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看着《老友记》和《欲望都市》这类电视剧长大的，这些剧美化了这样一群成年朋友：他们关系紧密，几乎每天都聚在一起。我整个成年生活都在试图追逐这种幻想，但它从未实现过。

　　我有一位朋友，我只和她一起吃晚餐；另一位朋友，我和他打网球；还有一位不同的朋友，我和她一起上舞蹈课。当我试图把他们聚在一起举办晚宴，希望他们能彼此成为朋友时，结果总是不尽如人意。要么他们毫无共同点，气氛尴尬；要么他们有太多共同点，结果我反而被排挤出去，他们开始不带我一起玩。

　　我记得和一个约会的男人一起过生日，他分别与三个不同的朋友团体庆祝了三次：一次是和童年好友，一次是和大学朋友，一次是和同事。我还在拼命尝试至少培养出一个稳定持续的朋友团，而他居然有三个。多不公平啊！

　　但研究表明，许多成年人在友谊方面感受到的紧张，可能更多源于成年后社交联结的实际运作方式，而非个人的失败。最近一项调查发现，59%的人希望自己有更大的社交圈，而20%的人表示正与孤独作斗争。另有一项研究表明，拥有亲密知己的人生活满意度更高，抑郁症发生率更低。

　　这表明了期待与现实之间的错位。凝聚一体的朋友团这种文化理想，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难维系。在实践中，情感健康通常依赖于维持几段可靠、亲密的关系。这或许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许多成年人自然而然地倾向于一对一的、即二元体的友谊。

　　为了从心理学角度理解这一点，我联系了苏珊娜·德格斯-怀特。她是个人成长应用 Headway 的持证咨询师、人际关系专家，也是北伊利诺伊大学咨询与高等教育系的教授兼系主任。她告诉我，如果我们抛开电视剧中描绘的那种经过修饰的友谊版本，就会发现，在两个朋友之间维持互惠关系，比在更大的群体中更容易。

　　德格斯-怀特告诉我：“二元体友谊能让你们在更深的层次上了解彼此，这增加了朋友之间的理解和共情。这种友谊也能让朋友更清楚地理解对方的需求，例如被倾听、被看见、被关注、被支持。”她补充道，在没有群体带来的外部噪音的情况下，“小的摩擦也更容易通过交谈来解决。”

　　我们还有维持稳定关系的认知局限，这或许能解释为什么深厚的联系是在更小、更集中的互动中，而非在群体中得以维系的。皮尤研究中心 2023 年的一项调查发现，大多数成年人（53%）表示他们有一到四个密友，38%的人表示有五个或更多朋友，8%的人表示没有密友。这些发现强化了这一观点：成年人的友谊通常是将感情深度投入到少数有意义的友谊上。质量比数量更重要。

　　当身处一大群朋友中间时，我常常觉得自己在表演——努力成为最有趣或最聪明的那个人，以获取群体的认可。而有时，身处群体中会让我过度兴奋，以至于几乎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在一对一的友谊中，我感到最自在。只有在那个情感上亲密的安全空间里，我才能卸下防备，谈论我的恐惧以及最深层的想法。

　　德格斯-怀特解释说，在群体中深度敞开心扉会改变群体的动力，尤其是当没有人能够同样做到时。如果一个人把话题变成玩笑，或者另一个人保持沉默或不够投入，这种脆弱感就可能被破坏。在群体互动中，我经常害怕被排斥。

　　我记得读高中时，我曾是几个不同朋友团体的一员。这给了我一个安全网：如果被一个团体排斥，我总能跳到另一个团体去。这也是一种保护机制，让我永远不会在情感上依赖某一段友谊，这样就不会失望。

　　如今作为成年人，我对我的朋友抱有某种标准，并且珍视那些有情感容量来接纳我复杂性的一对一朋友们。也有证据表明，互惠性的一对一纽带往往比更广泛的社交联结更强韧、更有影响力，因为它们涉及共同的投入和情感交流。

　　情感投入是我最看重的品质。一个好朋友真心想与我建立联系，并共度有质量的时光。另一些人则只想要玩得开心，这样他们就可以在社交媒体上发一张团体照，通过显示自己拥有庞大的朋友群来获得社会认同。

　　群体也会带来冲突。德格斯-怀特告诉我，当人们在一对一之外的场合聚会时，可能会形成小派系。我们争相拉近距离，很容易感到被冷落。她说：“这正是为什么在朋友群体中，造成伤害的往往不是重大的背叛，而是小事：谁单独给谁打了电话、谁更快回复了谁、谁和谁变得更亲近了。”

　　我们天生就倾向于一对一的亲密关系。我最近意识到，一直以来我都在追求错误的结构。因为当我回顾那些真正支撑我走过人生的友谊——那些在我因分手而失声痛哭时陪伴我的朋友，那些在我搬家时过来帮我打包的朋友——它们始终是一对一的。

　　放下对朋友团的渴望，给我带来了巨大的释然，因为这意味着我的友谊建立在互惠和情感安全之上，而非向外界证明自己。我曾听过这样一句话：“你选择的伴侣能反映出你有多爱自己。”我认为这在友谊方面也同样适用。

　　我们常常被教导要用能聚集在一个房间里的人数来衡量自己的社交生活。但质量比数量更重要。就像在恋爱关系中一样，友谊不过是两个人一次次地选择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