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迈克尔·格林（美国投资经理）：我是一名资产管理公司的首席策略师，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但今天我不想讨论市场走势，尽管目前信贷压力持续加剧，科技板块（尤其“人工智能”领域）尤为明显。

我认为，民众的通胀担忧（衡量市场表现的缺失指标）将再次让美联储陷入停滞。政策制定者将陷入死胡同（Zugzwang，国际象棋术语），任何走法都将导致困境。

而这一切都与美国的贫困线有关。我相信许多左翼读者会说，“贫困问题我们已经讨论很多年了！”确实，你们中的许多人意识到了这一点，但你们仅关注前端、情绪化的数据（如维持基本生计的工资），而非真正用数据说话。

贫困线：一个失灵的基准如何悄然崩坏美国

我在职业生涯中始终对显而易见的事物持怀疑态度。市场、流动性、要素模型……这些概念对我从来都不自明。我认为，市场本质上是清算价格的一个等式，而等式必然存在参数，参数则会扭曲结果。我正是从这一视角出发去做投资工作的，找到参数、发现扭曲、继而把握机遇。但有个数字我始终未深究过，就像婴儿自出生以来就习惯了重力，它被我默默接纳。

贫困线。

这个数字看似与政治无关，而是政府部门的专家根据事实精心测算得出的客观数据。几十年前，有人划定了这条界限，用来界定在美国谁是“穷人”、谁又是“中产阶级”，以及谁该获得援助。换句话说，它是美国基本福利的提供标准——无形无迹、不容置疑、举足轻重。

这周我在看GDP数据，忽然感到疑惑：明明美国GDP增长健康、失业率也在G7国家中处于中等偏低的水平，美国中产阶级怎么会年年感觉越来越穷？

结果我在研究论文中发现了一句话：

美国贫困线的计算公式为1963年家庭最低食品支出乘以3，得出家庭的基本生存成本，即贫困线。

我又读了一遍，最低食品支出乘以3。

我感到恶心。

失败的测算

1963年，社会保障局经济学家茉莉·奥尚斯基（Mollie Orshansky）提出这一公式。她观察到，美国家庭大约会拿出收入的1/3购买食品。由于当时许多物品（如住房）的定价数据难以获取，她便将公式简化，即以能够维持一个家庭生存的最低食品支出来确定贫困线。

奥尚斯基对这一简化公式态度谨慎。1965年她在一篇文章中重申，贫困线是衡量一个家庭“收入不足”的标准，而非“收入充足”的标准。她说，“如果无法明确说明‘多少才足够’，那么我们完全可以有把握地指出，平均而言，多少是不够的。”

换句话说，她设定的是一条底线，一条美国普通家庭会明显陷入危机的分界线。

对于1963年，这个计算方式可能是合理的。当时住房相对便宜，一个家庭仅凭任一成员的单份收入就能租到不错的公寓或购买房屋。而医疗保险由雇主提供，且费用相对低廉（如蓝十字保险每月仅需10美元）。育儿也尚未市场化——母亲留在家中照顾孩子，家人或邻居（通常有人在家）也会互相帮忙照看。汽车价格亲民，即便容易出故障，社区里接受过职校培训的孩子也能帮忙解决大多数问题。而大学学费可以通过孩子打暑期工赚取。退休则意味着领取养老金，而非自行筹集401(k)资产（注：传统养老金是雇主在员工退休时承诺的养老金，而401 (k) 是员工从工资中自愿扣除部分金额存入，企业再补一部分。这使得员工需自行承担投资波动、通胀侵蚀的风险，提前支取也可能面临罚款和补缴税款）。

奥尚斯基“食品支出乘以三”的公式虽然粗糙，但作为当时的危机阈值——1/3买食品，2/3用于其他开支，似乎是可行的。低于这一标准，家庭确实陷入危机；高于这一标准，便在美国有了立足之地。

问题是从1963年到2024年，美国的一切都变了。

首先是住房成本飙升。其次医疗保健成为许多家庭最大的支出。而雇主提供的保险覆盖面急剧缩小，免赔额却不断提高。还有育儿也市场化，且价格高得让人望而却步。大学学费从暑假工开始变得不堪重负（要背几十年学贷）。在政府的忽视下，公共交通也日渐衰退，交通成本随之上升。

这意味着过去一个家庭单份收入就能达到的生活水平，现在需要双份收入才勉强达到。而双份收入意味着必须支付育儿费用，进而需要两辆汽车。当然也有人会说，可以与父母同住来省下汽车和育儿费用。

如今，对于一个普通家庭，住房支出占35-45%，医疗保健占15-25%，有幼儿的家庭育儿支出可达20-40%。而食品支出仅占5-7%。

这意味着，如果沿用奥尚斯基的逻辑，即贫困线可通过食品支出占比的倒数来推算的话，那么乘16倍（而非3倍）后，一个美国普通家庭的贫困线将在130,000美元至150,000美元之间。

请记住：奥尚斯基试图定义的是“不足”，即一个家庭无法正常运转的底线，这个数值将达到14万美元。

那我们仍在使用的31,200美元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我们衡量的是美国人民的饥饿程度。

就如普鲁塔克所述，“贫富失衡是所有民主共和国最古老、最致命的弊病。”

真实的美国生存数据

2024年，美国政府将一个四口之家的贫困线划定在了31,200美元。而美国家庭收入的中位数则为80,000 美元。我们被含蓄地告知，年入8万美元的家庭过得很不错——其收入远高于贫困线，属于中产阶级，理应过着舒适的生活。

但如果按照奥尚斯基的推算，这个年入8万美元的家庭实际处于深度贫困之中。

我接下来想忽略官方数据，看一看我们所生活的现实世界。我计算了一个四口之家（双职工、两个孩子）的“基本需求预算”，不包括度假，甚至订阅网飞会员等“奢侈品花销”，仅涵盖2024年维持工作和抚养孩子所需的“必备支出”。

另需注意的是，我并未夸大其中任何一个数据，而采用了保守的全国平均花费：

育儿：32,773美元

住房：23,267美元

食品：14,717美元

交通：14,828美元

医疗保险：10,567美元

其他必需品：21,857美元

所需净收入：118,009美元

加上约18,500 美元的联邦税、州税和联邦保险捐助条例（FICA）税费，所需总收入为136,500美元。

这就是最新的美国贫困线，即一个美国普通家庭生存的底线。

最大的单项支出并非住房，而是育儿：32,773美元。

这便是陷阱所在。要达到8万美元的家庭收入中位数，绝大多数家庭需要两个人同时出去工作，但一旦出去工作，便会产生育儿支出。

如果双方都工作，且年收入达到理想的10万美元时，仅日托中心一项就要花费3.2万美元。

如果一方留在家中，收入将降至4万到5万美元，远低于一个家庭的生存所需。

需要反驳的是，双职工配置并非为了我们通常认为的“改善家庭生活”，例如为了一家人的假期旅行或者买船钓鱼什么的改善生活，而是仅仅为了生存所需。在扣除他人帮忙照看孩子的费用后，双职工能比单职工配置仅仅能多赚1000-2000美元/月。

这是一个闭环，十分残酷。

住房成本是谎言吗？

对于我的推论，批评者大概会说，136,500美元是旧金山或曼哈顿等大城市生活的水平，而非 “真实的美国”。

那么我们来看看“真实的美国”。

我将住房年支出设定为23,267美元，折合每月1,938美元。那些官方、严肃的经济学家就是用这个数字告诉你，你住得不错。

但让我们看看普通的“入门级住宅”所花费的成本。以新泽西州的考德威尔需为例，上世纪50年代，这里的住宅凭一个卡车司机的单份收入都能买得起，但现在这里最便宜的一套月租为2,715美元。

平均成本与实际花费之间每月存在777美元的差距，即税后每年9,300美元。要弥补这一差距，需要额外赚取12,000至13,000美元的总收入。

因此，当我说真实的贫困线为14万美元时，我已经相当保守了。你需要去就业机会集中的地区生活，才能获得平均收入。但是你缴纳的住房租金则远高于开支。

更需注意的是，2,715美元仅是起拍价，它并不希望你实际租住，而是买下来。即便你能租到，这2,715 美元只是为房屋支付的“订阅费”，你只是维持了生存，而非强制储蓄、积累代际财富。

享乐主义的“谎言”：一部手机的价格是200美元而非58美元

经济学家看到14万美元开支，大概会大喊“享乐主义调整”，即他们认为，高开支也包含了生活质量的提升，而我却没把这些算进去。

我倒是想和这些经济学家吵一架，因为我算的并非质量提升而是社会参与的成本。

诚然，我们的生活质量确实提升了，如今的汽车有安全气囊，房屋有空调，手机堪比超级计算机。但这些科技进步，其实带来的是过去被认作“奢侈品”的价格下降。

但如果讲到社会参与的成本，如拥有工作、能联系医生、履行公民义务等种种事宜所包含的对外沟通，在1955年你只需要一条电话线。这份“参与凭证”每月花费5美元。

按标准通胀调整后，当年的5美元相当于如今的 58 美元。

但在2024年，58美元的固定电话已无法维持一个家庭的运转。如今要正常生活，你需要回复工作邮件、查看孩子的学校门户网站（现已完全数字化）、还需要进行银行账户的身份验证……这一切都要求你配置智能手机套餐和家庭宽带，而这需要每月200美元。

为了获得维持家庭生存的收入，我们需要参与到社会之中，并且“与经济接轨”。而与其接轨的价格不仅跟上了通胀步伐（58美元），还达到了通胀率的三倍（200美元）。

类似的，我们可对其他开支做今昔比较：

医疗：1955年蓝十字家庭保险约10美元/月（相当于如今的115美元/月），而现今家庭平均实际保费超过1600美元/月，是通胀率的14倍。

联邦保险捐助条例（FICA）税费：1955年社会保障税为收入首笔4,200美元的2.0%，年度最高缴费额为84美元（相当于如今 960 美元/年）。如今，年入8万美元的家庭需支付超过6,100美元，是通胀率的6倍。

育儿：1955年，由于经济支持单职工模式，这一成本为零。如今，育儿成本高达32,000美元，参与成本呈无限增长。

唯一真正符合官方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的是食品。其他所有维持工作、保持健康和抚养孩子所需的必要支出，都远超官方数据。

诚然，这些商品和服务质量确实更好了。我也不会放弃现在的65英寸的4K电视，去使用1955年的25英寸阴极射线管电视去比较，但其实我们已别无选择。

死亡谷与斩杀线：10万美元收入为何危险？

在确定136,500美元为一个普通家庭真实的收支平衡点后，我分析了这一家庭为提升收入所面临的种种挑战。

而对这些实际情况的分析，会比任何消费者价格指数更能解释当前美国的经济氛围。

我们整个社会保障体系旨在帮助最底层的人们，却为任何试图摆脱贫困的人设置了陷阱。当一个家庭的年收入从4万元升至10万元的过程中，其能享受到的福利的减少速度远高于其工资实际增长速度。

咱们还以新泽西州为例，看看这一转变过程。

1. 年入3.5万美元（“官方”贫困阶层）

家庭虽然处境艰难，但州政府提供了底线保障。他们有资格享受医疗补助（免费医疗）、补充营养援助计划（食品券）和高额育儿补贴。

2. 年入4.5万美元（面临“医疗陷阱”）

年增收1万美元是好消息吗？并非如此。他们将失去医疗补助资格，需要支付保费和免赔额。

收入增加：+10,000 美元

支出增加：+10,567 美元

最终结果：他们的境况比以前更差。这种流动的有效税负超过100%。

3. 年入6.5美元（面临“育儿陷阱”）

这是许多家庭的崩溃点。他们为了达到这一收入水平，需要更加努力地工作，可能需要打两到三份工，或者争取得到晋升。他们属于完全的“工人阶级”，但已经无法享受育儿补贴，必须支付全额市场价的日托费用。

收入增加：+20,000 美元

支出增加：+28,000 美元（全额学费）

最终结果：彻底崩溃。

这是许多年入10万美元家庭的月度财务情况比4万美元家庭更糟的原因。

年入4万美元，你苦苦挣扎，但州政府会给你“救生衣”。

年入10万美元，你同样苦苦挣扎，州政府却把你当作“高收入者”，让你“生死自负”。

从期权交易的角度看，政府向贫困群体兜售了看涨期权，却暗中操纵了伽马系数。当价格向“平价”（即自给自足状态）靠拢时，德尔塔值急剧崩盘。每投入一美元资金，系统就会抽走70到100美分。

没有理性交易者会接受这种交易。

无法恢复的“相变”

“均值回归”是现代经济学最危险的谎言。经济学家们似乎认为，如果一个家庭陷入债务或者破产，他们只需通过储蓄就能回到平均水平。

经济学家混淆了财务波动和毁灭的区别。

跌破底线并非像水降温，而是从水到冰，是一种“相变”。

当一个家庭遭遇困境，如驱逐、破产或违约，他们失去的不仅是“金钱减少”，而是：

他们将被排除在信贷体系之外（通常为期7至10年）。

他们将被排除在优质租赁市场之外（房东会进行筛选）。

他们将被排除在敏感行业的就业机会之外。

在物理学中，将冰变回水需要巨大的“潜热”，即扭转破产局面所需的能量，需要远超过支付账单所需的能量。

14万美元的年收入之所以是底线，是因为它为这种相变的临近提供了缓冲地带。8万收入、7.9万支出的家庭的财务情况并不稳定，就像是过冷的、接近零度的水。

一次冲击，如变速箱故障、手臂骨折——你就会立即冻结。

理论验证：疫情期间的美国家庭

若你需要证据证明我的理论，那么咱们不妨看看疫情期间美国普通人的生存情况。它揭示了社会参与成本、工作成本是导致财政脆弱性的主要原因。

2020年4月，美国个人储蓄率达到历史性的33%。经济学家将此归因于经济刺激支票。但数据背后却另有隐情。

疫情封锁期间，“死亡之谷”被暂时填平：

育儿支出（32,000 美元）：暂停（孩子在家）。

通勤支出（15,000 美元）：暂停。

工作午餐/服装支出（5,000 美元）：暂停。

对中等收入家庭而言，参与经济的“成本”每年约为5万美元。当经济停摆时，这笔“税费”（即固定支出）被取消，因而很多年入8万美元的家庭突然感觉变富了。这并非因为收入增加，而是资金漏洞被堵住了。而对于很多失业的人来说，收入甚至有所上升，支出减少，还能每周得到600美元。

这一时期，我愿称之为美国梦短暂实现的“宿醉”。如今我们感受到的美国民众对于通胀的愤怒，正是这段虚假繁荣带来的后遗症。当世界重新开放，这些成本重新成为重担，且涨幅达到20%，许多人愤怒游行，抗议物价的飙升。

但我需要指出的是，通胀只是物价水平的变化率，无法直接等同于经济变差。很多人在讲通缩，但如果通缩真的出现，我猜你们可能会更不喜欢通缩。

不过物价水平也并非毫无意义。若你的工资赶不上通胀水平，你的总体购买力就越低。

溺水的政治学

你装了十六吨货，结果呢？又老了一天，债台高筑。

圣彼得，别给我叫我，我没法走。我把灵魂卖给了公司和商店。

—— 默尔・特拉维斯，1946 年

“死亡谷”或“斩杀线”的存在揭示了美国选民当前普遍存在的愤怒情绪，尤其是被称为“中产阶层”但实际是“工作中的贫困阶层”对于真正贫困阶层和移民的敌意。

经济学家和政客将其归咎于种族主义或缺乏同理心，但他们忽略了一个浅显的道理：

利他主义是盈余的产物。当资源充足时，人们自然乐于施舍；但当大家在争抢最后一根破损的香蕉时，分享便无从谈起。

同样的，年入6.5万美元的家庭（他们刚刚失去补贴，需要额外支付3.2万的育儿费和1.2万的医疗保险）能敏感地意识到，年入3万美元的家庭能免费获得育儿、医疗、住房和食品补贴。

他们在杂货店把自己想要的商品放回货架时，却看到有人使用电子福利转账卡（EBT）买单。当他们被驱逐出自己的房子时，却看到移民家庭获得了紧急住房支持。

他们看到的不是“贫困”，而是“不公”。他们每周工作60小时都难以负担的东西，有人免费获得了。

更糟糕的是，即便他们还未亲眼目睹，也会被灌输这样的场景。

这种愤怒并非针对商品高昂的价格本身，而是对美国契约的违背。美国梦的核心是勤奋工作、劳有所获。但因为真实贫困线为13-14万美元，你的勤奋无法带来生活的改善，相反带来了风险、疲惫和债务。

这是我们美国创造的体系。在这一体系中，生存的途径只有位于两头：要么贫困到有资格获得援助，要么富裕到可以承担风险，无视成本。

夹在中间的所有人都在被吞噬。我想富人对此心知肚明，他们正在退出公共空间。我们越来越难以在线下和线上看见他们。

美国繁荣的错觉

我们的经济学家热衷于在网络分享图表，他们用这些数据来证明所谓“经济下行”的错误性，同时宣称经济形势一片大好。

这张图是其中之一，你可能见到过。它显示的是美国中产因为“阶层跃升”而规模缩小，越来越多的人跻身年入15万以上的阶层。

经济学家为此欢呼雀跃：“看！1967年只有5%的家庭年收入超15万美元（浅灰色部分，按通胀调整后），但如今这一比例达到34%。我们成为了富裕阶层不断壮大的国家。”

但我想让大家从贫困线角度看这张图片，如果14万美元才能覆盖一个家庭的基本支出，那么最上方的34%并非所谓的富裕阶层，而是在生存线以上的人们。

另外所谓的“中产阶级”（即年入5万-14.9万美元的部分）约占全国人口的45%，他们实际上是有工作的贫困阶层。其收入足以让他们失去福利，但不足以支付育儿费和房租。

但经济学家是这样解读的：

“美国人收入增加有几个原因：一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达到了预期效果。过去50年，生产力大幅提高，GDP稳步增长，这一切都使得美国大多数人变得更富有。”

“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达到了预期效果”——再读一遍这句话。如果结合“系统的目的在于其所为”（POSIWID，the purpose of a system is what it does）的原则思考，我们就会得出：

这张图表衡量的不是繁荣，而是非自由支配支出篮子的通胀。它告诉我们，要在2024年过上1967年中产阶级的生活，你需要一份“富裕阶层”的收入。

还有这张图，正是维护现状的保守派们所使用的挡箭牌：

贫困率已降至11%。政策效果显著！

请记住奥尚斯基的公式，这张表衡量的是食品支出（如今仅占总支出的5-7%）三倍收入的美国人的比例。

它衡量的是饥饿程度。

本质上，这些图表是在用一支残缺的尺子衡量破损的房子。真实的贫困线需要加上住房、医疗、育儿和交通等固定支出，这使得贫困线升至13-14万美元。

你们读者可能有一些人的收入超过了这条红线。但就我自身经历而言，我的父母没有达到这一收入，而我比较幸运，我比较聪明、受过良好教育，且父母给了我大力支持，而且我有美国公民身份。

这是我们目前大多数人面临、并且自己的孩子也会面临的困境。

而你的勤奋、努力向上的动力会受到重重阻力。当你的收入从4万升至10万美元时，你每多赚一美元所失去的福利会超过你的收入增长。

你越努力工作，实际上越穷。

但经济学家告诉你没关系，因为你在积累财富，你的401(k)养老金账户在增长，房屋净值在上升，你比自己感觉的更富有。

下周我会告诉你为什么这是错的。

你所依赖的财富——退休账户、房屋净值、本应让一切都值得的“储蓄金”——与贫困线一样虚假。但财富背后的人是真实的，他们非常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