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16个月过去了，只有一点点进展。

16个月前，一名陌生男子在布里斯班的一个公园将滚烫的咖啡泼向一名仅9个月大的婴儿。此案长期受制于法律体系差异、地缘政治与公众舆论交织的影响。如今，中国政府决定派出工作组到澳大利亚，标志着这起案件首次出现实质性推进。

这起袭击事件震惊澳大利亚社会，并在数小时内通过社交媒体传遍全球，包括中国。

嫌疑人在警方正式确认其身份前一刻离境，使这起原本属于暴力伤害的案件，迅速演变为一场复杂的跨国法律挑战。

中国驻澳大使肖千上周证实，中方代表团将前往布里斯班，与澳方执法部门直接接触。

“我们非常重视这件事，也会采取必要行动，”肖千表示。

他补充说，工作组将与澳大利亚警方合作，厘清事件经过，并讨论后续协作方式。

对受害家庭而言，这是谨慎的希望。对执法部门而言，这是一次外交层面的突破口。但这项宣布，并未改变案件所面临的结构性现实。

堪培拉无法强制北京遣返嫌疑人。在缺乏有效引渡协议的情况下，澳大利亚并没有法律机制要求中国交出其公民。

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表示，随着警方继续追查一名涉嫌于2024年向婴儿泼洒热咖啡的男子，中方将派出一个工作组前往布里斯班。 (Supplied)

肖千表示，中方对这起调查“非常重视”。 (ABC News: Maren Preuss)

合作，而非引渡

澳大利亚与中国之间并不存在生效的引渡条约。

十多年前谈判达成的一套框架协议，从未获得澳大利亚议会批准，也从未正式生效。在现实层面上，这使得引渡几乎不具可行性。

根据中国法律，刑事管辖权既基于属地原则，也基于属人原则。

如果嫌疑人为中国公民，即便犯罪行为发生在海外，中国司法机关也视其属于本国司法权限范围。

“总体来说，中国不会将嫌疑人引渡回犯罪发生地国家，因为中国优先维护自身司法主权，”中国跨境刑事案件律师张东硕表示。

这并非政策弹性空间，而是写入中国刑法体系的制度安排。

对澳大利亚而言，这意味着一个清晰的现实，即嫌疑人在布里斯班受审的可能性极低。

在引渡几乎不可行的前提下，唯一现实路径是国际司法协助。这需要澳大利亚政府通过外交渠道正式提出请求，并提交符合中国法律标准的详尽证据材料。

中国是否采取行动，很大程度取决于澳方主动程度及证据完整性。若中方接受请求，最可能出现的结果，是案件在中国境内立案调查。

中国警方主导侦查，检察机关决定是否起诉，司法程序将完全依照中国法律展开。

对这个布里斯班的受害家庭而言，这意味着他们无法自行提起诉讼，也无法直接参与程序。他们能否获得正义，取决于两国政府间的合作。

即便案件推进，透明度也将有限，受害方参与空间极小。

随着警方继续追查一名涉嫌于2024年向婴儿泼洒热咖啡的男子，中国有关部门将派员前往布里斯班。 (Supplied: Queensland Police)

为何进展如此缓慢

案件迟迟难以前行，部分原因在于跨境刑事案件本身就极难推进。

澳大利亚采集的证据必须翻译、核实、重组，以符合中国程序标准。证人陈述可能需要重新录取。法医材料需跨越不同证据采信体系。

涉及中国公民海外犯罪的案件，若缺乏持续外交沟通与系统性证据提交，通常难以推进。

澳大利亚警方亦限制对外披露案件细节，理由是公开操作信息可能影响取证，或增加嫌疑人再次转移的风险。

这种做法在调查阶段具有专业合理性，但也导致案件在公众视野中显得不透明，主要通过封闭的法律渠道推进。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肖千的表态具有意义。

中国工作组赴布里斯班，意味着中方承认澳大利亚的关切，并建立正式沟通框架。但这并不保证结果。

在缺乏引渡机制下，如果合作推进，最现实的路径仍是中国起诉，而非在澳大利亚审判。

这依然意味着问责。但也意味着这名澳大利亚儿童要讨回的公道将在海外实现。

受害者的处境

16个月后，这起案件处于法律与外交交汇点。

中国拥有基于国籍原则的司法权限。澳大利亚则承担为受害儿童与公众争取问责的责任。

两国是否能在实践中形成合力，取决于持续合作与北京是否愿意落实行动。

若案件最终获得处理，这将表明中国愿意面对其公民在海外实施的严重犯罪，并展示其跨境执法能力。这同样有助于北京在双边信任依然脆弱的背景下，重建澳大利亚公众信心。

对堪培拉而言，任何进展都必须在一段刚刚趋于稳定、但仍敏感的关系中谨慎推进。总理阿尔巴尼斯表示，中澳关系正在回稳。

这里的正义不是自动发生的。它必须被协商推进。工作组提供的是程序通道，而非法律突破。

若中国接手案件，这个布里斯班家庭将不具直接法律主体资格。受害者父母无法在中国自行提起诉讼。任何起诉都完全取决于澳大利亚通过正式外交渠道提交的证据。

中国警方主导调查。检方决定起诉。所有审判程序将在中国进行，远离案发的公园。

对这个家庭而言，这意味着即便实现正义，也是在海外完成，透明度有限，参与空间极小。

司法管辖权转移带来一个隐含后果：一旦案件跨境，受害者即失去主动权。问责不再属于个人法律权利，而成为政府间协作问题。

正义仍有可能实现。但它不取决于愤怒，而取决于证据、外交与政治意志。

中国拥有行动权力。澳大利亚承担施压责任。至于最终能否实现将犯罪者绳之以法，如今掌握在北京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