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共媒体香港01文章：6月22日，在党内逼宫压力和地方选举惨败下，施纪贤（Keir Starmer）宣布辞职。这位在2024年大选中取得压倒性胜利的英国首相，执政还不到两年，就步了其诸位前任的后尘。这意味着包括施纪贤在内，十年内已经有卡梅伦、特蕾莎、约翰逊、特拉斯、辛伟诚等六位首相如走马灯般上任卸任。最夸张的是特拉斯，因为激进减税引发英镑暴跌、金融动荡，上任仅45天就被迫辞职，创下英国史上任期最短首相的纪录。

施纪贤反映的“英国病”

施纪贤下台的三大直接原因是脱欧后遗症、生产率低迷及选民耐心崩塌。这些结构性痼疾同样是前五任首相下台的魔咒，而导致政权流转的制度失灵却始终悬而未决。

1688年英国爆发光荣革命，1689年《权利法案》以法律形式确立英国宪政体制，使英国成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资本主义宪政国家。之后，在19世纪至20世纪又经历多次议会改革，使得英国的现代议会民主制最终完备。这套向来被西方政治学家称为“现代民主政体”的制度，让英国迅速崛起，成为第一个真正意义的全球霸权、“日不落帝国”。英国人总是以此为傲；但如今，面对显而易见的问题与挑战，这套制度却陷入戏剧性空转，只是人们仍然寄希望于通过更换首相来作为“药方”去治“老病”。

寄生于这套制度的政党与政治人物，更是乐此不疲。他们通过宪政制度下的政权合法更迭逃避责任，不用背负渎职罪责，也不用被政治清算。英国的政治理论家们也为这套制度背书，认为它代表了西方核心价值——自由、民主与权利。选民则一次次把他们看上的政治人物送上舞台，然后又一次次用选票把他们拉下舞台，在期望与失望中反复循环，好像每一次都行使了民主权利。从政党政治人物到政治理论家，再到选民，这个闭环里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恰到好处的位置和可以逻辑自洽的道理，也都沉浸在这套闭环里自欺欺人。

“英国病”也是“西方病”

英国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发源地，也是第一个建立西方宪政制度的国家。其他西方国家的宪政制度要么是照抄英国，要么是以英国为参考，结合自身在革命或独立过程中的权力结构与利益分配而建立，包括被认为是现代民主制巅峰的美国。

讽刺的是，如今不仅英国出现了导致施纪贤下台的“英国病”，其它模仿或参照英国建立起西方宪政制度的国家，包括美国，也出现了同样病症。事实上，撇除“脱欧”这一因素，当下英国身上的问题，也都体现于欧美各国。

首先是欧洲——经济层面，欧盟在2008年的全球经济总量占比约为30%，到2025年降至17%，仅用17年就丧失近一半的全球经济权重，堕落速度是当年清朝的三倍；政治层面，各国都陷入多角利益纷争，根本无法达成共识，极小议题也会引发政党拉锯中陷入无穷对峙；科技方面，新一轮以AI为代表的科技革命在中美两国如火如荼，但是欧洲除了茫然与恐慌，几乎没有任何拿得出手的成果，也没有任何可行的行动方案。社会面的经济危机、能源危机、生产效率问题、贫富分化问题、群体撕裂以及由此而造成的政治动荡，乃至于局部战争等，每一天都在拉扯着欧洲各国的神经，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拿出解决办法。

美国则以另一种形式患上这种病。虽然美国社会比欧洲更有活力，科技革命和中国一样热火朝天，但其核心症状和欧洲毫无二致。以“美国优先”为核心的“川普主义”本身就是这种病症的集中反映。而身为全球头号超级大国，在与一个被长期制裁的落后中等国家的战争中并没有获胜，更是极其残酷地映照出了这种疾病的严重程度。

事实上，西方那套原本引以为傲并向世界各处推销的制度模式早就推销不出去了，那套新自由主义的主张早在本世纪初就已经显而易见地失灵了。从世界金融危机，到欧债危机，到英国脱欧，再到“川普主义”在美国兴起，都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解决不了问题就制造更多问题转移问题，已经成为西方最驾轻就熟的套路。最近西方国家内部政治上更激烈的变化，以及不断在各国之间爆发的纷争乃至战争，只不过将这一切更显性化罢了。

“西方病”的对立面

就在欧美焦头烂额、互相拉扯的同时，另一些事情也在悄然发生。最近，古巴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召开特别会议，审议并批准经济和社会改革方案，涵盖23个领域的176项改革措施。改革覆盖行政架构、产权制度、金融体系、民生保障等多个领域，清晰勾勒出“坚持基本制度+引入市场机制”的改革框架。在美国重压之下，古巴突然打出改革拳，表面上看是要通过改革进行战略自救；实质上，任何人都看得出来，其整个改革的顶层设计几乎就是当年中国改革开放的翻版，是中国模式开始在古巴被付诸实践。

在古巴之前，越南也仿效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行政精简改革，朝鲜的“先军政治”也已作悄然转变。而在最近几年以来，每年都有大批新兴国家、“全球南方”国家的领导人到中国访问，他们在和中国进行双边政治、文化交流与经济贸易往来的同时，无不对中国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创科领域的“弯道超车”和国家治理模式表现出浓厚兴趣——就如同欧美当年对英国表现出的兴趣，以及后来其它国家对美国表现出的兴趣一样。

何以如此？因为中国从一个后发、落后国家的发展崛起，给他们提供了新的参考座标。这些原来对中国模式、中国道路表现出疑虑，或以西方为模范的国家，经过长期对比与实践发现，原来在西方制度模式之外，还有更适合于他们国家、对他们更具参考意义的模式可借鉴。而且中国从不将自己的模式强加于人，不像美欧那样对他们盛气凌人。

中国不是没有问题，事实上，一些困扰西方国家的社会问题，比如民粹的泛滥，贫富差距拉大和AI等科技革命带来的在社会结构与价值伦理上的严峻挑战等等，中国同样存在。但和西方相比，中国无论在政府抑或是在民众层面，都没有人逃避问题，反而都在积极面对和解决问题。中国从一个落后国家，崛起成一个全球国家的过程，正是长期直面问题和持续解决问题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