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少民评论文章：中国前总理朱镕基去世，终年98岁。朱镕基任总理期间力推经济改革，并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最后阶段，特别是中美谈判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于朱镕基的评论，大多围绕他的功绩：国企改革、金融整顿、加入WTO，以及他强势、敢言、雷厉风行的个人风格。

　　人们对朱镕基抱有特殊好感，还有一个原因：他1957年曾被打成“右派”。有人甚至称他是中国唯一一个当过“右派”的总理。

　　但这里存在一个概念误区。

　　1957年的“右派”，并不是现代政治光谱意义上的右派。毛泽东发动反右运动时，被打成右派的人形形色色，其中当然有人对共产党制度提出深刻批评，但也有大量拥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人，不过是对党的政策、领导或者具体做法提出了意见。有些“右派”的政治立场甚至比共产党内许多人还要左。

　　所以，被共产党打成“右派”，不等于反对共产党，更不等于主张自由民主制度。

　　朱镕基在政治上并不右，更不反党。六四镇压以后，他很快明确支持中央的定性；他任内取缔“中国民主党”，并在2000年台湾大选前严厉警告“台独没有好下场”。

　　我们当然无法知道一个历史人物内心深处究竟怎么想，只能根据他的言行判断。就朱镕基的政治生涯而言，没有证据表明他试图结束中共的一党统治。相反，他首先是一个中共高级干部，他的改革是在维护共产党统治的框架内进行的。

　　理解这一点，也是理解朱镕基最大政治遗产——中国加入WTO——的钥匙。

　　WTO：谁改变了谁？

　　中国2001年加入WTO，是中国经济史上的重大转折。评价朱镕基推动中国入世的功绩，至少应该算两本账：一本中国的账，一本世界的账。

　　中国迫切希望入世，因为它需要国际市场、资本、技术和管理知识；西方企业也积极支持，因为它们看到了中国巨大的市场和低成本生产能力。

　　但以美国总统克林顿为代表的西方政治家还有一个更大的期待：经济开放会带来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会产生中产阶级；有了财产的中产阶级会要求产权保护和法治，最终推动政治自由和民主。

　　这种想法并非毫无根据。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历史，以及后来韩国、台湾的民主化，似乎都支持这条路径。

　　结果，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产阶级也大规模出现了，民主却没有到来。相反，中共的一党统治今天比二十多年前更加强化。

　　为什么？

　　西方最大的误判，是把中共的经济改革理解成最终会走向制度转型的改革。中共改革开放，并不是因为它突然相信自由市场和民主，而是因为毛时代的经济制度已经陷入困境，开始危及共产党自己的统治。

　　市场化是手段，维护党的统治才是目的。

　　如果把中共几十年改革开放学到的经验浓缩成两个字，就是：控制。

　　市场可以放，企业可以私人经营，人们可以发财，外国资本也可以进来；但是有一样东西绝不能放——权力。

　　这正是中国与几百年前的英国最大的不同之一。

　　英国资产阶级的财富逐渐成为独立于王室的社会力量，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财产和组织能力与王权抗衡，要求产权、法治和议会。

　　中国的中产阶级却没有这样的独立性。中国人可以买房、办企业，甚至成为亿万富翁，但土地、金融、司法、行政许可、媒体、教育和社会组织都处于党国强大的控制之下。一旦与党发生冲突，很难依靠一个独立于党的司法制度保护自己的财富。

　　财富本身不会自动产生民主。只有独立于国家权力的财富，才可能成为制约国家权力的力量。

　　甚至恰恰相反：在这样的制度下，你拥有得越多，有时越不敢挑战权力，因为你可以失去的东西也越多。

　　这就是克林顿们没有预料到的中国。

（资料照片）

　　WTO与中国的低人权优势

　　中国加入WTO的另一个重大后果，是把中国特殊的政治经济制度接入全球市场。

　　我把这种制度称为“举国大公司”：共产党如同这家巨型公司的最高管理层，通过中央和地方政府、国企、金融体系、土地制度以及对民营经济的政治控制，协调和支配整个经济体系。

　　与此同时，中国具有低人权优势。

　　这个概念由秦晖教授首次提出。低人权本身当然不是经济优势，封闭的朝鲜就是最好的证明。低人权只有与开放的国际市场结合，才可能转化成国际竞争优势。

　　劳工缺乏独立组织和集体谈判权，农民没有完整的土地所有权，私人产权缺乏独立司法的最终保障，社会也无法通过自由媒体、选举和独立组织有效制约政府。这些在国内是权利的缺失；进入全球市场以后，却可以转化为较低的生产成本和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

　　加入WTO给这种制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舞台。中国进入全球市场，同时大量吸收资本、技术和管理知识，迅速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

　　西方希望利用世界市场改变中国，结果中共利用世界市场强化了自己。

　　中国人都是入世的赢家吗？

　　即使完全站在中国人的角度，WTO的账也不能只看GDP。

　　入世确实使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也改善了数亿人的生活。但是“中国经济获得巨大收益”和“所有中国人同等分享这些收益”，完全是两回事。

　　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下，政府掌握土地、金融、能源等重要资源，大型国企控制许多垄断或近乎垄断行业，地方政府又通过土地制度获得巨大收益。企业家和城市专业阶层也从增长中获益，但普通劳工获得的份额相对较少，农民从土地增值中得到的利益尤其受到制度限制。

　　这又与今天中国最严重的经济失衡之一——消费不足——联系起来。

　　中国拥有远远超过其人口比例的世界制造能力，但是居民消费能力没有相应增长。国内消费不了的巨大产能，只能转向国外市场。

　　因此，今天世界头痛的“中国过剩产能”，不能只看作产业政策或政府补贴问题。往下追，是收入分配问题；再往下追，最终是权力分配问题。

　　劳工和农民缺乏议价能力，居民收入和消费受到压制，生产越来越依赖国外市场，巨大的制造能力不断寻找出口市场，最终导致越来越严重的国际贸易冲突。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消费不足如此难以根治。政府当然可以发补贴、增加社会保障、刺激消费；但要根本改变分配结构，就必须把更多资源和权利从党国、地方政府、国企和其他强势利益集团转移给家庭、劳动者和土地使用者。

　　这就不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成为一个政治制度问题。

　　朱镕基把鸟笼变大了

　　最后，我们还是要回到朱镕基本人。

　　一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回忆，他曾建议朱镕基把中国共产党改成“中国社会民主工党”之类的政党。朱镕基回答的大意是不能这样做，因为“中国共产党是我们的品牌，我们不能改变我们的品牌”。这位官员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我从未看到他试图削弱中国共产党。”

　　这句话很值得玩味。

　　朱镕基有能力、有魄力，也确实改善了中国的经济运行。他推动中国加入WTO，使中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融入全球经济，获得市场、资本、技术和发展机会，也使许多中国人的生活得到改善。

　　但这一切同时极大增强了中共和中国的经济实力，并没有带来西方当年期待的政治自由化。

　　已故中共经济领导人陈云曾用“鸟笼经济”比喻中共对经济的控制。如果借用这个比喻来评价朱镕基，那么他的历史贡献可以说是：他把鸟笼变大了，把笼子里的条件改善了，给鸟吃得更好一些，甚至允许一些鸟飞出笼子看看世界再回来；但他从来没有打算拆掉这个鸟笼。

　　所以，赞扬朱镕基的人，如果认为朱镕基最终可能拆掉这个鸟笼，那是一厢情愿；如果认为他让鸟在笼子里生活得更好就是他的历史贡献，那倒是一个可以成立的评价。

　　这就是我对朱镕基的盖棺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