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二六年七月六日这天（恰逢七七事变89周年前夕），台中的盛夏热浪正炽。 刚结束一场探讨印太战略演讲的日裔台籍媒体人矢板明夫，在饭店大厅的明亮灯火下，突遭一名中国籍廖姓男子挥拳袭击。 这记毫无预警的拳头，随即在台湾的舆论场上震荡出巨大的历史余震。

事实上，这并不只是一起单纯的街头斗殴或地方治安事件。 在此案发生的五天前，二〇二六年七月一日，北京当局甫强行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其域外管辖与思想审查的触角，正试图以一种更具侵略性的姿态向全球延伸。 廖姓嫌犯在犯案后短短四小时内，旋即企图于台中国际机场搭机潜逃出境至韩国釜山，这种精准计算台湾司法境管时间差的跨海“快闪暴力”，背后若无庞大的组织性资金与情资暗中撑腰，绝无可能执行得如此好整以暇。

幸好在台中市警局、移民署与航警局等单位的联防下，廖嫌最终在机场及时落网。 这也让这起台中饭店大厅的暴力事件，成为了近年台湾首宗“疑涉中共实施跨国镇压并成功逮捕嫌犯”的指标性案件。 然而，当我们将视线从那记暴力的拳头移开，转向泛黄的历史卷宗时，便会赫然惊觉，这套将“国家暴力”包装成“家法制裁”的恐吓逻辑，在近代中国的威权演变史上，始终从未真正散去。

  洪门、青帮与军统局：国共两党与秘密结社的宿命共生

要理解当代中共海外特务系统的作风，必须先考掘近代中国革命政党与江湖黑帮之间那条血肉模糊的脐带。 无论是中国国民党还是中国共产党，在其建党与巩固权力的地下斗争时期，皆带有浓厚的革命黑帮化色彩。 两党都敏锐地察觉到中国传统秘密结社（洪门、青帮、袍哥会）那种组织严密、不畏法纪、崇尚暴力的工具价值。

回顾历史，中国国民党与帮派的关系颇为深远。 一九〇四年，孙中山在檀香山亲自加入洪门致公堂，并被封为具有军事指挥权的洪棍。 彼时的黑帮，是推翻满清体制的革命功臣。 然而到了蒋介石时期，这份江湖义气转化为与上海青帮大亨黄金荣、杜月笙的“警黑共治”。 一九二七年的“四一二事变”，蒋介石便是联手青帮的“中华共进会”，让帮派份子伪装成工人袭击纠察队，协助北伐军对共产党进行血腥的清党大屠杀。

这种“国家机器黑帮化”的基因，直接孕育了戴笠主持的“军统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 军统局的组织架构、结拜兄弟的忠诚誓言，乃至于处置异己的手法，皆大量移植自青帮的家法与规矩。 对威权系统而言，异议者不被视为享有公民权利的对手，而被定义为“欺师灭祖”的“汉奸”与“叛徒”，必须动用“密裁”（政治暗杀）的家法刑之。

相较于国民党的江湖金权结盟，中国共产党对黑帮的利用则更具列宁式的实用主义。 毛泽东在一九二六年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文章中，将秘密结社定性为“流氓无产阶级”，认为只要引导得当，便能化为“革命力量”。 朱德、贺龙等中共元老早期拉队伍暴动时，皆曾深度仰赖袍哥会与三合会的地下网络。

更具代表性的是，周恩来、顾顺章在一九二〇年代末于上海成立的中央特科红队（专业武装行动队）。 其运作逻辑与黑帮的清除门户如出一辙。 对于被认定为叛徒的党员，红队不仅执行残酷的肉体消灭，甚至株连家属，用血腥暴力在地下世界维持绝对的恐惧与铁血纪律。 一九四九年建政后，中共虽发动“镇反运动”对昔日的“反动会道门”进行毁灭性清洗，但其骨子里的黑帮基因并未消失，只是隐入体制，等待着下一次政治需要的召唤。

随着大批香港与中国异议人士流亡台湾，跨境执行家法的黑雾也随之笼罩台湾街头。 （Threads 翻摄画面 ）

从“快闪恐攻”到“外判暴力”：跨境镇压的历史镜像

历史的讽刺性往往在最阴暗的角落交会。 若将二〇二六年“矢板明夫台中遇袭案”，与一九八四年十月震惊台美的“江南案”并置对比，便能看清这种“国家级跨境镇压”的幽灵是如何在不同时代、不同政权间借尸还魂。

追溯一九八四年的“江南案”，乃是国民党威权系统“借刀杀人”的经典历史案件。 时任国防部情报局局长汪希苓，因不满美籍华裔作家刘宜良（江南）撰写《蒋经国传》揭露宫廷权斗，竟“跨界”吸收台湾黑帮“竹联帮”总堂主陈启礼、董桂森、吴敦等人，远赴美国执行“锄奸计划”。 这是一场典型的“政府出情资、黑帮出人命”的跨境刺杀。 然而，黑帮的义气在政治利益面前终究脆弱，陈启礼留下的保命录音带最终引爆了台美外交风暴，成为逼迫国民党威权体制走向解体、走向法治的催化剂。

四十多年后，这套“官方默许、黑道快闪”的跨境镇压模式，被中共情治系统更为精致、也更为猖獗地移植到了香港与台湾。 一九九三年，香港回归祖国前夕，时任公安部部长陶驷驹公开发表名言：“黑社会不是铁板一块，当中也有爱国的。”这句话正式拉开了中共收编三合会作为《政治亲兵》的序幕。

这套“爱国黑社会”的治理逻辑，在二〇一九年香港“反送中”运动中的“元朗白衣人袭击事件”里达到了血腥的高峰。 七月二十一日当晚，数百名手持铁棍的黑帮份子在元朗地铁站无差别袭击市民与记者，而警方却落闸关闭附近警署，甚至在现场与白衣人拍肩致意。 这种将暴力“外判”（Outsourcing Violence）给地方帮派的作风，正是为了用民间暴力制造集体恐惧，同时让官方得以规避国际舆论的谴责。

随着大批香港与中国异议人士流亡台湾，这套跨境“执行家法”的黑雾也随之笼罩台湾街头。 二〇一五年十月至十二月期间，香港铜锣湾书店股东桂民海、吕波、张志平、李波及店长林荣基等五人，因贩售中共政治禁书，先后在香港、泰国及中国境内遭到中共实施跨境秘密逮捕与拘禁。 当林荣基二〇二〇年在台北准备重启书店前夕，竟在中山区街头遭三名具有黑道背景的台湾男子尾随并泼洒红色油漆。

近年来，这种跨境镇压的手法甚至愈发疯狂，直接挑衅西方民主国家的主权底线。 中共特务系统近年在巴黎实施了数起震惊欧洲的强制绑架未遂案。 包括二〇二四年三月，中共特务企图在巴黎戴高乐机场强行将中国异议人士林华善掳进飞往北京的班机; 同年五月，另一批特务试图以类似手法绑架一名维吾尔女子。 这两起涉外暴力案件彻底激怒了法国政府，促使法国反间谍部门与内政部联手，铁腕端掉了九个隐藏在法国各地的中共秘密警察站。

无论是当年林荣基在台北遭泼漆，还是现今矢板明夫在台中饭店大厅遇袭，这些被锁定暴力袭击的对象，在中国政府眼中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体制和文化上的背叛者。 尤其对中共这种具备黑帮逻辑的政权来说，一个土生土长的外国人批评中共，那叫国际博弈; 但一个在中国体制下成长、流着部分体制血液的人，公开拆解威权的谎言、串接民主防线，就是吃里扒外的逆子。 黑帮政权最无法容忍内部异己的忤逆，因此必须以家法跨国杀鸡儆猴。

无论是中国国民党还是中国共产党，在其建党与巩固权力的地下斗争时期，皆带有浓厚的革命黑帮化色彩。 （维基百科）

法治与黑帮逻辑的对决：台湾民主防线的深层反思

面对这场跨越国界的灰色地带冲突，国际社会正以不同的战略重组民主防线。 法国当局在经历了二〇二四年林华善案与维吾尔女子绑架未遂案的直接挑衅后，采取了由总统府直接授权、情治单位一条龙反制的雷厉手段，对涉案的中共特务与秘密警察进行全面清剿。

相较于法国的行政驱逐，美国作为中国跨境镇压的首要目标国，则采取了更为系统化的“司法武器化”战略。 联邦调查局（FBI）与司法部联手，将“跨境镇压”（Transnational Repression）直接入罪，对在美运作的中共秘密警察、侨领及中介代理人进行公开逮捕与审判，将原本隐藏在暗处的黑帮勾当，逼向了文明法治的聚光灯下。

反观台湾，这起发生在台中的重大治安事件，却折射出我们内部防卫韧性的隐忧。 在涉外政治暴力发生的第一时间，地方首长卢秀燕并未立即主动召开记者会发表严正谴责、宣示捍卫言论自由的立场（直到隔日才被媒体受访表示，台中市绝不容许任何暴力事件发生），这种冷处理乃至在政治上的消极态度，无形中给了外界极大的质疑空间。

更深层的危机在于，这绝非只是一桩地方治安事件，而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国家安全“灰色地带袭击”。 境外特务系统特地选在非首都的台中、在野党执政的县市动手，其政治算盘极为阴险。 他们正利用地方与中央在政治立场、国安警觉上的潜在鸿沟，测试台湾警政跨县市联防与政治表态的防御韧性。 如果地方首长对此类案件仅以“一般治安事件”冷处理，甚至在政治上选择沉默，无形中等于放任境外黑帮在台湾街头蔓延，让国际社会误以为台湾对跨境镇压缺乏集体抵抗的决心。

无论是当年“江南案”的受害者刘宜良，还是今天的矢板明夫，威权系统最忌惮的，从来不是敌对阵营的真枪实弹，而是“掌握跨界话语权、能对公众说真话的知识分子”。 他们写在书页上的文字、发表在智库的报告，具有极强的物质抵抗性与穿透力，能直接刺破威权统治的内部神话。

历史已经证明，当一个政权放弃了现代文明的法治与程序正义，转而向黑帮、秘密结社借用暴力来清除异己时，它就已经在骨子里堕落成了曹兴诚所指称“伪装成国家的黑社会组织”。 当年的江南案，没能阻止《蒋经国传》的流传，反而加速了国民党威权体制的解体; 如今，那记在台中挥出的拳头，也绝不可能封住民主社会追求真相的言论意志。

面对一个将预算武器化的“超级黑帮”，台湾没有本钱将其简化为地方首长的“治安期末考”。 生活在台湾的民主人士、异议学者与文化工作者，正用他们的肉身为我们挡在捍卫自由的最前线。 台湾社会必须凝聚起“保护跨国异议者就是保护台湾民主”的共识，提升中央与地方的跨域情资联防。 唯有当我们用最坚固的法治与实力击碎暗处的算盘时，那些躲在阴暗角落、自以为在执行“家法”的流氓打手，才不敢在台湾的朗朗晴空下肆意妄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