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当我们想到中国的政治犯的时候, 另一个群体也不应该被忘记, 那就是政治犯的家属群体.

　　1996年我被中共当局以“阴谋颠覆政府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宣判之后，送到辽宁省锦州监狱服刑。为什么是锦州监狱？当局至今没有给过任何明确合理的解释。想来想去，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当局为了直接惩罚我的家人，以便间接惩罚我。换句话说，服刑地点的选择，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加重惩罚。

　　当局心里很清楚，我家人也再三表示过，不管把我关押在哪里，家人都不会放弃每个月探视我的权利。因此，故意送到山海关之外，冰天雪地的东北，能够达到的效果只有一个，就是使得这样的探视变得异常地艰辛。后来的事实也是如此，在关押在锦州监狱的一年半左右的时间里，我家人每个月从北京坐火车北上，到锦州再换乘公车，手里还提着各种送给我的物品，包括沉重的书籍，但是依然风雨无阻地前来探视。

　　尤其是我的母亲，经过1989年之后的反复折磨，身体状况非常不好，但是那十八个月，每个月这样长途跋涉，这样的艰辛对她的身心都是极大的折磨。而折磨她，就是当局的目的，否则你找不到任何合理的解释。

　　回顾人类历史上追求真理的道路，有很多的政治犯因为牺牲而载入了史册，但是他们背后的家属群体，是不容忽略的。从原沙皇俄国时期十二月党人被流放时，家人的陪同流放；到台湾美丽岛大审之后，政治犯的妻子们集体代夫出征投入政治犯对运动；从丁子霖老师组织天安门母亲们持之以恒地抗争，到师涛的母亲只身远赴联合国人权会议，为儿子大声呼吁。没有这些家属的支持，历史的这一页就不是完整的。

　　而今天, 各种直接或间接地牵连家属的案例, 比过去有过之而无不及. 因此, 我们在关心政治犯本人的同时, 也应当关心那些母亲，妻子，丈夫和孩子, 他们, 也是付出沉重代价的人.

　　Finding🇨🇦🇺🇸：读到王丹老师这篇文章，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提到当年被关押在千里之外的锦州，看似监狱的常规安排，实则是通过给家属制造往返探视的身体与精神折磨，实现对当事人的二次绞杀。

　　如果说古代连坐制度是通过血缘进行公开的制度性惩罚，那么现代社会这种隐蔽的“连坐”则表现为对家庭关系的精确打击。当权力跨过法律边界，直接将矛头指向异议人士背后的父母、配偶与子女，实际上是在运行一套违背现代文明根本的逻辑：一个人的行为，由一家人共同承担代价；一个人的信念，由整个家庭承受后果。无论技术如何演变，这种“一人触犯、全家受累”的实质，与古代的株连制度存在着惊人的相似。

　　这种手段最令人恐惧之处，不在于当下的打压，而在于它正在重塑社会的心理状态。它让人们逐渐意识到，法律不再是保护无辜者的盾牌，而是权力针对家庭随时可以挥动的武器。当人们因害怕家人受累而被迫沉默，当关心公共事务被定义为自私的“招祸”，社会最基本的信任与伦理秩序便被从内部瓦解。

　　更为警惕的是，这种将亲情武器化的做法，本质上是对人性底线的踩踏。一个健康文明社会的根基，本应是让父母慈爱、子女孝顺、家庭成为遮蔽风雨的港湾，而不是让亲人之间被迫疏离、相互监视。通过剥夺家庭的庇护功能，权力试图将原子化的个体彻底孤立。

　　王丹老师提醒我们不要忘记政治犯背后的家属，意义不仅在于同情，更在于发出警示：当权力开始将“亲情”异化为治理资源，当无辜者因血缘关系成为筹码，被蚕食的是整个人类文明的家庭责任。

　　向莉女士选择在此时公开声张，正是对这种扭曲逻辑最有力的抵抗。我们必须看清这种“现代连坐”的真相，因为在一个权力可随意跨越家庭边界的社会里，没有任何人的安全是真正受到保障的。

　示意图（ Getty Imag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