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后，唐太宗李世民回忆自己的人生，准会想起一个遗憾——封禅未遂。

唐贞观年间，朝臣多次提议封禅，但每一次都未能成行。

尽管李世民本人以不忍百姓劳费为由表示拒绝，却言行不一，实则是利用帝王权术，暗示群臣继续劝进。

贞观六年（632年），群臣再次鼓动封禅，李世民差点儿就要答应下来。

但魏徵坚决反对。李世民拉下脸来，当面责问这位头号谏臣。

《资治通鉴》在此处用了六个问答。李世民咄咄逼人地问魏徵，你不让我封禅，是因为我功不高、德不厚，还是中国未安、四夷未服、年谷未丰、符瑞未至？

魏徵一一回答，说这些条件都已经具备了。

李世民反问道：“那朕为何不可封禅？”

魏徵从容地说：“陛下虽然具备这六项条件，但自隋末大乱以来，人口尚未恢复、仓廪尚且空虚，假如发动千乘万骑的车驾东巡泰山封禅，一路上难以供给。此外，陛下封禅，万国咸集，必定有夷狄君长来当扈从，现在伊、洛以东人烟稀少、草木丛生，这将让夷狄看清大唐的虚弱状况。况且陛下的赏赐不计其数，仍不能满足远方之人的欲望；免除几年徭役，也无法补偿百姓的劳苦。崇尚虚名而遭受实害，陛下有什么好处呢？”

于是，李世民保持自我克制，没有轻易地启动封禅计划。

晚年，李世民终于按捺不住，下诏筹备封禅，却因各种原因废止。

贞观二十一年（647年）正月，李世民宣布来年前往泰山封禅，到了八月，由于薛延陀新降、终南山修翠微宫以及河北水灾等大事频发，不得不下《停封禅诏》。这是李世民封禅计划的最后一次破产。两年后，一代雄主唐太宗病逝，终其一生，他都未能封禅。

当代打工人的梦想也许是一夜暴富，而在古代，帝王的终极梦想就是封禅。除了唐太宗之外，还有很多帝王踏上这趟造梦之旅，等待他们的是成功，还是失败？是荣耀，亦或是争议？

封禅，实际上是两种祭祀活动的合称。

唐代张守节为《史记》作注时对“封禅”一词做了解释：“此泰山上筑土为坛以祭天，报天之功，故曰‘封’。此泰山下小山除地，报地之功，故曰‘禅’。”

“封”，就是在高山之上聚土筑坛，作为祭天的场所，表示离天上的神灵更进一步，以便向上天做汇报。

“禅”，原先写作“墠”，意思是预备祭祀时的除地工作，即清理土地上的草木、将地面修整平坦，后来演变为在小山上举行的祭地活动。

古代帝王封禅，一般选在泰山，只有实现一番丰功伟业，他们才有资格上泰山封个土堆，到旁边小山扫个地，证明自己完成天地授予的光荣使命，成就一个太平盛世。

泰山之所以成为封禅的首选，《白虎通疏证》对此的解释是，在古人看来，泰山是“万物之始，交代之处”。

泰山号称“东岳”，在古人看来，泰山是东方最早看到太阳的地方，日出东方，东方是万物相代的地方。泰山的另一个名称“岱宗”，也有象征万物之始的意思，岱者，始也，宗者，长也。

泰山主峰玉皇顶海拔约1545米，在中国的诸多名山中不算特别出类拔萃。但是，泰山得天独厚的地理区位，让其享有了历史悠久的自然崇拜。泰山位于今山东省中部，南侧一片平原，适宜耕作定居，其主峰高耸入云，宛如东天一柱，俯瞰着齐鲁大地的众生。在泰山周边的广阔区域内，东至大海，南至长江，北至燕山，西至河南西陲，都没有一座山峰在海拔上可与之相比。

先秦典籍中记载了一个故事：孔子曾经登上鲁国的东山，在高处眺望，仿佛山下的鲁国变小了。可当他来到泰山，天地之间一览无余，竟然觉得天下也变小了，这就是“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

这是一种比喻，表面上是指泰山的高大，实际上是形容人心胸开阔、胸怀壮志。这也就不难理解，游览过各地山川的唐代诗人杜甫为何在登上泰山后，写下“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名句。

先秦时期，泰山是齐鲁一带的“神山”。

《公羊传》记载：“山川有能润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触石而出，肤寸而合，不崇朝而遍雨乎天下者，唯泰山尔。”这是说，泽被四方的山川会受到官方的祭祀，在当时的人看来，泰山正是一座兴云布雨、保佑万民的神圣之山。

因此，封泰山、禅梁父（甫）的观念逐渐在齐鲁一带形成。

顾颉刚先生吸收清代梁玉绳等学者的观点，认为泰山封禅之说，“是从齐国鼓吹起来的”，而其产生的原因是，东周以后礼崩乐坏，文化中心逐渐东移至齐鲁一带。

春秋时期，日后深刻影响中国两千多年的儒家学说在鲁国诞生。战国时期，齐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所官办高等学府——稷下学宫，各家学者在此云集。在百家争鸣的时代，齐鲁一带的学者有必要创立一种有利的学说，来宣传其中心地位，于是，泰山封禅学说便横空出世。

《管子》和《史记》中，记载了齐桓公与宰相管仲关于封禅的讨论。

春秋时期，齐桓公尊王攘夷，会盟诸侯，成为一代霸主。

在会盟的现场，齐桓公宣称：“我向南征讨楚国至召陵，眺望熊山；北伐山戎、离枝、孤竹；向西远涉流沙，伐大夏；我出征时，束马悬车登上太行山，直至卑耳山才返回。诸侯没有人敢违抗寡人。寡人召集了多次盟会，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昔日夏、商、周三代承受天命，和我现在有什么区别？我想去泰山祭天，到梁父山祭地。”

梁父山，也称梁甫山，是泰山支脉的一处小山坡，为举行禅礼，即祭地的场所。

史书中，齐国宰相管仲对此的表现是两个字——“固谏”，坚决劝阻。齐桓公遭到管仲的反对后，也是两个字——“不听”，多年来得到管仲辅佐的他，这次竟不愿听从贤相的建议。管仲没办法，只好说，那就等您获得远方的奇珍异宝后，再行封禅。祥瑞，是封禅的必备条件之一，齐桓公只好作罢。

《管子·封禅》提到，当时齐地总结古帝王封禅的传说，认为“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其中，管仲列举了从无怀氏（相传比伏羲氏年代更早的上古君王）到周文王时期的十二位帝王，指出他们“皆受命然后得封禅”，以此来劝谏齐桓公。言外之意是，这些君王都是受命于天来统治天下的，齐桓公只是一方诸侯，其霸业远远没有达到受天命的级别。

《管子》的成书年代存在争议，齐国的七十二家封禅旧录也带有传说性质，未必可信。直到秦统一六国，开创大一统王朝后，才出现第一位在史书中有明确记载的封禅者。

《史记·封禅书》开篇写道：“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

齐桓公的故事说明，帝王上泰山封禅，需要足够的政绩，不够格，就不能封禅，不然只会徒增笑耳，让那些真正干下一番伟业的雄主吐槽一句，什么档次，和我一样也来泰山封禅。

秦汉时期，有两位皇帝奠定了泰山封禅的B格，那就是，秦皇、汉武。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终结春秋以来长期纷争的乱世。

历史告诉我们，打江山不易，守江山更难，秦始皇继承秦国历代国君的事业，实现了全天下，乃至各项制度的统一，却掩盖不了潜藏的政治危机。

秦始皇在位时，一直担忧山东（崤山、函谷关以东）六国故地的反抗，他常常说：“东南有天子气。”于是亲自东巡，去镇压东方的“天子气”。

公元前219年的泰山封禅，是秦始皇历次东巡中的大手笔。

这一年，秦始皇东行至齐鲁，召集儒生、博士七十人，到泰山举行封禅，立石歌颂秦朝的功业。

这次封禅有个小插曲。

起初，儒生们以山上一草一木不可损害为由，提议用蒲草裹车轮，避免车轮过硬，伤害草木，祭祀时要将枯草和农作物茎秆编成的席子铺在地上。秦始皇觉得儒生太过迂腐，不采纳他们的建议，而是命人开辟车道，驱车从泰山的南面登顶，举行“封”礼，随后从泰山的北面下山，到梁父山举行“禅”礼。

秦始皇没有按照齐鲁儒生的建议装饰车轮，也没有采用他们制定的封禅礼，他采取的大多是以前秦人在秦国旧都雍邑祭祀神明时使用的礼仪。

登泰山的时候，秦始皇在半山腰遇到了暴风雨，不得不在一棵大树下避雨，事后专门封这棵树为“五大夫”。山脚下的儒生听说这事儿，暗地里嘲笑他，幸好他们的讥讽没被秦始皇知道，不然下山后可能要给他们挖个坑。

总之，秦始皇的封禅不仅是要宣扬他实现一统的天命，也是为了宣扬他在六国故地的权威。

这从秦始皇在此次封禅所立的泰山刻石可以看出来。这篇由大臣李斯起草的泰山刻石辞，宣称秦始皇“初并天下，罔不宾服”，于是“亲巡远方黎民，登兹泰山，周览东极”，文中称颂其勤政作风和功业德行，将这些功绩刻在石头上，希望其随着这篇铭文，永久地流传下去。

泰山刻石辞是一份严肃的政治文告，旨在宣传天下臣民“罔不宾服”等思想，维护政权的统一。

但秦始皇没有想到，六国反抗的怒潮正在逐渐酝酿。

当泗水亭长刘邦前往咸阳处理徭役，远远望见秦始皇的车驾时，刘邦感叹道：“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当秦始皇的东巡队伍到达南方的会稽时，楚国名将项燕的孙子项羽在远处冷冷地说道：“彼可取而代也！”秦始皇去世后一年，一个叫陈胜的农民被征发去戍守渔阳，暴雨阻断了他的去路，一场震动天下的起义一触即发。

秦始皇葬入秦陵时，为他殉葬的兵马俑面向东方，仿佛为即将到来的动乱严阵以待，但秦始皇死后，来自东方的浪潮，还是淹没了大秦帝国。

秦朝灭亡后，汉朝兴起，经过六十多年休养生息，大汉迎来一位与秦始皇一样热衷于封禅的年轻天子——汉武帝刘彻。

16岁的刘彻初登皇位，封禅大业便已提上日程。当时，汉武帝有意提拔赵绾、王臧等儒生，来扭转黄老之学统治朝堂的局面。于是，有人主张用封禅来为改革宣传造势，赵绾、王臧等为汉武帝起草了巡狩、封禅、改历法、服饰等制度。

但是，汉武帝的奶奶窦太后尚在人世，老人家不喜儒术，尊崇黄老之学。在她的干涉下，赵绾、王臧很快被罢黜下狱，封禅之事也被搁置。尽管窦太后去世后，刘彻终于可以大展拳脚，改变汉初崇尚黄老的意识形态，但泰山封禅一事要到他在位的第31年才付诸实施。

在此期间，汉武帝用实打实的功业为封禅做准备。

汉武帝继承了他爷爷、爸爸所创“文景之治”的丰厚家底。史载，按照当时的经济状况，“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在开疆拓土的事业上，他任命卫青、霍去病等名将北征匈奴，解除西汉开国以来的最大边患；命张骞凿空西域，开拓丝绸之路；派唐蒙出使夜郎，安抚西南；发兵岭南，灭南越国。

与此同时，大臣们得知汉武帝有封禅之心，不断为其制造舆论。

汉武帝时，泰山属于济北国的封地，如果皇帝去诸侯的属地封禅，难免不合礼数。济北王刘胡听说汉武帝要封禅，赶紧主动上书，将泰山及周边地域献给皇帝，这样一来，泰山就直属于汉武帝管辖。汉武帝乐呵呵地接受，然后划了另一块地方封给济北王。

来自齐地的方士公孙卿，借着汾阴后土神庙出土的一个宝鼎，跟汉武帝讲了上古黄帝封禅的故事。

在公孙卿讲述的故事中，当年黄帝也曾得到宝鼎，后来到泰山封禅，得道成仙。据公孙卿介绍，齐地的申公通晓黄帝之学，并且知道宝鼎上有一段文字是，“汉之圣者在高祖之孙且曾孙也。宝鼎出而与神通，封禅”。意思是，汉朝的圣人出现在高祖皇帝的孙辈到曾孙辈中，宝鼎出土就会和神灵相通，可以举行封禅典礼。申公生前留下预言：“汉主亦当上封，上封则能仙登天矣。”

公孙卿用很多荒诞不经的神仙传说来蛊惑汉武帝，比如说黄帝当年一边征战，一边修道，有龙下凡，垂下胡须迎接黄帝，黄帝带着后妃和大臣七十多人骑上龙背，飞上天空，百姓在人间仰望黄帝上天，抱着掉落地上的弓和龙须哭泣。

汉武帝听完这个故事，为之神往，说：“哎呀！如果我能变成黄帝那样，我会像扔掉鞋子一样，抛弃人世间的妻妾儿女。”

此外，深得汉武帝喜爱的文学家司马相如，临终前留下一篇《封禅文》，歌颂武帝功德、祥兆空前，阐明请求封禅的主张；自称长生不老的方士李少君告诉汉武帝，封禅可以成仙不死。

公元前110年，汉武帝正式封禅泰山，为纪念这个时刻，将该年年号改为“元封”。

从元封元年到汉武帝去世前两年（公元前89年），21年的时间里，汉武帝到泰山举行封禅或祭祀多达八次，是历朝历代与泰山关系最为紧密的帝王之一，也开创了空前的壮举。

汉武帝封禅泰山，固然有刻石立功、了却心愿的成分，但也要注意到他迷信鬼神之祀、沉迷于求仙的“私心”。

钱穆先生认为，汉武帝封禅的“最大动机，实由歆于方士神仙之说而起”。

汉武帝在位时，十分迷信方士，提拔了李少君、公孙卿、少翁等奇人异士，就连生病时也求问“神君”。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有一次，汉武帝病情严重，寻医问药多日都不见好转，后来通过巫者向上天询问、祈福，竟然病情痊愈。汉武帝经过这么一折腾，宣布大赦天下，为神明祭祀，并重赏为他祛除疾病的巫者。

司马迁在记载此事时也找不到科学依据，只好说：“其事秘，世莫知也。”

封禅，本来也是一种带有原始宗教色彩的活动，其实早在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霍去病深入漠北歼击匈奴时，就曾在蒙古高原上举行过封禅仪式，“封于狼居胥山，禅姑衍”。但是，封禅没有给霍去病带来好运，他此次班师回朝后过了两年，就不幸英年早逝。

元封元年封禅前夕，汉武帝用“祥瑞”来装饰自己。他先去了中岳嵩山，随从人员称在山上听到有“万岁”的呼声，但问上，上不言，问下，下不语。汉武帝以此为祥瑞，兴致勃勃地东上泰山。

封禅泰山时，汉武帝举行了各种祭祀仪式，如“射牛行事”（亲自射杀牛来祭祀，以示隆重）、“衣上黄而尽用乐”（穿黄色祭服，用音乐伴奏）、“五色土益杂封”（在祭坛上覆盖红、黄、青、白、黑五种颜色的土壤）、“纵远方奇兽蜚禽及白雉诸物”（把从边远地方捕获来的珍稀动物放生），并下令在泰山修筑明堂。

汉武帝不仅像秦始皇一样刻石勒功，还单独与奉车都尉霍嬗（霍去病之子，字子侯）到泰山上献玉牒祭文，祭文的内容秘不示人。当时霍去病已经去世，汉武帝带着他的儿子上泰山，应是表示垂爱，但细思恐极的是，霍嬗跟随汉武帝下山后没过多久，在一日之间暴病而亡，死时年龄只有十来岁，所以，没有人知道，汉武帝向上天做了什么祈祷。

至此，封禅已经有些“变味”了。本该是纪念丰功懿德的国家大典，汉武帝却更强调其神秘感，以此来加强君权神授的神圣性。

史书中还有另一个细节，可以说明汉武帝的过度迷信。

对于这样一场空前隆重的典礼，主持者本来应该是擅长礼制的儒生，但儒生和方士关于封禅的事宜各执己见，独尊儒术的汉武帝没有采纳儒士的方案，而是任命方士来导演此次活动， 比如汉武帝从长安出发东行时，方士公孙卿持着符节，到途径的名山恭候“神仙”。

作为儒生的代表，太史令司马谈为封禅大典筹备多年，却没有参加元封元年的封禅。所谓太史令，并非单纯的史官，还有天官的职责，要负责记载天气、星象的变化规律，为皇帝的各种外出活动占卜吉凶。司马谈曾参与汉武帝时期的多次祭祀活动，可举行封禅时，整个活动却由方士一手操办，少了太史令的身影。

史书记载，汉武帝到泰山封禅时，司马谈“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发愤且卒”。传统观点认为，司马谈因为年老得病，没能陪同前往，感到遗憾，在洛阳养病期间积郁而死。

从另一方面来看，汉武帝虽然举办了这场万众期盼的国家盛典，却用方士来主持这次活动。司马谈作为世代相传的史官出身，不能履行自己的职责，可能也会感到有辱先祖，备受打击，“发愤且卒”。

司马谈之子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中讲述汉武帝封禅，用了很多篇幅写方士欺诈伪饰的神鬼之事，也许有暗讽的意思。

秦始皇与汉武帝，使封禅受命有了具体的标准，前者一统华夏，开创帝制，后者开疆拓土，内修法度。后世帝王以此为标杆，便可判断自己是否达到这些成就，决定是否封禅。

汉武帝去世一百多年后，没落宗室出身的刘秀称帝，建立东汉，再续大汉国诈。于是，汉光武帝刘秀得到众臣拥戴，前往泰山封禅，“告成功于天”。

刘秀的封禅同样充满戏剧性。

建武三十年（54年），经历西汉、新莽、更始、东汉四朝的大臣张纯上书，提议封禅，说陛下接受中兴之命，平定海内之乱，恢复祖宗基业，百姓都感激您的恩德，应该封于岱宗，禅于梁父，上报天神，下祀地祇。

张纯的封禅主张，强调刘秀维持汉朝统治的正统观念。但没想到，汉光武帝刘秀拒绝了张纯的建议，说：“我即位三十年，百姓仍然没过上好日子，我难道要欺骗上天吗？”由此可看出刘秀自谦的品格。

不过，两年后，随着刘秀日渐年迈体衰，封禅再度提上日程。

这一次，群臣用刘秀迷信的谶纬学说来做宣传，上奏道：“《河》《洛》谶书，赤汉九世，当巡封泰山……以和灵瑞，以为兆民。”谶纬是一种预言，大都是好事者编造出来制造舆论的工具。迷信谶纬的刘秀翻开《河图·会昌符》一看，上面果然写着：“赤刘之九，会命岱宗。”赤刘之九，说的是汉高祖的九世孙，也就是刘秀本人。

这年正月，汉光武帝车驾从洛阳出发，先到曲阜祭祀孔子，随后率王公大臣、文官武将到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值得一提的是，刘秀封禅泰山的刻石中，收录了多条他起兵以来出现的谶纬文，如“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等。

总之，刘秀的封禅，有加强其正统地位、稳固东汉王朝统治的作用。

到了唐代，开创贞观之治的唐太宗李世民一直未能如愿封禅，抱憾而终，但其子唐高宗李治实现了父亲生前的愿望。

麟德二年（665年），唐高宗李治从东都洛阳出发，赴泰山封禅。

唐高宗李治在位时，继承贞观遗风，开创永徽之治，平定边陲，百姓阜安，唐朝版图达到极盛，再加上唐太宗有封禅的未了遗愿，所以唐高宗有必要达成封禅的成就。

李治封禅泰山的特别之处，是他带上了皇后武则天，并由武则天参加禅社首的“亚献”仪式。

社首山在今泰安市西南，是封禅历史上另一座举行禅礼的名山，“亚献”指的是古代祭祀时第二次献酒的仪式。武则天凭借唐高宗的宠爱参加封禅，这是后宫女人第一次在封禅泰山的盛典中取得与男子同等的地位，有别于以往的礼制。

《新唐书》记载，武则天进行“亚献”时，宦官用一张锦绣帷帐隔绝内外，武则天在帷帐之内，随行的大臣都在帷帐之外，“群臣瞻望，多窃笑之”。

但是，武则天达到了她的政治目的。随唐高宗封禅泰山后，她的政治地位进一步提高，为日后以周代唐做了舆论准备。

武则天称帝后，也举行了封禅大典，但不在泰山，而是选择封禅于嵩山。

唐代另一位以封禅泰山闻名的皇帝，是唐高宗与武则天的孙子、开创开元盛世的唐玄宗李隆基。

当时，以宰相张说为首的群臣上书颂扬李隆基“英威迈于百王，至德加于四海”，也就是比很多古代帝王都牛掰，而且圣德传遍四海，天下太平。

开元十三年（725年）十月，唐玄宗在群臣的簇拥下，带着皇亲国戚、四夷酋长、外国使者等，从洛阳出发，前往泰山封禅。一路上，大队人马的帐篷绵延几十里，几万匹随行御马按照毛色分成不同的方阵。

到泰山脚下后，只有唐玄宗和少数高官、宗室、礼官登山。起初，天公不作美，本是秋冬时节，却下起了大暴雨，随行人员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登山道路也变得泥泞不堪。

对于迷信的古代帝王来说，糟糕的天气是上天的警示，如果雨一直下，唐玄宗的处境就很尴尬。

正当玄宗一行人来到山顶宿营时，原本风雨交加的天气却逐渐好转。到了隔天清晨，雨过天晴。

唐玄宗君臣皆以为是上天显灵，山下随行人员齐呼万岁，山上礼仪人员各就各位。在震天动地的欢呼声中，唐玄宗封于泰山、禅于社首山，宣布大功告成，为盛世画下一个注脚。

唐玄宗李隆基所立的《纪泰山铭》堪称霸气，文中贬抑秦始皇、汉武帝封禅是“灾风雨”“污编录”“德未合天”，只有大唐的封禅是“道在观政，名非从欲”。

彼时，开元盛世的成就让唐玄宗踌躇满志，也逐渐麻痹了他的心智。晚年的唐玄宗，在盛世的顶点迎来安史之乱的转折，他在泰山上对秦皇、汉武的嘲讽倒是显得有些黑色幽默。

经过从秦、汉到唐的发展，泰山封禅象征着神权与君权的统一，成为帝王宣示成就、告功于天的国之大典。到了宋代，这种自我标榜最终走向极端，也促使泰山封禅走向衰落。

宋真宗赵恒，是北宋的第三位皇帝，他在位时，与北方的辽签订了澶渊之盟：宋辽约为兄弟之国，宋每年交给辽银10万两、绢20万匹，宋辽相约以白沟河为界。

澶渊之盟签订后，宋辽边境的战火归于平息，在谈判中立功的宋朝宰相寇准，声望与日俱增，得到宋真宗的厚待。直到有一天，同朝为官的王钦若对宋真宗说：“陛下如此敬重寇准，是因为他对社稷有功吗？”

宋真宗干净利落地回答了一个字——“然”。

王钦若一直深深妒忌寇准，于是乘机对宋真宗说，澶渊之盟犹如春秋时期的城下之盟，陛下在澶渊之战以万乘之贵御驾亲征，却签订了城下之盟，为何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接着，王钦若进谗言道：“陛下听说过赌博吗？赌徒快输光钱时，就会把赌注全部押上，称为‘孤注’。陛下当时就是寇准的孤注啊！”

从那天起，宋真宗陷入了自我怀疑，不断猜度澶渊之盟的意义。为人刚直的寇准很快失去信任，被贬到地方为官。

王钦若扳倒寇准后，进一步向宋真宗提出了一雪澶渊之“耻”的方案，一是出兵夺取幽燕，再跟辽人干一架。对此，宋真宗却说自己爱惜河朔生灵，不愿出兵。

于是，王钦若提出第二个方案——封禅泰山。

王钦若说：“唯有封禅泰山，可以镇服四海，夸示外国。然而，自古封禅往往需要天降祥瑞来做支持。祥瑞是希世绝伦之事，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很多是前代人工制造的，人主对此深信不疑，并昭告天下，那么，人造的祥瑞则与天降的祥瑞没什么不同。”

宋真宗思考良久，采纳了王钦若的第二套方案。他不去锐意进取，富国强兵，反而以封禅的方式树立威望，祈求长治久安。

不久后，宋真宗对群臣说：“去年冬天十一月，一日半夜，朕正要睡觉，忽然见室内光芒万丈，有一位身着星冠绛袍的神仙，对朕说：‘下个月应该在正殿设黄箓道场，满一个月后，将降下天书《大中祥符》三篇。’朕恭敬地起身，却已不见仙人的踪影。”

此后一个月，宋真宗按照“仙人”的指示作道场祈福，果然有人在皇宫左承天门的鸱尾上发现了一卷形如书卷、缠以青丝的黄帛，封口处隐隐约约可以看到文字。这就是所谓的“天书”！

经过一番拜受仪式后，宋真宗命人启封，只见天书写着谶语：“赵受命，兴于宋，付于昚，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此外，书中还有黄字三幅，所书内容与《洪范》《道德经》相似，大意是皇帝能保持至孝至道、清净简俭，就能保证国祚绵长。

宋真宗得到“天书”后，大臣们纷纷上书祝贺。兖州父老吕良等上千人和诸道贡举之士800多人请求封禅；宰相王旦率朝廷百官、州县官吏、蕃夷、僧道等2万余人上表请求封禅。

1008年，宋真宗终于在天书祥瑞的助力下，上泰山封禅，并以“天书”之名，改元“大中祥符”。

封禅泰山当年六月，“天书”再降于泰山。封禅三年后，1011年，宋真宗又到山西汾阳去行“祭祀后土”大礼，这与封禅泰山一起并称为“东封西祀”。

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即六皇子（后来的宋仁宗）出生的两年后，宋真宗再次声称自己获得神人托梦，这次降下神启的是赵姓圣祖，说明宋真宗受到赵氏祖先的护佑。

《宋史》作为一部正史，直言不讳地讽刺道，宋真宗时“一国君臣如病狂然”。

直到宋真宗驾崩，他所痴迷的“天书”与他一同葬入永定陵，朝野争言符瑞之风仍不减当年。

宋仁宗天圣六年（1028年），雷电击中宋真宗生前耗费巨资修建的玉清昭应宫，雷火将这座奢华的道观烧得只剩下两座小殿。宋仁宗和临朝称制的刘太后知道天书政治早已不得人心，于是借此事抑制“天书”造成的影响，下诏不再重修玉清昭应宫，这也意味着，自筹划封禅以来二十多年的天书政治落下帷幕。

至此，泰山封禅的文化意义已然支离破碎，失去了原本的神圣性，完全沦为皇帝玩弄权力的工具。宋真宗君臣堂而皇之地制造祥瑞，为封禅造势，不免被后世耻笑，也暴露了所谓封禅的真相。

到了明代，明太祖朱元璋不仅对封禅毫无兴趣，还专门下诏给泰山神去封号，宣布泰山除了常规祭祀外，不再进行封禅。

朱元璋“力洗陋制，谢封禅不议”后，明清两代的皇帝都不再封禅，只是在特定时节礼祀泰山，或遣官员祭祀。帝制时代朝廷最后一次遣使祭东岳，是在清宣统元年（1909年）。那时，泰山封禅的历史早已随风消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