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庆与杭州，在太平军与湘军对战的背景下形成了强烈对照。

1861年冬天，曾国藩攻克安庆后不久，李秀成率部在浙江攻城掠地。顺着长江漂流而下的浮尸群，无言地陈述着安庆的暴行。

然而，比起湘军旷日持久的围攻、破城之后的疯狂屠杀，太平军攻破杭州的过程既轻松，也克制。李秀成有意争取民心，入城之后约束军队，尽量不烧杀抢掠。人们不由得纳闷起来：“豺狼也，岂尚有人心哉？”

接着，李秀成剑指宁波——又一个涉及洋人利益的通商口岸。英国人连忙警告李秀成，不要靠近宁波，离上海远一些。

与洪仁玕不同，李秀成并不相信太平军能和洋人联合推翻清朝，只是天京那边一直阻止他胡乱动武。但这阻止不了他的攻势，太平军继续东进，轻松攻克宁波，进逼上海——依然没有大开杀戒，也没有破坏洋人的财产。

对于中国这场内战，英国议会的态度是保持中立，吓唬太平军，使其远离通商口岸，除非英国人性命受到威胁，否则绝不开战。但英国在华官员却不认同议员老爷们的天真想法：清军看起来太弱了，无法镇压这场叛乱，太平天国要是赢了，很可能导致英国对华贸易停摆。

当硝烟逐渐逼近上海郊区，英国人迅速撕掉冠冕堂皇的“中立”大旗，迫不及待插手到中国的内战之中。

外国势力，已然是中国权势结构的一部分。两次鸦片战争的结果证明，以皇权为中心的天朝体制，无法应对外来的冲击。1861年3月，北京设立总理衙门，负责外交，实际上兼管通商、国防、关税、军工、情报、留学生等事务。与其说是外务部，倒不如说是内阁。11月，辛酉政变，慈禧执政。在她的支持下，总理衙门首脑奕��将权力伸展到军机处，并拥有议政王的头衔。

在新体制下，谁能更好地处理涉外事务，谁就能扶摇直上。

曾国藩拿下安庆后，将其作为自己的大本营，慢慢收紧对太平天国的绞索。曾国荃把安庆周围清理了一遍，接着大摇大摆回到了家乡，吃吃喝喝，挥金如土，顺道招募了六千新兵。大批新人的加入，继续败坏着湘军的军纪，使其沦为像绿营那样的兵痞队伍。为了消灭天京城内的邪魔，曾国藩需要这群魑魅魍魉。

1861年冬天，江浙来人，请求救援。在此之前，江浙官绅全力支持江南、江北大营，不让湘军插手江南，双方多有龃龉，恩怨几乎不可化解。如今，江浙尽归太平军，只剩下上海一座孤城，他们不得不乞求曾国藩的保护。

曾国藩一开始并未答应。他认为：“上海东北皆洋，西南皆贼，于筹饷为膏腴，于用兵为绝地。”但由于手头的军费见底，他还是改变了想法：“闻上海每月实可筹银五十万两，不忍坐视其沦陷也。”他本想让曾国荃带兵东援，但曾国荃志不在此，而是一心想要攻克天京，立下不世之功。

于是，东援的重任落到了曾国藩的学生——李鸿章头上。

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跟曾国藩是科举同年。曾国藩在湖南练兵时，李文安、李鸿章父子在安徽办团练。1859年，李鸿章来到曾国藩军中。曾国藩有意雕琢这位年轻人。他有一个习惯，每天黎明必召幕僚一起吃饭，李鸿章遭受不住，便说自己头痛，起不来。曾国藩十分生气，“必待幕僚到齐乃食”。李鸿章只好披着衣服，狼狈赶来。餐桌上，曾国藩不发一言，吃完饭后，才严肃说道：“少荃（李鸿章），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

李鸿章时常和曾国藩发生争吵。在祁门时，他就提醒过老师，此地乃兵家绝地，不如移军别处。曾国藩不听，他据理力争，气得曾国藩骂道：“诸君如胆怯，可各散去。”

之后，曾国藩的患难久从之将李元度在徽州大败，临阵脱逃。曾国藩一气之下，不顾多年情谊，要参劾李元度。湘军上下都认为曾“过激”，反对弹劾。李鸿章极力劝道：“果必奏劾，门生不敢拟稿。”曾国藩不吃这一套：“我自属稿。”李鸿章又说：“若此，则门生亦将告辞，不能留侍矣。”曾还是不为所动：“听君之便。”

结果，李鸿章赌气离去，在江西赋闲将近一年。1861年6月，曾国藩写信给他，邀其“速来相助”，李鸿章就坡上驴，欣然前往。重入幕府后，李鸿章渐掌兵事。冬天，曾国藩酝酿安排曾国荃去上海时，明确表示让李鸿章同去。既然曾国荃不想去，那么统帅一职非李鸿章莫属。

1862年初，李鸿章开始组建淮军。他早年与父亲在家乡办团练，与淮勇头目如张树声、潘鼎新、吴长庆、刘铭传等人相熟。有湘军开创的体制在先，又有早已成型的部队，只需要挑强汰弱，便轻松募得四营——树字营（长官张树声）、铭字营（长官刘铭传）、鼎字营（长官潘鼎新）、庆字营（长官吴长庆）。

3月，淮勇在安庆集结，接受曾国藩的检阅。曾国藩觉得淮军人数太少，战斗经验不足，又调拨了九个营：曾国藩的两个亲兵营，开字两营，林字两营，以及熊字营、垣字营、春字营。开字营的长官是程学启，安徽人，本是太平军将领，在湘军攻下安庆前夕倒戈。春字营长官张遇春，最初隶属于李鸿章办的团练，后编入湘军，历时数年，如今回归淮军。剩下几个营的长官，全都是湖南人。正如史学家罗尔纲所言：“淮军与湘军，犹如儿子与母亲，曾国藩与淮军，犹如老褓母与婴儿。”

经过补充之后，淮军共十三营，每营500人，共6500名士兵。算上民夫，总人数达9000余人。

4月8日，李鸿章搭船抵达上海。不出一个月，朝廷任命他为江苏巡抚的旨意就下来了。上海的局势十分复杂，华、洋势力杂处其中。曾国藩的政敌、原江苏巡抚薛焕虽已卸任，但仍管理着东南沿海的通商事务，隶属于总理衙门。曾国藩不敢贸然对其动手，怕惹到背后的大人物——奕��。薛焕的亲信吴煦掌管着上海的财政大权，控制着每年近200万两的收入，还雇佣了一支洋枪队。

吴煦在1860年之前只是一个中下级官僚，没有什么背景。他能够在江苏官场步步高升、稳坐泰山，在于三点：会理财，掌握一支洋枪队，善于和外国人打交道。

李鸿章到上海之后，并未立马清算江浙官场，而是先稳住吴煦，然后暗地里削弱他的权柄。首先，李鸿章派手下接管厘捐总局，派吴煦去管海关，之后又派人接替吴煦“苏松太道兼管江海关事务”一职，让吴煦成为空头的江苏布政使——反正布政使已经没有什么权力了。由此，李鸿章掌握了关税和厘金这两棵摇钱树。其次，李鸿章亲自出面与外国人交涉，试探一番后惊喜地发现：外国人虽然与吴煦有私交，但也有抱怨，只要能满足列强的要求，他们并不在乎和谁谈。到头来，吴煦只剩下最后一张底牌：洋枪队。

李鸿章与曾国藩有师承关系，淮军也是湘军的翻版。然而，踏上上海这方土地后，他们就已经走上一条不同的路了。

李鸿章起家翰林，浸淫儒术多年，但还没有等到摸到门径，就带兵去了。曾国藩用他，也是看重他一手奏折功夫。后来的生涯里，李鸿章以办事的能力闻名天下，而义理、辞章、考据等等，终成陌路。

面对天下变局，一个富有情怀的人会去琢磨世道人心——正如曾国藩写下《讨粤匪檄》，继而投身于剿灭叛军的事业之中。立言、立功、立德，这是两千年来大儒当为之事。哪怕曾国藩十分怀疑清王朝的气数，常常怀有一种黑云压城、无可阻挡的悲凉之念，也要拼命卫“道”。相比之下，李鸿章既有忧患意识，亦有扭转时局的气魄，只是所思所想的东西都非常具体：兵事、外交、西方器物……

李鸿章经营上海，所做之事与吴煦没有多大差别。第一，他控制了上海的税源，获得了大量的军费。第二，他将淮军改造成一支使用洋枪洋炮、采用洋操训练、有军事工业支撑的军队。第三，他不断精进自己的外交本领，并与总理衙门对接，在1863年兼署五口通商大臣。那一年，他奏请设外国语言文学学馆，开启了漫长的洋务生涯。实业、实利、实功，这是新时代变法者的执着。

李鸿章创立淮军，招募将帅，首重能力，“文章道德，尚在其次”。到上海后，又召集了一帮洋务人才，专业性极强，信念感不多，甚至还有很多外国人。如果说早期的湘军将领靠一个古老的理想凝聚在一起，那么驱使淮军人物（包括后面的北洋人物）的更多是“利禄”二字。终其一生，李鸿章都摆脱不了“小人爱利”这个标签，走到哪里，都会有人站在君子的角度审判他。

曾国藩一开始看不上洋枪洋炮，认为军力强弱取决于人，而非兵器。见识过“轮船之速、枪炮之远”后，他不得不产生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想法。攻下安庆仅三个月后，他就设安庆内军械所，尝试制造蒸汽机、轮船和枪炮。

不过，他始终留恋着世道人心。他曾目睹西洋千里镜，感慨仪器之精妙，却引发了一段另类的思考：“因思天下凡物，加倍磨冶皆能变换本质，别生精彩，何况人之于学？但能日新又新，百倍其功，何患不变化气质，超凡入圣？”于他而言，万事万物终究还是要回到道德之中。而李鸿章却说：“孔子不会打洋枪，今不足贵也。”

两人性格的差异，造就了湘淮系不同的命运。

1862年初，英法联军出动，炮轰宁波，进攻太平军。接着，他们联合吴煦手下的洋枪队大举进攻上海周边的太平军据点。

这支洋枪队名为常胜军，建立于1860年。其首领华尔是一个来自美国的亡命之徒，出身水手世家，接受过军事教育，热爱冒险，渴望战争。而江浙官场与湘军不同，严守文武分途的体制：文官可以通过粮饷的供给驱使武官去做事，但不会直接带兵。双方一拍即合，由吴煦、杨坊出面雇佣华尔的常胜军。

常胜军可以熟练地运用西方的武器和战术，但与太平军交战多次，难求一胜。1861年末，华尔重建了常胜军，总算有了像样的战力。

李鸿章来到上海之后，很快意识到“目前之患在于寇，长久之患在西人”，自强的念头已经萌芽。他虽然要和洋人合作剿贼，却不愿意他们插手军务。换言之，洋人最好别介入战争，如果非要介入，直接出兵可以，训练、指挥中国军队不行。华尔虽是美国人，名义上却听吴煦等人指挥，也是李鸿章可以接受的合作方式。于是英国人转而与华尔结盟，以减轻操纵中国军事力量的嫌疑。英国人不仅为常胜军提供榴弹炮、滑膛枪、军服等物资，还安排英法联军配合常胜军作战。

天时地利人和俱在，常胜军久违地品尝到了胜利的滋味。然而，太平军主力一杀来，英法联军和常胜军立马遭遇惨败。要不是李秀成为解天京之围，调走了最精锐的部队，常胜军恐怕难以立足。

血染红了上海城内外。城外，各方势力相互厮杀，然后不约而同一起洗劫老百姓。城内，太平军俘虏遭到了极为血腥的处决——当然，这是西方人的看法，中国人十分明白叛军会得到怎样的下场。一些英国人看不下去，谴责本国的虚伪嘴脸。他们认为英法两国介入战争，是支持行将就木的清王朝，以进行殖民扩张。曾翻译四书五经的汉学家理雅各就说：“我们会在战场上杀掉数千人，而诸省巡抚会在刑场杀掉数万人……我们的高阶军官将会效命于许多杀人屠夫。”

一部分英国人确实拥有强烈的正义感。但归根到底，这些人考虑的是英国的最大利益，至于这些利益到底是什么，他们的看法不总是完全一致。那些反对战争的人很难意识到，他们口中常常念叨的“贸易”“文明”和“福音”，同样是对中国这片土地的欺凌。由于内部的不统一，在整个清朝内战期间，英国一下子强硬，一下子又讲道理；一下子中立，一下子又替人打仗；一下子把清朝捧得老高，一下子又痛斥它。

最有原则的英国人是军火商：谁给钱，谁就是朋友。太平军夺下宁波之后，“大炮成百地，枪支成千地，弹药成吨地进口宁波港”。清政府像个怨妇一样抱怨，开放长江本是为了通商，反而资助了太平军。要不是军火过于昂贵，太平军的战力还要再上一层楼。据参加太平军的英人马惇说：“苏州城中可能有三万支外国枪，叛军中四分之一的兵士佩带步枪和来福枪，忠王的一千名卫队完全佩带来福。”

1862年9月，一名太平军战士用一颗来自外国的子弹击中了华尔，终结了这个亡命之徒的一生。常胜军由华尔的副手白齐文（美国人）接任。整个秋天，淮军与常胜军相互配合，肃清了上海周边的叛军势力。李鸿章派常胜军去支援曾国荃，吴煦、杨坊欣然同意，但白齐文不干了。去天京十有八九是找死，还不如在上海周边打家劫舍。杨坊以扣押军饷威胁白齐文，白齐文回到上海，跑到杨坊家里，将其打伤，抢走了洋银四万余元。

事发之后，李鸿章宣布解除白齐文的职务，悬赏五万两猎取他的人头，还找来英国人，要求他们找一个靠谱的人担任常胜军军官，同时削减外籍军官的权限。之后，他把常胜军的一堆烂账推给吴煦、杨坊，迫使其下台、赔钱。至此，吴煦彻底出局。

英国人戈登接下了常胜军的担子。他出身军官世家，背负着荣誉和责任，内心极为鄙视雇佣军之行径。上任之后，他把常胜军好好地整顿了一番，并得到了英国更多的援助。为补充兵员，他收编了许多太平军战士。此举招致李鸿章的强烈反对，可戈登根本不在乎。他曾哀悼为他作战牺牲的太平军战士：“他们打起仗了像魔鬼一样，却令人悲痛地死去了。……这或许正是对他们过去罪孽的回应。”

这样一个荣誉至上的愣头青出现在江南战场是非常违和的，但他确实能打胜仗。1863年夏，常胜军与淮军联合作战，陆续攻下常熟、太仓、昆山、吴江、江阴等地，11月中旬开始进攻苏州。苏州城守将、慕王谭绍光率军浴血奋战，打退了联军一次又一次进攻。到了这时，已经没有多少人还相信太平军能取得胜利了。苏州城内有八位等级略低的王不愿与太平天国陪葬，秘密和联军联系，打算献城投降。戈登说，只要能以最少伤亡拿下苏州城，他愿意保护降将的安全。12月4日，八王割下谭绍光首级，大开城门，迎接淮军进城。随后，戈登入城，会见八王，欲提供保护，八王劝其不用担心，还答应调千名士兵补充常胜军。

12月6日，李鸿章接管苏州，情势生变。诸王自恃投诚有功，索要兵马和官职，并要求驻守“苏州之半”。李鸿章并非有功不赏、过河拆桥之人——按照淮军对待投诚者的惯例，如果八王归顺后奋勇杀敌，他自会为其请赏。可是，八王既然如此要挟，那就只能迎来屠刀。很快，苏州城“一声炮响，四起杀声”，戈登心知不妙，向淮军要人，只看到了被肢解的尸体。数万太平军俘虏惨遭屠戮，尸体甚至阻滞了轮船的行驶。曾国藩得知苏州杀降后，欣然称道：“此间近事，惟李少荃在苏州杀降王八人最快人意。”

戈登内心的正义被人无情践踏，怒火直冲云霄，直接拒绝了清廷的赏赐，还扬言要打清军。苏州杀降一事公开后，部分英国人仿佛惊觉一个他们早已知道的事实：他们从来不是什么文明之光，而是“人道灾难的制造者”（这个称号一直用在太平军身上）。他们要求立马停止对清朝的援助。也有聪明人看出，如果英国要维持对华贸易，不可避免要杀人流血，甚至直接出兵征服中国。既然是为了利益，就不要装出一副伪善的面目了。

然而，搞政治就必须要装样子。英国议会重拾中立政策，宣布不再参与上海之外的战事。李鸿章深谙以退为进的官场哲学，上奏称如破坏“中外和好”大局，就请从严治罪，给英国人一个说法。皇帝回答了一句：“洋人不明事理。”之后，英国人又开始担忧起丝绸的贸易，人道焦虑早已抛之脑后。常胜军按兵不动，又有腐化的迹象。李鸿章找来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从中调停。大势压来，一名英国军官的小小骄傲简直不值一提。

1864 年2月1日，李鸿章、戈登和赫德在苏州会晤。李鸿章发布告示说明杀降事件与戈登无关，戈登同意常胜军于中国农历新年过后出战。

对外交涉中，李鸿章渐渐摸到了门道。洋人不是洪水猛兽，只要是人，总会被制度所限制，总会有派系之别，总要讲人情世故。对待外国人，不必太过谄媚，不必太过强硬，用他的话说，“鸿章以孤军与方外杂处，每至十分饶舌，用痞子放赖手段，彼亦无如之何。其顺情理，则以情理待之，其不顺情理，则以不顺情理待之。”这些都是曾国藩、左宗棠所缺乏，后来也没有机会弥补的手段。

1863年之后，淮军的武力、江浙的财力、总理衙门的支持、自强的理念，最终结合成一个庞大的权力结构。其名为“洋务”。

视线拉回天京的战场。

1862年春，李鸿章与淮军赴上海的同时，湘军主力向皖北推进。

陈玉成在安庆之战后，发兵向河南和陕西进军，但自己却被多隆阿的骑兵缠上，困在庐州。离他最近的友军是寿州的苗沛霖部——这是一支地方乱军，投过捻军，降过清，也依附过太平军。此时，苗沛霖再次降清，为了保住人头，答应清军诱捕陈玉成。

陈玉成应苗沛霖的邀请，率部从庐州杀出，准备与其会合。他刚进寿州城门，就被苗沛霖的伏兵擒下，随后被送往颍州，接受审讯。他在死前感叹道：“太平天国去我一人，江山也算去了一半！”随后被清廷凌迟处死。

当时，左宗棠的楚军进攻浙江，李鸿章的淮军和英法联军进攻江苏，使得李秀成将主力调往江浙。摆在曾国荃面前的是一片坦途。很快，他率领两万人来到了天京城外的一座小山前。此山是一个军事要塞，名叫雨花台。他并不着急，而是像往常一样筑营寨、挖壕沟，慢慢吞下比自己多数倍的守军。

夏天，江南爆发大规模霍乱。从南京城外的军营，一直蔓延到上海的难民营，只要是拥挤的地方，遍地都是发臭的尸体。曾国荃部有万人病倒，占围城兵力的一半；鲍超的霆军也有万人染疫；左宗棠部的感染率达到五成。湘军已无力主动出击。

秋天，李秀成率十余万主力回援天京，亲自攻打曾国荃的营垒。曾国荃几乎没有援军，鲍超陷于皖南，多隆阿跑去陕西平回乱。曾国藩劝他撤军，曾国荃不肯。一旦离开前线，攻克南京的功劳可能就要归于别人，他必须牢牢占住这个位置。

猛攻很快开始，太平军的炮弹如雨点一般落入湘军的阵地之中。幸亏曾国荃扎营结寨的功夫太硬，无论是炮轰、冲锋、挖地道，都不能撼动湘军防线分毫。然而，李秀成不缺人，也不缺军火，只要有一波没守住，曾国荃就要完蛋。

某日，一枚炮弹的碎片划伤了曾国荃，但只是皮肉伤，未危及生命。

曾国藩身在安庆，夜不能寐，为弟弟担忧。他找上李鸿章，要他支援曾国荃，李鸿章提出派遣常胜军。曾国藩曾多次反对洋佣兵助剿，此刻也顾不上了，同意了这份提议。凛冬将至，他再次写信给弟弟，要他退到安全的地方。

但曾国荃坚守不退。不断攀升的死亡人数挑战着湘军的士气。所幸，他们撑住了。在长达一个多月的猛攻之后，李秀成停止了进攻。由于长江被湘军水师占据，李秀成部要想获得粮草，要么靠天京接济，要么靠苏州陆运过来。天京城有三十万张吃饭的嘴，不可能供应他。苏州太远，缓不济急。李秀成无奈，选择了退兵。

对于这场胜利，曾国藩丝毫不觉欣喜。太平军兵力多，完全可以重振旗鼓，但曾国荃的兵马要是拼完了，就彻底输了。当然，他的判断错了。太平军已经完全陷入颓势之中了。左宗棠和李鸿章收复江浙失地，有力地牵制了李秀成的部队，迫使其四处作战。天京城内粮草短缺，人心浮动，太平军战力急剧下降。曾国荃一心一意围天京，看似呆板，其实切中了要害。

1863年夏天，曾国荃终于攻下了雨花台的要塞。从山上俯瞰天京城，正如一头疲惫的困兽。接下来，曾国荃将城外的关隘和桥梁一一拔除，几乎封锁了天京所有的出路。

1863年末，李鸿章攻克苏州，李秀成回到天京，劝说洪秀全放弃京城，转进江西。此时的洪秀全完全没有决断力，坚决不肯。李秀成没有放弃太平天国，留下来督兵死守。洪仁玕也没有放弃，出天京招募兵员，但响应者寥寥——已经没有多少人对太平天国有信心了。

此时，曾国荃部也是问题重重，粮食短缺，纪律全无，很快就撑不下去了。清廷想把淮军调来参战，但曾国荃怎么可能同意？李鸿章顾及私人情谊，借口淮军要攻打别处，一再拖延，给曾国荃争取时间。曾国藩也急了，给弟弟写信道：“何必全克而后为美名哉？人又何必占天下之第一美名哉？”

曾国荃迫于形势，不顾伤亡，命令士兵冲锋。1864年7月19日，湘军攻破天京，冲进天王宫，却发现里面空空荡荡。洪秀全早在6月1日就去世了，幼天王也不见踪影。原来李秀成带着千余名将士打扮成清军，借着夜色的掩护，护卫幼天王突围出去了。李秀成舍命冲锋，与队伍分散，来到城郊一处乡庙暂避风头。两个乡民识破李秀成的身份，将其擒住，送往清营。由于没有抓到幼天王，曾国藩为了战功好看一些，谎称其已经自焚而死。

湘军破城之后，释放了内心的野兽，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南京城陷入火海，好似一个炼狱。7月19日，曾国藩幕僚赵烈文请求曾国荃“止杀”，曾国荃不许，宣布驰禁三日。7月25日，赵烈文进入南京，惊诧于所见景象：“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皆斫戮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哀号之声达于四远，其乱如此，可为发指。”士兵对平民严刑拷打，逼他们说出太平军藏宝的地点，有力气的人替他们搬运财物，病人和老弱则直接处死。

历史也为我们记录了一个女子惨痛的遭遇。她叫黄淑华，十六岁。湘军上门时，砍死了她的二兄。一位壮汉抓住了她，她的弟弟牵着壮汉的衣服，母亲也跪下求情，壮汉大怒道：“从贼者，杀无赦，主帅令也。汝不闻也？”于是杀掉了她的弟弟和母亲。她的长嫂又过来求情，一同被砍翻。黄淑华悲痛欲绝，想要寻死，但被壮汉拉住，那壮汉说，我爱你，我不杀你。之后，壮汉打算把她掳回湖南。途中，黄淑华在纸帛上写下自己的遭遇，一张贴在客栈的墙上，一张贴身藏着，趁壮汉不备，将其杀死，然后上吊自杀。后来，当地人将这个故事写入《湘乡志》的《烈女传》。

李秀成被俘一星期后，曾国荃就用酷刑撬开了他的嘴。7月28日，曾国藩来到南京，逼李秀成写下了数万字的口供，并删除口供中对湘军不利的部分，重新誊抄一遍，印成《李秀成供》。曾国藩一直不肯将李秀成的手迹公之于众，直到1944年才有人在曾家故宅发现这一秘本。

在口供中，李秀成流露出求饶之意，称“我见老中堂（曾国藩）大义恩深，实大鸿才，心悔莫及”，还说“今天国已亡，实大清皇上之福德，万幸之至”。不难看出，李秀成多少有些贪生的念头。赵烈文隐约觉察出李秀成“言次有乞活之意”，对他说：“汝罪大，当听中旨，此亦非统帅所得主也。”恐怕曾国藩利用了李秀成的求生欲，对他有所许诺，才让其写下了这些口供。

8月3日，曾国藩对赵烈文说，他打算先斩后奏，处决李秀成。他心里清楚，朝廷多半会要他将李秀成活着押送京城，而李秀成为了活命，必然会拉曾国藩下水，将湘军的一些丑事全都说出去。

8月7日，曾国藩果断将李秀成处死。

另一边，洪仁玕得知幼天王出走的消息，将其迎入广德，准备开赴江西。洪仁玕的计划，是与太平军残部会合，取道湖北，进军陕西，再举大业。然而，清军追得太凶，两人先后被捕。

临死之前，洪仁玕读到了李秀成的供词，骂他“变更不一，多有贻误”。他不肯向清朝屈膝，说自己“志在攘夷愿未酬”，随后英勇就义。

湘军攻下天京的那一刻，既是曾国藩权势的顶点，也是他衰落的开始。

左宗棠上奏揭露曾国藩谎报幼天王已死的军情，湘系内部的裂隙进一步扩大。北京大肆宣传湘军烧杀抢掠的行径，利用清议打击曾国藩兄弟的威望。曾国藩四面受敌，流露出忧惧之意。他给曾国荃写信道：“阿兄忝窃高位，又窃虚名，时时有颠坠之虞。吾通阅古今人物，似此名位权势，能保全善终者极少。”统治着半个中国的人，竟然会如此忧心忡忡。

内在的曾国藩，就是一个传统的儒生。他可以为了保卫孔子之道而疯狂杀人，也可以痛骂腐败的朝廷、无能的官僚，但不会想自立当皇帝。权力令人感到害怕，甚至不如故纸堆吸引人。他最终选择了消极自保，让出兵权，以保住盖世英名和身家性命。

攻下天京后第十九天，曾国藩上《粗筹善后事宜折》指出：“臣统军太多，即拟裁撤三四万人。”当然，曾国藩裁军还有一层考虑：湘军已是强弩之末，粮饷拖欠已久，将帅志骄意惰，兵士掳掠成性，如不裁撤，必是一大祸害。

当时在江南地区的军队主要有三部分：一是江苏李鸿章部淮军，大约七万余人；二是浙江左宗棠楚军，近五万人；三是曾国荃部五万余人，加上曾国藩大营和鲍超等部，总兵力约有十余万人。

曾国藩觉得淮军更有战斗力，与李鸿章商议，表明了“裁湘留淮”的意愿。对于曾国藩的决定，李鸿章自然是同意的。不过，淮军未必有多好。李鸿章透露，“三年以来，统计欠饷已达七八百万两”，淮军基本也靠掳掠来维持士气。因此，他提议淮军只留三万人，以防备虎视眈眈的外国人。

从1864年秋到1865年初夏，曾国藩分批裁掉了约六万人。裁军需要大量银钱，以补齐欠饷、支付遣散费用。许多湘军士兵得不到应有的待遇，只能闹事。1865年5月，战力很强、但军纪奇差的“霆军”突然闹饷，一处生变，各地效仿，湖北、江西、安徽、福建均有兵营哗变之事。曾国藩叫来正在养病的鲍超，安抚霆军将士，然后拼凑钱粮，放缓裁军的脚步。到了1866年，除了“霆军”之外，湘军基本只剩下老湘营6000人（其中3000人是新兵）。后来，霆军被打散，有的进了淮军，有的进了左宗棠部。老湘营也随左宗棠去了西北。

1865年，负责剿灭捻军的僧格林沁被击毙，清廷征召曾国藩剿捻。朝廷并不想用曾国藩，但以他的声望和地位，又不能不重用。湘军次第被裁，曾国藩只能率领淮军剿捻。出征之前，李鸿章非常担心老师此行的结果：“节相奉命讨贼，义不容辞，惟部下已乏强兵，精力亦甚疲惫，勉起就道，未知能否终局。”

果然，曾国藩北上不久，屡屡碰壁。要说淮军内部排挤他，是谈不上的。他突然来到中原剿匪，不熟悉形势，回到了四面堵截的老办法——对付太平军还算有用，对付捻军则不行。他也不熟悉各地长官和部下，做事难免受他人掣肘。清廷失去了耐心，中途换帅，让李鸿章走马上任。1869年，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再度陷入困境，又是李鸿章替他擦屁股。

湘消淮长、曾李交替虽是清廷有意为之，但也和曾国藩跟不上时代有关系。他开创了新的体制，建立了湘军，带出了成批的疆吏，成立了无数以“局”命名的机构。可一旦脱离了战争，他的视野还是回到了儒家那一套东西里。

相较之下，左宗棠算是半只脚跨入了新时代。

1863年初，左宗棠向总理衙门建议，仿造轮船，以备海防。1866年，他创办福州船政局。随后，被任命为陕甘总督，不得不从沿海走向内地。他花了七年时间平息回乱，又遇到俄国人入侵新疆，他的人生重心不再是海防，而是塞防。由于多年身处边疆，他与蓬勃发展的洋务运动已经有了一层深深的隔膜。1881年，他功成回京、入值军机，看起来位高权重，实则沦为慈禧制约李鸿章的一个工具人。

同年10月，左宗棠外放为两江总督，大量任用湖南人。随后，他以患病为由奏请开缺，保举曾国荃为继任者。曾国荃任两江总督近七年，“大招湘军旧部，扩建新营头”。经过湘系多年的经营，终于形成了南洋湘系、北洋淮系的格局。

李鸿章走得最远。

剿捻成功之后，清廷还是想裁淮军，刘铭传、潘鼎新心生退意，纷纷辞官。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时，向朝廷提议，“畿辅要区，为皇都拱卫”，应当规划部队，沿海戒备。于是，淮军顺理成章入驻了直隶。李鸿章在直隶总督任上二十余年，主管洋务、海防、招商三大要务。北洋所在，几乎成为总理衙门之外的又一个政府。等到湘系最后一个大佬刘坤一任两江总督时，以北洋“尽天下之财力”为世间之大不平。

曾国藩于1872年去世，其人生劣迹斑斑，但许多人把他当作精神领袖。李鸿章虽是洋务巨擘，却鲜有人视其为导师——他1901年离开人世之时，留下了一堆残破不堪的洋务事业，和一个坏名声。

器物升了值，人格却贬了值。传统和现代之间依然横亘着一道长长的裂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