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在华尔街日报，作者菲尔·格拉姆曾任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现为美国守智库企业研究所的非驻地高级研究员；唐纳德·J·布德罗是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教授。

1930年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曾引发全球性大萧条。而在川普总统宣布“解放日”关税之后，尽管关税税率接近斯穆特-霍利法案的水平，并未出现类似灾难性的全球经济崩溃。

但这绝不意味着可以掉以轻心。与1930年相比，世界已经发生深刻变化，而这些变化，注定了川普贸易战造成的损失将主要由美国及其工人承担。

最关键的区别在于：1930年，胡佛签署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后，25个国家对美实施报复性关税，引发全球贸易战，经济上“自相残杀”。

正如经济史学家金德尔伯格所说，当时全球出现了“一场向保护主义和进口限制的盲目冲刺”。国际联盟的数据显示，1929年至1933年间，全球贸易实际价值下跌超过65%。

相比之下，川普4月宣布加征关税后，几乎没有发生直接的报复行为。

1930年各国对斯穆特-霍利的激烈反应，源于民族主义情绪，以及对金本位体系下贸易逆差需要以黄金结算的担忧，那会迅速消耗黄金储备，压缩货币供应，进一步打压工资和物价，导致通缩。

如今，金本位早已不复存在，贸易差额不再影响货币供应，而是体现在汇率波动上。各国政府也不再担心贸易逆差引发通缩。

同时，各国深知大萧条时期贸易战带来的痛苦，也记得战后贸易扩张如何重建了欧洲和亚洲，并缔造了自罗马帝国衰落以来主要大国之间最长久的和平时期。

更重要的是，美国十大贸易伙伴在进出口方面对GDP的依赖程度，平均比美国高出55.5%，他们在贸易战中面临的损失更大。

加拿大总理卡尼无疑表达了许多国家的共同感受，他表示美国“已不再是可靠的伙伴”，加拿大必须“调整对外贸易关系”。

加拿大已对美关税作出回应，启动贸易拓展战略，包括卡尼与习近平的会晤，卡尼称之为加中关系和贸易的“转折点”。

运输和通信技术的飞跃，使出口商和进口商更容易找到替代市场与新供应商。FedEx、UPS和DHL等小型承运商的兴起，加上运费大幅下降，使得贸易转移与多元化变得更容易、更有利可图。

同样重要的是，国际通信与信息搜索成本已降至几乎为零。

这场贸易转移始于川普第一任期的关税政策，当时中国将出口转向其他国家。在川普第二任期实施的新关税下，中国对美出口自2月到9月下降69%，但对其他地区出口显著增长：对东盟增长61%、对日本和韩国增长41%、对非洲增长35%、对欧盟增长28%、对印度和拉美均增长超过10%。

牛津经济研究院预计，中国2025年出口总额将比去年增长8.3%，并将在2026年保持稳定。相比之下，美国出口明年预计将下降3.4%。

今年8月，加拿大对美出口较2024年平均水平下降约10%。但加拿大正加紧与中国、印度、印尼和阿联酋等国家建立商业关系，并与欧盟达成一项新的贸易扩展协议，同时加入欧盟的国防产业合作机制。

在亚洲，印度与中国关系近期缓和，也促进了对华出口。《印度经济时报》称，这些出口“帮助新德里部分缓冲了美国高额关税带来的冲击”。

印度还与英国达成自由贸易协议，并希望在年底前完成与欧盟的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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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博社报道称，“全球贸易新格局正在浮现，各国政府正在重新绘制贸易联盟图谱，企业也在寻找新市场，以规避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实施的最高关税。”

随着贸易绕开美国转向他国，其他国家将继续专注于其比较优势领域，进行专业化生产。这种专业化和背后的贸易体系将提高效率，推动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而美国经济将变得越来越孤立，后果堪忧。

加税前，美国进口中有一半以上是用于生产的中间产品。关税居高不下，将使美国企业失去全球最低成本投入品的采购机会。

在川普的保护主义政策下，美国将被迫自行生产本可从海外低价采购的商品，同时也被保护在缺乏竞争的环境中，导致效率下降、全球竞争力削弱。

依赖出口市场来实现规模经济的美国企业将缩减业务规模，以适应不断缩小的客户基础。劳动生产率和实际工资增长将放缓，美国家庭支付的商品和服务价格则会上升，美国整体经济增速将减缓。

关税带来的更高投入成本——尤其是对钢铁、铝和铜高达50%的关税，也将推高国防采购成本。美国产的武器和国防产品价格将上涨，在全球市场竞争力下降。

讽刺的是，征收关税的理由之一恰恰是“国家安全”。

全球贸易的扩展曾塑造现代世界，解放东欧，赢得冷战，也推动美国繁荣与影响力的提升。而围绕美国筑起高墙，不会阻止全球贸易，只会改变贸易方向。

如果川普关税长期维持高位，美国的财富与实力将不断削弱，而其他国家则会趁势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