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上有一个很流行的说法：抗战中，中国空军的飞机为什么会在开战仅仅三个月的时间内，就几乎消耗殆尽了。这是因为宋美龄把原本空军用于买飞机的钱，存入了银行吃利息。后来想买飞机，宋美龄却发现买不到了。

       这种说法，最早见于1964年。原国民党空军人士杨延年的回忆文章写到：“时任航委会秘书长的宋美龄，认为世界飞机制造业发展迅速，一种新飞机出世，最多保持两三年，便为另一种更新式的所取代。这样，我们就买不胜买，徒然花了很多的钱。因此，她想出一个办法，将空军经费全数存在香港外国银行里。到必要时，只要有钱，何愁买不到飞机呢。事实上，由于宋美龄的这个决定，在抗日战争前两年，空军已经停止了新机补充…”

       那么，当时中国空军到底有多少作战飞机呢？

       根据日本防务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一卷记载：当时国民政府约有720架飞机，其中可用于实战的飞机，约为155—210架。杨延年在文中，对当时空军飞机的数量，更是提出了质疑。他在文中写到：“连年以来，人民为航空救国而出的钱，却是不在少数。如航空奖券储蓄发行了许多期，每期是500万。又如献机祝寿、一县一机运动，就打它个对折，至少也能买500架。此外，还有各处的临时捐款，再加上政府发给的经费。把以上的数字加起来，答出800到1000架飞机的概数，这是很合乎情理的。”

       杨延年认为：抗战爆发前夕，我空军只有200余架可作战飞机的原因，就是宋美龄将可以再买600到800架飞机的款项，存入银行吃利息导致的。

      那么事实的真相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看文中提到的航空奖券储蓄。

      全面抗战前，国民政府发行过两种航空相关的博彩奖券，其一为航空奖券，该奖券发行量较少。另一为航空公路建设奖券，到抗战前夕，已发行30期。文中提到的航空奖券储蓄，应为航空公路建设奖券。

      据《中国国民党九十年大事记》所载数据，七七事变前，航空奖券发行所得，只有159万8115.39元。

      而航空公路建设奖券每期远没有500万之巨，加上扣除获奖者的金额，每期所得款项其实也并不多。

      根据国民政府的规定，发行航空公路建设奖券所获资金，主要用于修建机场，而并非购买飞机使用。

      据统计，抗战前夕，全国约有60个机场是使用该款项修建的。

      那么再让我们来看看文中提到的献机运动，又是怎么回事。

      1933年1月25日，南京政府中央政治会议第341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举办救国飞机捐案的决议。决议规定：“全国所有党政军警机关人员，应以实发薪额若干成，捐助政府，作为购置飞机之用。薪额不满30元者，月捐3角…301元以上者，月捐百分之十。并还规定，全国党政军警机关人员捐款，及华侨所集飞机捐款，作为建设飞机工厂之用。各省市县人民捐款，分别购置飞机。”

      从1933年起，到1935年9月底止，献机运动捐款总额（含存款利息）为299万余元。

      由于这期间内战频繁，人民爱国热情不高，这笔捐款中的大部分为公务员所捐，民众捐款仅为33万元。连筹办者预计,在民众中募捐的1540万元的零头都不到。基于此种情况，这笔捐款全数用于购买飞机，总计为45架。

      1936年，为给蒋介石10月31日的50寿辰祝寿，全国发起了“献机祝寿”活动。

      由于当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促使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立，故这次献机活动，得到了民众的大力支持。

       根据《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记载，截止1937年底，这次献机活动实收捐款1334万多元，共购买飞机114架。（此时购机平均价格约10万元/架）这批飞机也成为了抗战初期，我空军的主力战机。其余款项还用于在贵州大定（今大方）建设飞机发动机制造厂。

       我们可以看到，献机运动所得款项，在抗战前夕和开战初期，总计只购买了约159架飞机，其中还包含有部分教练机。

      看到这里，读者肯定要问，政府拨付购买飞机的款项到哪里去了呢？

      请让我们先来看一段。

      蒋介石在全国航空建设会成立仪式上的讲话：“要建设空军，非大批款子不成。政府的收入，除税收外，只有借款。现在中国已是债台高筑，一切有价值的产业差不多抵押完了。以此快要破产的国家，实不能再借外债，现在要建设空军，当然非民众负起责任不可。现在建设空军，只有两个办法：第一是到外国购买飞机，第二是自制飞机。前者是目前的办法，后者是根本的办法…我们一面要积极具备自制飞机的条件，一面要尽人民财力所及向外国购买。”蒋介石说的很清楚了，政府没有钱，购机还得靠民众的捐款。

      看到这里，相信大部分的读者都觉得很“辣眼睛”。但在当时的环境下，这也属一种无奈之举，因为确实没钱。

      历史的真相往往总是残酷的。

      事实上，国民政府在每年的军费预算中，始终都列有拨付款项用于购买飞机之用，只是民众的购机捐款占据大头而已。

      比如“献机运动”的子项目“一县一机”运动中，大部分的县都不可能做到捐献一架飞机的费用。极少数做的好的，也只能捐献半架飞机的费用。那么另半架飞机的费用，当然就由政府所出了。不过，飞机的命名，依然可以使用捐款飞机的县城名字。

     献机运动是国民政府建设空军的一个重要环节。

      该运动从1933年发起，一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方才结束。抗战前夕和初期，空军作战飞机的采购资金，主要是由献机运动所捐款项进行支付，政府出资为辅。抗战中期和后期的作战飞机采购资金，则主要由国民政府使用苏联援华军事贷款，和美国租借法案中的拨款资金进行购买，献机运动所捐款项为辅。

      国民政府连购买飞机的钱都不愿意出，是不重视空军吗？

      非也，国民政府其实最重视军种就是空军。

      以1937年为例，全国国防建设专款预算费用约为2亿2200万元，其中空军费用就为7000万元。

      政府出资，用于空军建设的费用，主要来自航空捐（税），社会上的各种营业均征。比如石灰业，每一公斤石灰须征收法币5分。这些费用主要被国民政府用于航校的建设，飞行员的培养，空军日常训练维护以及各飞机维修制造厂的建设等。但即便这样，也常常入不敷出。

      《事略稿本》曾记载：1934年5月1日，蒋介石曾致电杭州中央银行，要求其为航校随时透支六万元。同年8月28日，蒋又发电文给周至柔：“航空学校经费一时不济，可再在杭州中央银行预支十万元也。”

      杨延年文中还提到“在抗日战争前两年，空军已经停止了新机补充。”

      这也不成立。从上文，我们已经可以看到，1935、1936年，献机运动所得款项均用于采购飞机，而这批飞机，正是抗战初期我空军的主力战机，其中就包括霍克Ⅲ驱逐机和马丁轰炸机。

      军事航空业是一个巨大而复杂的体系.在抗战前夕，全国齐心协力建设空军的大环境下，政府与民众只是分工不同而已。

      民众的捐款主要用于购买飞机，政府的出资则主要用于其他航空事业建设。

      所以我们说，完全不存在“抗战前夕，宋美龄将原本空军用于买飞机的钱，存入银行吃利息”的事。

      原因很简单，根本就没有多出来的那笔钱（可购买600到800架飞机的购机款），当然也谈不上存入银行！

      所有可用于购机的款项，也仅可购买这不到200架的飞机。

      哎，归根结底，就是一个字，“穷！”

      至于杨延年的观点，也很容易理解。作为一个远离核心的空军文职人员，杨延年的观点多来自道听途说。

      而杨延年这篇文章写于文革爆发前的1964年，看来又是交代材料了。在特殊年代，交代材料也叫作检讨材料，进行自污是必须的，资料可信度是不高的。就比如葛天写的什么孙元良在前线指挥所强奸女学生，李佑武回忆什么汤恩伯在围剿期间将一个个村子全部杀光，今天看来都是无稽之谈。

      一些比较有名望的人物，在文革以后都修改了当年的交代材料，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同时，稍微有些历史常识的研究者，一般不会引用这些特殊时期的交代材料。

      最后，笔者引用何应钦将军《对五届三中全会军事报告》中的一段话，作为结尾，并与诸君共勉：“购买一千架飞机容易，而使用一千架飞机并永久维持一千架飞机之战斗力于战场之上则甚难…最近十年中，用于建设空军之经费，各国平均每年约在中币一亿元以上，近年以来，更有增加，反观我国，面积甚广，海岸线甚长，而现有空军兵力，甚为薄弱，每年经费，亦甚支绌，欲于最近之将来，完成强有力战斗之常备空军，尚须赖我政府及人民之努力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