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会议员和国家安全专家星期四(6月25日)警告称，北京的经济间谍活动和政治影响力渗透已远超华盛顿的监管视野，渗入美国各州立法机构、地方政府、高校和农村社区。

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星期四就“中共对美经济间谍活动及次国家层面影响力渗透”(China’s Economic Espionage and Subnational Influ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举行听证会，听取了一名前资深美国情报官员、一名专注于州级国家安全事务的专家以及一名民权人士的证词。后者在听证中警告，不应将中国政府的行为与更广泛的华裔美国人群体混为一谈。

“史上最大规模的财富转移”

委员会主席、密歇根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John Moolenaar)在开场陈词中，将中国共产党对美国本土的渗透活动描述为“一场史诗级的破坏行动”，涵盖经济间谍、传统间谍、国家主导的网络入侵、人才招募计划、信息战、秘密影响力网络、跨国镇压针对华裔侨民社区的活动，以及合法和非法游说等多种手段。

穆勒纳尔援引一起近期诉讼案为例，说明威胁触角已延伸至多深：加利福尼亚州阿卡迪亚市(Arcadia)市长王爱琳(Eileen Wang)上月认罪，承认为中国政府充当非法代理人。“这对我们所有人都是一记警钟，中共的恶意影响力必须受到正面回击，”他说。

穆勒纳尔将中共统一战线工作描述为一场“深入美国社区、企业和机构的全面渗透行动，往往借助看似无害的文化、学术或商业往来作为掩护”。他警告，州立法机构、市政府、学区教育委员会、公立大学和社区团体均是“软目标”，并指出这类渗透活动往往“在监管有限、安全保障参差不齐、风险意识普遍薄弱”的环境下悄然推进。

“中共是全世界压迫中国人民最严重的政权”，美国国会众院中国委员会 @ChinaSelect主席穆勒纳尔25日在听证上说，中共正在美国发动一场规模空前的渗透行动。他说中共中央统战部是这一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深入美国各地的社区、企业和机构并借助看似无害的交流作为掩护。 

穆勒纳尔呼吁采取与中共手法相匹配的应对策略：“我们的回应必须与中共所采用的‘全社会方式'相一致，”他说。

前国防情报局代理局长大卫·谢德(David Shedd)就北京的工业间谍活动作出全面评估。他指出，中国的渗透方式有别于传统的政府对政府间谍活动，而是将军事和民用情报搜集目标融为一体，综合运用网络入侵、学术合作、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等手段，获取无法通过合法渠道取得的技术和知识产权。

谢德表示，上述战略已使中国在电信、人工智能、量子计算、高超音速武器和生物技术等关键技术领域迅速崛起。他援引前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 Wray)的说法，将知识产权被盗的累计规模称为“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财富与知识转移”，每年损失估计高达约6000亿美元。

谢德警告，许多私营企业高管仍未意识到对华业务不加保护所带来的长远代价，并援引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Marco Rubio)的话称，未能优先保护自身资产的美国企业正在“自杀式经营”。

各州身处对抗第一线

非营利机构State Armor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卢奇(Michael Lucci)直言告诉委员会：“美国本土已是争夺场。各州正处于这场争夺的第一线。”

他描述了中共关联实体在敏感军事设施附近进行实体预置布局的规律：一名前人民解放军军官在德克萨斯州拉夫林空军基地(Laughlin Air Force Base)附近购置了约14万英亩土地；华为设备被安装在内布拉斯加州核导弹发射井附近；一家中国公司曾试图在距大福克斯空军基地(Grand Forks Air Force Base)12英里处建设粮仓，直至美国空军以国家安全为由提出反对后方才叫停。

卢奇认为内布拉斯加州和德克萨斯州在州级应对措施上走在前列，两州两党联合推动立法，内容涵盖外国代理人登记、禁止中共关联游说资金、养老金撤资、基因数据保护以及跨国镇压法规。德克萨斯州还专门组建了州级网络司令部，以应对对农村社区的网络威胁。

他描述了向推动保护性立法的州议员施压的有组织行动--内布拉斯加州一名州参议员亲述曾遭州内一家大型中国企业的直接威胁，起因是他推进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案；在委员会作证的民众收到数字威胁；2024年9月，德克萨斯州一场专门审查外国对手威胁的立法听证会遭网络攻击强行中断。

“这不是正常的倡导行为，”卢奇在听证会上说，“这是一个不认同民主价值观的非民主行为者，在我们民主体制内部发动的施压行动。”

警惕“以族裔代替证据”

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加利福尼亚州联邦众议员罗·卡纳(Ro Khanna)表示，他对经济间谍问题的担忧与共和党方面一致，但强调必须明确区分中国政府的行为与华裔美国人的贡献。

他说，美国在应对中国政府威胁时，“绝不能以任何方式将其与骚扰华人移民、华裔美国人和中国学生混合在一起”，并应承认他们对美国科技和经济的贡献。

民权组织亚美公义促进会(Asian Americans Advancing Justice)会长兼执行主任杨重远(John C. Yang)在听证中表示，委员会的工作不应重蹈美国历史上“以族裔怀疑代替证据式执法”的覆辙。他援引1882年《排华法案》、二战期间对日裔美国人的拘押，以及“9·11”事件后针对南亚裔和穆斯林美国人的仇恨犯罪，作为这一历史规律的佐证。

“亚裔美国人不是需要被管控的安全负担，”杨重远对委员会说，“我们是一笔资产--一个在重建历史上有助于化解国家间冲突的科学、学术和商业纽带方面具有独特优势的群体。”

杨重远向委员会提出五项建议：执法政策应以具体行为证据而非族裔背景为依据；避免将行政失误过度入罪；将财产限制措施与外国政府实际控制的证据挂钩，而非普通的移民家庭关系；在执法框架中纳入反偏见培训和正当程序保护；以及加大对相关社区的语言服务和教育投入。

他敦促委员会将任何执法措施与重建民间交流相结合，并表示有针对性的方式“未必是更软弱的方式，而是更有效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