250年，而没有像其他聚落那样“进步”。

研究者们从多个角度，让这个社会的风貌重见天日。

傅家遗址的绝对年代已经到了大汶口文化晚期（距今四千七百多年前）。这一时期的某些中心聚落面积逐渐增大，如焦家遗址、岗上遗址，甚至已经出现了明显的阶层分化。而傅家聚落的发展进程迥然不同。“这个社会发展程度相对来说比较均等，社会成员之间比较平等，没有很明显的分化。”张海说。

孙波认为，海岱地区（按，指以泰沂山脉为中心的周边区域，主要包括今山东全部及苏北、皖北局部，傅家遗址就处于这个地区）史前社会的发展轨迹，和中原地区大不相同。中原地区有频繁的社会变动、冲突，“暴力的遗迹现象比较多，它的社会进步是和暴力有关系的。”而海岱地区社会组织形态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主要由于生产技术的进步，逐步实现社会积累，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相似。在这种积累之上，由于个人的能力，或者各家族能力的不同，分化开始加剧。“海岱地区史前文化的发展也许和马克思、恩格斯所推演的社会发展理论更加契合，因为这个社会它是自身在发展和积累的。”

到了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墓地规模逐渐小型化。“这说明社会人群的组织单位在缩小。”墓葬的排列也在变得越来越整齐，分排或分组，“说明每个人都有了一个更小的社会单位的依归，也许是一个大家庭。”孙波说。但是傅家墓地几百座墓葬挤在一起，“这说明这个人群所依归的那个社会单位不是家庭，是更大的东西，我认为应该是氏族。”

包括傅家聚落在内的整个大汶口文化时期，男性的平均身高在一米七多一点，女性在一米六多一点，远远高于同时期的其他区域的人类身高，也高于现代中国人的平均身高（现代中国男性平均身高为 169.7厘米，女性为158厘米 ）。“按照常理推测，应该就是和他们的营养摄入很有关，但相关的研究还没有定论。”孙波说。

氮同位素的测定从侧面印证了这样的猜想。负责进行同位素测定的是四川大学考古科学中心王学烨副研究员，论文中提到，氮的同位素做出来，比其他地方高，“感觉他们吃了很多海鲜。”黄岩谊说。

科研团队还在傅家遗址的周围取走了很多土壤、植物样本，为的是做锶同位素的分析（按，该技术可用于推断某人群的活动范围，详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从事科技考古的赵春燕研究员的论文《锶同位素分析技术追踪古人类迁移活动的研究》）。通过测定，研究人员认为傅家人群的活动范围有限，约在方圆十公里左右，且“他们的生活方式非常统一”。

如果要把前文中考古的、分子人类学的、化学的学术语言转译为对一个社会的描述的话，我们不妨这样想象傅家聚落里的人们：

这是一群没有什么阶层分别的人，财富的差距很小，但却并不意味着匮乏——小米种植、养猪以及海洋捕捞让他们获得了充足的营养，个个身材修长；这里没有战争的迹象；社会成员遵循一定的准则，在一块小平原上劳作、生活；年长的女性处理社区事务，也许她们中的某人拥有高超的医术；男人们游走在不同的女性之间，女人们则自由地与他们相爱、别离。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两百多年。

发现史前母系社会意味着什么

从有文字记录的商代开始，中国社会都被认为是一个严格的父系社会。然而，更早的史前社会，到底是父系社会、母系社会，还是多种形态的共存，人类学界与考古学界都有着不同看法。

实验室中样本数据分析花的时间并不长，大约两个月左右就做完了，大量的时间花在了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之间的讨论上。在这个项目里，各学科的学者都要试着去理解另一个学科的术语和思考方式，“别的学科的知识进来之后，有好多东西比我们想的还复杂。”黄岩谊觉得这是件好事，“我们各自对其他的另外一部分信息并没有过多预设，这样就不容易陷到自己事先给定的故事框架里去。”

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严实也是论文的合作者之一，他记得论文投出去之后，审稿人给出了各种各样刁钻的审稿意见，“他们会有一些奇思妙想，摆出各种可能性，比如他们会问：它有没有可能是一个父系社会，但因为某种原因导致母系的多样性特别低？”严实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当初董豫在论文中其实也讨论了这种可能性：“人群历史也会影响人群的基因结构，如果广饶地区的人群曾经历严重的瓶颈效应，使其线粒体DNA的多样性减少至一支，而Y染色体碰巧保留了至少两支，那么无论傅家的社会组织形态如何我们都会观察到以上结果。”所谓“瓶颈效应”，是指当一个群体的个体数量骤然变少，那么即使这个群体之后数量恢复，其遗传多样性也无法恢复到之前的水平。

“强烈的瓶颈效应在玻利尼西亚人的迁徙中可以见到，但是在山东这种地方不太可能。”严实说。波利尼西亚人多次在太平洋中从这一海岛迁徙到另一海岛，每一次迁徙都伴随着遗传多样性的损失。这种地理原因和自然灾害的原因在当时的山东半岛都没有找到证据。

论文的背后还有更多未知的领域，王劲成对于傅家社会的细节更加好奇了，“现在只是证明了它是母系社会，但是具体是什么社会组织结构，具体的亲缘关系、家族树，都还是未知的状态。它的家族树可能并不是像父系社会那样一目了然的，可能是特别错综复杂的结构。”

严实田野调查过中国目前已知仅有的两个母系氏族社会，云南泸沽湖的摩梭人和四川雅江县和道孚县的扎坝人。扎坝人现在实行的是天葬，而严实曾在一些史料中看到摩梭人曾经有过土葬，并且是根据母系来安葬。

恩格斯等思想家将人类社会的演化看成是从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的线性的、必然的趋势。情况似乎比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就拿傅家遗址所在的大汶口文化来说，孙波认为某些其他的大汶口文化遗址也看到了母系氏族社会的苗头，“很可能大汶口文化中期以前，母系社会比较多，但是个别更早期的遗址却是父系的。”

而位于中原的仰韶文化，则普遍是父系社会。学界目前比较认可的假说，认为仰韶文化的人群是汉藏语系的人群的祖先。这和英国人类学家鲁特·梅斯（Ruth Mace）的研究不谋而合，她认为非洲的班图语人群在一开始是母系社会，但后来他们开始养牛从事畜牧业之后，逐渐演化为父系社会，而汉藏语系的人群从一开始很可能就是父系社会。

傅家遗址只是学者们进行全基因组检测的第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并不能代表大汶口文化的整体社会发展史。“也许并不是单向的演化，不存在绝对的从母系到父系或从父系到母系的发展。”严实说，“而且，这种演化有一定的偶然因素，可能会受到一些经济环境的影响。比如一个社会偏向于园艺经济，这种经济就容易保持一个母系社会；而如果一个社会是一种大的谷物农业，比如说种稻子、麦子、小米，或者是游牧社会，有大量的可移动财产，那这种社会就有一个非常强的倾向会变成父系社会。”

傅家聚落已经处于大汶口文化的晚期，历史的车轮已经加快滚动，再过不多久的时间，山东龙山文化将会崛起，取大汶口文化而代之，成为东方的一支强势文化，进而影响中原，影响直到现在的我们。宽广的城市、高大的城墙、战争的动荡，让龙山文化席卷海岱地区，傅家聚落在这一浪潮中迅速没落，他们的生活方式被更加等级化的、父权的生活方式所取代，他们的后裔也将融入崭新的社会，如一滴眼泪消逝于磅礴大雨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