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巴西到匈牙利，从英国到美国，为何至今仍有这么多人对右翼政党在选举中的挫败感到惊讶？今年以来，无论是巴西的小波索纳罗、匈牙利总理奥班、英国改革党、英国保守党，还是美国大批共和党候选人，在全国或地方选举中，皆遭选民无情唾弃，甚至连向来深红保守的密西西比州也不例外。

那些看似不可一世的执政者与民粹挑战者双双落马，且往往是以悬殊差距惨败。这股号称正在全球崛起的右翼浪潮，在组织动员、策略思维、政治操作与选民人数上，其实已全面居于下风。

《卫报》专栏作家贝克特（Andy Beckett）撰文指出，尽管右翼败选的频率，远高于悲观政治叙事的想像，但许多自由派与左翼人士在看到好消息时，却总是带著一丝“奇迹降临”的惊讶；甚至在经历短暂喜悦后，又迅速陷入“右翼霸权终将卷土重来”的集体焦虑之中。

夸大右翼胜利的集体焦虑

他指出，进步派这种过度悲观的心态，往往源自对右翼胜利规模的严重误判。2016 年英国脱欧公投，仅以52％的微弱多数通过，却引发中间派与左翼长达数年的自我怀疑，认定右翼更懂民心；2019年时任英国首相强生带领保守党，赢得80席多数（规模不到前首相布莱尔1997与2001年大胜的一半），却被媒体大肆渲染为“压倒性胜利”，仿佛保守党将就此万年执政。

2024年川普重返白宫亦是如此。尽管当时他面对的是，临时阵前换将且缺乏吸引力的民主党对手，普选票仅领先1.5个百分点、得票率甚至未过半，但这场胜利却被解读为，美国政治与文化的深刻右转——从年轻男性的思维到拉丁裔选民的转向，仿佛一场粗暴，但具娱乐性的保守派反革命正席卷全球。

然而，本周的美国期中选举再次证明，这股势力的真实力量被严重高估了。右翼民粹主义者擅长展现“极度自信”，在强大右翼媒体的推波助澜下，这种“确定性的表演”在充满不确定感的民主社会，极具诱惑力——直到他们虚张声势与自我欺骗的本质被彻底揭穿。

误用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

选民与媒体往往偏好“非黑即白”的清晰叙事，认为非左即右、必有一方主导政局；但现实是，多数西方民主国家长期处于政治僵局。过去50年来，共和党赢得7次美国总统大选、民主党赢得6次（其中 2000年共和党还是靠最高法院极具争议的裁决才险胜），这本身就是权力均势与僵局的明证。

意大利思想家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曾提出“文化霸权”（Hegemony）概念，指某种意识形态能同时深刻塑造选举、街头运动、菁英游说、媒体文化战与大众潜意识。当代政坛常误用此理论，以为现代保守派已找到如同半世纪前雷根与柴契尔夫人那般的霸权公式。

事实上，与雷根和柴契尔不同，当今的右翼指标人物，无论是川普、英国的法拉吉（Nigel Farage）或阿根廷总统米莱（Javier Milei），每次顶多只能维持一两年的政治动能，且从未摆脱极度不受欢迎的困境。

克服“冒牌者心态”

尽管接下来，民粹右翼势力强大的法国与西班牙，将举行全国大选，右翼仍有机会取得执政权，但从川普政府的殷鉴来看，这类政权一旦上台，极可能迅速陷入混乱并遭民意反噬。将问题归咎于移民、“觉醒菁英”与少数群体或许是有效的竞选策略，却完全无法解决民众最切身的生活成本危机。

更危险的是，对右翼力量的过度高估，会让中间偏左的执政者陷入“冒牌者心态”，变得过于谨慎，甚至在政策上向民粹右翼的世界观低头。贝克特以现任英国首相伯南（Andy Burnham）为例，尽管他在演说中极少提及改革党与保守党，并雄心勃勃准备推出十年计划，但在移民与监狱等议题上，仍隐约可见对右翼民粹的妥协。

从布莱尔、克林顿到伯南，中间偏左政治人物总爱辩称，这些保守举措是为了回应选民关切；但这些关切究竟从何而来？往往正是源自右翼对现代生活的恐惧渲染，以及对“移民入侵”与犯罪率的夸大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