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普·戈登（Philip Gordon）是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美国外交政策高级研究员。奥巴马政府时期，他曾任美国国务院欧洲与欧亚事务助理国务卿，及中东、北非与海湾地区事务特别协调员。近日，戈登在《政客》网站撰文指出，随着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将美驻以色列大使馆迁至耶路撒冷，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似乎正在发生变化，而这个不受束缚的特朗普比先前风险更大、更具有破坏性。现全文翻译如下：

　　早在2016年12月3日，在为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感到意外和震惊之际，我曾在《政客》网站撰写了一篇文章，称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可能不会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具有破坏性。当时我认为，尽管特朗普对世界的态度可能充斥着咆哮、失误和不连续性，但他有可能放弃自己颇为极端的竞选立场，且不会做出一些例如退出条约或者发动贸易战等使国内批评人士和美国海外盟友感到担心的举动。

　　当时我持这种观点，是因为特朗普几乎没有固定的政策立场，对改变其想法也毫无顾忌，同时围绕在他身边的外交政策团队，既包括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这样的强硬派，同时也在考虑米特·罗姆尼或者大卫·彼得雷乌斯等温和派人士担任国务卿。鉴于这位总统的极端自恋，他难以承担在海外冒险而被看起来是一个“失败者”的风险，而且即使是对特朗普来说，身处白宫战情室后，与处于竞选阶段，世界看起来又会有所不同。因此，我当时的结论是，尽管特朗普可能是迄今为止担任总统最知之甚少、缺乏经验和离经叛道的人，但他的外交政策可能并不会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激进。

　　一年多以来，我认为我的评估基本正确。但是现在，尤其是上周他宣布退出伊核协议后，我认为现在该承认这一评估是错误的了。自2018年以来，特朗普任命了一个更符合他民族主义本能的新国家安全团队，从贸易伙伴甚至亲密的美国盟友处征收进口钢铝产品关税，对中国提出了奇怪的贸易要求，并将美驻以色列大使馆迁到了耶路撒冷，而这一举动更是造就了一边是美国高级代表团举杯庆祝，一边是加沙地带暴力不断升级的怪状。

　　所有这些都表明，其执政一年来的相对谨慎和系统性回溯正在被抛弃，新的外交政策正在形成。这个不受束缚的特朗普比先前风险更大，更具有破坏性，而特朗普似乎陶醉在其所带来的关注中。这意味着，这一趋势可能会持续下去，并对美国和世界造成严重破坏性后果。

　　2017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特朗普并没有像大多数人认为或担忧的那样激进。大多数情况下，特朗普都被所谓“成熟的成年人”说服了，并没有执行其极富争议的想法和承诺。他一再勉强地向国会证明，“灾难性”的伊核协议正在发挥作用，并定期做出减免制裁的评估来保持该协议的有效性；他两次放弃了国会授权将美驻以色列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听从国内和地区顾问的意见，认为此举动可能会破坏和平前景；他还放弃了曾宣称要恢复水刑等酷刑，改口称“北约并没有过时”，并且在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领导人磋商后，决定不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而在亚洲，特朗普重申了“一个中国”原则，坚持了对日本和韩国的防务承诺，并没有让这两位盟友在本身的防务上支出更多，也没有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他以“火与怒”威胁朝鲜，表现强硬，但除了收紧制裁并没有采取其他行动。

　　或许最具说服力的是特朗普在阿富汗问题上的转变。特朗普此前曾呼吁“迅速撤军”以“停止在那里浪费钱”，但是2017年8月他宣布将向阿富汗增兵4000人。他罕见且坦率地承认，出于对军事顾问的尊重，他违背了自己的直觉，因为“当你坐在总统办公室时，决定会大不相同”。

　　可以肯定的是，第一年，特朗普在贸易和气候方面采取了相对激进的行为。2017年1月他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8月又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而这些决定都将损害美国的长期利益。但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两项举措尚属例外，证明了这两种情况下都不太可能立即产生重大影响。特朗普退出TPP时，TPP当时还尚未正式签署，退出巴黎气候协定时道理类似，不存在征收新关税或撕毁核协议这类会立即产生影响的风险。在他就任一年来，尽管日常充满混乱和争议，但也存在底线——美国的外交政策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短短几个月一切都不同了。如今的特朗普，正在打破自我束缚的枷锁，并推进此前他回避的那类大胆且具有争议的举动。第一次是在2017年12月，特朗普一改70年来美国两党的外交政策，宣布美驻以色列大使馆将迁往耶路撒冷。尽管传统外交人士激烈反对，特朗普却陶醉于他开创的新局面中，并得意地吹嘘称毫无疑问，这会鼓励未来挑战传统智慧的意愿。

　　经过了一年的“沉寂”，2018年初，特朗普在贸易方面也变得更加激进。不顾已经辞职的白宫经济顾问科恩的建议，他宣布美国将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分别征收25%和10%的关税。最初宣布这一消息后，美国暂时豁免了一些关键盟友的关税，但仍称如果6月前没有获得其他贸易让步，美国政府仍有可能取消这一豁免，而欧盟则表示开始考虑向美国征收报复性关税。这一贸易战线还在拉长，5月初，美财政部长努姆钦率代表团前往北京，称为了避免此前特朗普宣称的将对中国出口的1500亿美元商品征收关税，要求中国将贸易逆差至少削减2000亿美元，停止对高科技行业的所有补贴，大幅下调针对美国商品的关税。这些要求大胆又史无前例，中国也威胁要对美国产品征收高额关税。

　　而新的特朗普也组建了一个新团队来推进这一议程：在听从顾问的意见改变自己政策一年以来，如今，他正改变顾问来适应自己的政策。经济顾问科恩、国务卿蒂勒森、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等温和派人士都已出局，类似蓬佩奥、约翰·博尔顿这样的强硬派人士则加入了进来。蓬佩奥已经证明了自己是特朗普世界观的忠实和明确的支持者，博尔顿身上则体现了蒂勒森和麦克马斯特试图遏制的、颇具破坏性的“美国优先”民族主义议程。这可能并不是一个巧合，在博尔顿担任国家安全顾问一个月后，特朗普不仅终于兑现了自己的承诺，退出了伊核协议，还拒绝了欧洲方面为迎合他而提出的修改协议的提议，同时可能重新实施针对欧洲盟友的制裁。伊朗核协议终止的方式，违背了美国大多数国际合作伙伴的意愿，置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于不顾，成为美国政府对待世界方式的一个缩影。尽管这一时间周期大概为一年半，但是看起来，特朗普终于要成为一个持激进外交政策的总统了。

　　怎样解释特朗普的新政策呢？我之前的分析错在哪里呢？首先，特朗普在许多问题上没有固定的观点，而他改口曾说过的言论且不会感觉尴尬的能力依然无人能及。但是事实上，在某些问题上他是一贯且充满激情的。这包括对自由贸易和移民(专题)的极度厌恶、对向盟友妥协的不满，以及对威权主义强人的崇拜。新的特朗普似乎越来越追求体现此类核心的政策，而不管后果如何。

　　第二，从基本上说，我至少夸大了其顾问们约束他的能力。实际上，从贸易到酷刑，从北约、阿富汗到伊朗，顾问们做了能做的一切。但是特朗普显然对这些限制感到恼怒，并在一年之后再也无法忍受。在我2016年的文章中，我曾认为那些头脑冷静的内阁官员或许能够阻止他撕毁条约或批准不明智的空袭，但可能无法阻止他在与外国领导人的通话或在午夜发推特时引发严重的外交纠纷。现在看来，就连撕毁条约，官员们也难以阻止了。

　　第三，特朗普决心与奥巴马不同，或者说与此前所有总统都不同，这似乎也是一种难以控制的力量。当特朗普提到退出伊核协议、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或者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进行首脑会谈时，他一心关注的似乎是如何将自己与其他总统区分开来，而不是这些举动可能带来的利益。“过去25年来一直解释如何与朝鲜打交道的人彻底失败了”，特朗普认为，自己“获得了巨大成功”。

　　最后，特朗普需要奉承和讨好这一点，发挥作用也和我的判断不同。我认为这可能会阻止他做一些背离大多数美国人、危及其声誉和总统职位的事情。但是特朗普似乎并不在意是否赢得广泛的支持，而只是在其坚定的支持者中深化支持。退出伊核协议、将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等举措都遭到了绝大多数美国人的反对，但是在特朗普的阵营中广受欢迎。显然，这位总统宁愿赢得一小部分人热烈的掌声，也不愿试图让大多数人满意。

　　那么接下来会怎样呢？虽然最初的评估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错误，使我无法预测最终结论，但是在我看来，现在的趋势是，可能出现更具争议性的举措，风险性和不稳定性也增加了。特朗普显然很喜欢他最近大胆举动所引起的关注，并且出于分散对其在国内和法律问题上的注意力也有一定帮助。宣布退出伊朗核协议，凌晨3点在机场迎接被朝鲜释放的美国人质，飞往新加坡与金正恩进行历史性的会晤，让他在联邦调查局突袭其私人律师办公室、被艳星起诉以及内阁成员的道德丑闻间隙能“喘口气”。

　　而以下是最坏的消息：随着特别检察官米勒调查的推进，尤其是如果民主党在11月控制了国会，那么特朗普很可能更多的转向外交政策，因为在此方面总统受到的限制较少。这并不意味着他会离开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与中国开启贸易战、在盟友不肯多承担开支的情况下退出北约、或者使用武力对付朝鲜或伊朗，但这确实意味着这些事件比以前更有可能了。“特朗普2.0”时代已经到来，而国际体系崩溃的风险也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