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丹妮尔·甘斯基(Danielle Gansky)七岁时，她就读的费城郊区一所高档私立女子学校的教务人员指出了她的学业问题。她是个活泼开朗、富有创造力的孩子，但在课堂上很容易分心，作业也很马虎。

学校告诉甘斯基的母亲，应该带她的女儿去看精神科医生。医生诊断甘斯基患有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 简称：多动症)，并给她开了一种兴奋剂。由于担心如果女儿的注意力不改善，她可能会被退学，甘斯基的母亲流着泪同意了用药。但这些药让甘斯基变得焦躁、喜怒无常和易怒。于是，另一位医生又给她开了百忧解(Prozac)。

接下来是更多的药。多年来，甘斯基总是同时服用两种，有时是三种或更多的精神类药物。到她快30岁时，她已经服用过14种不同的精神类药物。

这些药从来没有让她感觉舒服过。这些药让她思维迟钝，变得烦躁或昏昏欲睡。但当甘斯基抱怨这些药物时，她的医生会加大剂量或尝试另一种药物。

“我感觉自己的身体被药物劫持了，”29岁的甘斯基说道，“我没有话语权或权威去挑战别人告诉我的东西。”她仍在艰难地试图戒掉一种抗抑郁药。

研究显示，成千上万服用多动症处方药的儿童最终也会服用其他强效精神药物，包括抗精神病药和抗抑郁药。据医生、患者和心理学家称，对其中一些孩子来说，多动症药物本身可能就是诱发病症的因素。他们说，医生通常会开出额外的药物来控制失眠等副作用，尽管支持对年轻、发育中的大脑使用这些药物组合的科学证据有限。

丹妮尔·甘斯基的童年照片，她从7岁起就开始服用处方药。 HANNAH YOON FOR WSJ

丹妮尔被开的药物：

专注达用于治疗注意力不足

百忧解用于治疗喜怒无常

劳拉西泮用于治疗焦虑

丹妮尔·甘斯基说，她服用的药物令她思维迟钝或变得易怒。图片来源：HANNAH YOON FOR WSJ

根据对2022年联邦数据的分析，约有710万名年龄在3至17岁的美国儿童被诊断患有多动症。当年约有一半的儿童服用了多动症治疗药物，而且处方量还在不断增长。

家长和心理健康临床医生说，用药物治疗孩子多动症的决定通常是由绝望的家长做出的，他们试图让自己的孩子不落后于人，或不被学校或日托中心退学。对于学龄前儿童，这些药物的开具往往违反了儿科指南，该指南要求首先采取行为疗法，而这种疗法可能很难获得。心理健康服务提供者说，这些药物经常被用来治疗被误诊为多动症的童年创伤。

对于五分之一服用了多动症药物的儿童来说，这仅仅是个开始。《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对2019年至2023年医疗补助计划(Medicaid)数据的分析显示，在接下来的四年里，被开具多动症药物处方的儿童服用额外精神药物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华尔街日报》将2019年开始服用多动症药物的约16.6万名3至14岁儿童与未服用此类药物的儿童进行了对比。四年后，服药组服用额外精神药物的可能性是未服药组的五倍多。性别、种族和寄养状况等因素并不能解释这一差距。

数据还显示，对大多数儿童来说，服用药物是治疗多动症的第一站。《华尔街日报》的分析显示，在2019年接受了新开具的多动症药物处方的儿童中，只有37%的孩子在此之前接受过行为治疗。

丹妮尔·甘斯基手中捧着被开的抗抑郁药，摄于其位于宾州华盛顿堡的家中。HANNAH YOON FOR WSJ (2)

《华尔街日报》的分析发现，在2019年至2022年期间，有近5,000家医疗服务提供者为至少100名儿童开具了多动症药物。平均看，他们为25%的患者开具了额外的精神药物。极少数医疗服务提供者以高得多的比例开具了这些组合药物，其中128家为超过60%的患者开具了此类药物。

服用多动症药物的儿童可能会因多种原因被开具额外的药物，《华尔街日报》的分析并未评估开具处方的原因。研究人员发现，多动症与包括抑郁和焦虑在内的其他病症经常同时出现。

临床试验表明，包括利他林(Ritalin)和阿得拉(Adderall)等兴奋剂在内的多动症药物对许多患者是安全有效的。但关于多种精神药物对幼儿的影响，人们知之甚少。

哥伦比亚大学欧文医学中心(Columbia University Irving Medical Center)的精神病学和流行病学教授马克·奥尔夫森(Mark Olfson)博士说：“我们需要对年轻人进行长期跟踪研究，以充分了解精神药物对发育中大脑的影响。”他说，抗精神病药物尤其值得关注。他还说，一些研究表明，长期服用抗精神病药物的成年人会出现认知能力下降，但尚未对儿童进行过长期研究。

“最可靠的科学证据表明，在儿童身上同时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药物能够起到帮助的情况非常罕见，而且存在安全隐忧，因为不同类型的药物可能会产生叠加的不良反应，”儿童和青少年精神病学家、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医院(Hartford Hospital)生命研究所(Institute of Living)的精神病学系主任贾维德·苏赫拉(Javeed Sukhera)博士如是说。

苏赫拉说，一个孩子在同时服用多种药物前通常并没有经过儿童精神病学家的全面评估。兴奋剂可能引起副作用，这些副作用可能被误认为是另一种疾病。他说：“当一个年轻人在开始服用兴奋剂后出现焦虑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患有焦虑症。”

许多成年人表示，多动症药物极大地改善了他们的生活。一些科学研究也表明，药物治疗可以降低其他潜在问题的风险，比如青少年犯罪和随后的精神健康障碍。

尽管如此，多动症药物对幼儿的副作用可能很严重且不可预测，有时会迫使父母接受给孩子开额外的药物来应对这些副作用。

在学前班和小学施加的压力下，许多家长往往会向通常缺乏儿科心理健康方面深入培训的儿科医生或精神科执业护士寻求帮助，而不是等待数月甚至数年才约到行为专家或儿童精神病学家来接诊他们的孩子。

埃默里大学医学院(Emory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的临床心理学家亚历山德拉·佩雷斯(Alexandra Perez)与参加了医疗补助计划和私人保险的幼儿打交道。她说，她见过年仅四岁的儿童服用多种精神药物。佩雷斯说，许多儿童经历过逆境或创伤，并因此出现行为问题，这些问题被贴上了多动症的标签。佩雷斯采用的是亲子互动疗法(PCIT)，这种方法已被证明可以减轻与多动症相关的行为困难。

“儿童被迅速诊断为多动症并被开具药物处方，”她说，“但这些药并没有解决根本原因。就好比我们只是在表面贴上了邦迪创可贴，这只是暂时的解决办法。”

“像个僵尸”

伊斯顿(Easton)三岁时，看护他的日托服务中心对他的行为发出了警示。他无法安静地坐着，造成了极大的干扰，以至于日托中心说必须尽快作出改变。他的姑姑兼监护人金伯利·斯塔克斯(Kymberly Stacks)一筹莫展，于是带伊斯顿去了田纳西州的非营利医疗健康组织Siskin Children’s Institute，那里认可他的医疗补助计划保险。

一名医生助理诊断伊斯顿患有多动症和对立违抗性障碍，并告诉斯塔克斯，常用于治疗多动症的降压药胍法辛(guanfacine)可以让他平静下来，从而继续留在日托中心。斯塔克斯说，这位医生助理从未透露过胍法辛并未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简称FDA)的批准用于幼儿。（医生确实会将胍法辛作为兴奋剂的替代品，针对幼儿进行超适应症使用）。

Siskin不予置评。

“他们对他几乎忍无可忍了，”斯塔克斯谈到日托中心时说，“他已经被多次记过。我想我们给他用药，令他能够继续待在日托中心。”

伊斯顿戴着头盔骑在自行车上。 KYMBERLY STACKS

然而，服药后，伊斯顿变得“像个僵尸”，斯塔克斯回忆道。她后来收养了这个男孩，他的亲生父母无法照顾他。每当家人向医生助理提出担忧时，她就会增加剂量。

由于剂量每隔几个月就会失效，伊斯顿又开始对日托中心的其他孩子表现出攻击性。他常常不得不在学校主任的办公室里坐上一整天。伊斯顿的一个朋友因表现出类似行为而被退学，这促使斯塔克斯寻求额外的帮助。

一位新的精神科医生告诉斯塔克斯，伊斯顿服用的胍法辛过量了，并让他服用了抗精神病药物安律凡(Abilify)，这似乎减轻了他的违抗行为。添加兴奋剂Evekeo只会让他更加多动；专注达(Concerta)和ProCentra也无济于事。

伊斯顿被开的药物：

胍法辛用于治疗多动和攻击性

安律凡用于治疗违抗行为

利他林治疗多动

伊斯顿自三岁起就轮流服用和停用六种精神药物，很多时候是两种同时服用。

斯塔克斯感到沮丧，在征得医生同意后，她在今年夏天让伊斯顿停掉了所有药物。伊斯顿的多动症倾向似乎没有太大改变；他看起来像一个正常的六岁孩子，喜欢在外面跑跳玩耍。但他的心态变得阴暗：他威胁要在夏令营里捅一个孩子，当他惹了麻烦时还会笑。

医生让伊斯顿重新服用抗精神病药物，他似乎稳定了下来，但体重开始增加。幼儿园一开学，家里的电话又响了：他坐不住。学校建议他再试试兴奋剂。

最近几周，斯塔克斯试了利他林(Ritalin)（这让伊斯顿上蹿下跳，表现得“完全像没吃药一样”），现在又试了另一种多动症药物Quelbree。

一张伊斯顿的自我评价KYMBERLY STACKS

“我一直在想，他开始用药的年龄太小了，但从来没有医生说过什么，”斯塔克斯说。她从事自闭症儿童行为治疗师的工作。

《华尔街日报》对医疗补助计划的分析还发现，过早开始服用多动症药物的患者更有可能被开具额外的精神药物。年龄最小的儿童，即2019年时在四至六岁之间的儿童，在四年后最有可能服用额外的精神药物。这项分析没有评估原因。

《华尔街日报》分析的多动症群体中，超过23%的人（逾3.9万名儿童）到2023年同时服用至少两种精神药物。超过4,400人同时服用四种不同的药物，其中绝大多数人服用一种抗精神病药物。

在2017年一项针对1999年至2006年间被诊断患有多动症、参与医疗补助计划的儿童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在儿童接受多药治疗的那些年份里，在60%的时间段里他们还有焦虑和抑郁等额外的精神健康诊断，这或许可以解释开处方的行为。但在近40%的年份里，他们只有多动症诊断。根据该研究，一些临床医生可能不愿意给幼儿下诊断。

“心理健康沙漠”

许多家长表示，有效的行为疗法很难找到，甚至不可能找到。

海莉·罗杰斯(Hayley Rogers)的儿子在五岁上幼儿园时被诊断出患有多动症。当他在一年级表现落后时，医生建议他接受职业治疗和心理咨询。

罗杰斯说，她请了一天假，给她能找到的每一位心理学家或治疗师打电话，无论是在她的保险系统内的还是系统外的，“整个西雅图地区真的没有一个人愿意接受面对面治疗的新病人。我们没有得到任何支持，因为儿科行为健康方面的人手太短缺了”。

她说，由于没有治疗方案，她开始让儿子服用医生开的阿得拉。这种药物总体上帮助抑制了她八岁儿子的冲动，但他有时仍难以控制情绪的起伏。

幼年开始

被开ADHD药物的年龄越小，后来越容易被开更多的精神类药物。

根据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 2025年的一篇论文，超过42%的三至五岁儿童在得到多动症诊断后的30天内被开具药物处方，这意味着医生可能在给行为疗法发挥作用的机会之前，就已引导家长给孩子用药。尽管美国儿科学会(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的指南建议不要从药物开始治疗这些年龄段的儿童，而是建议首先进行行为干预。

《华尔街日报》的分析显示，2019年被开具多动症药物处方的四岁儿童中，约有三分之一在四年后服用额外的精神药物。

罗杰斯说，她放弃了等待，因为儿子的治疗预约遥遥无期。现在，她在需要获得指导的艰难时刻会问ChatGPT该怎么做，ChatGPT会根据多动症育儿建议为她提供脚本。

根据联邦数据，路易斯安那州是为儿童开具多动症药物最多的州之一。对于该州，儿童心理学家、亲子互动疗法从业者、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助理教授艾米·米科拉耶夫斯基(Amy Mikolajewski)说：“我们这里是一处心理健康沙漠。”

米科拉耶夫斯基观察到，行为疗法和一些小改变，比如分解任务和在孩子做对事情时给予积极强化，可以明显帮助他们改善多动症状。在亲子互动疗法的过程中，米科拉耶夫斯基通过一个为期数月的培训项目帮助家长，该项目旨在帮助加强亲子联系，并解决破坏性行为、攻击性、违抗和其他多动症的症状。一些体验过该项目的家长表示，他们看到学龄前儿童的症状有了显著改善。

未经治疗的创伤

泰瑞尔·库利(Tyrell Cooley)在11岁时服用非常高剂量的专注达，晚上还服用胍法辛，后者有时用作兴奋剂的辅助药物。他一直很冲动，坐不住，讨厌上学，每天早上要上学时他都肚子疼。“我以前在学校经常惹麻烦，”泰瑞尔回忆道，“我隔三差五就要被罚留校。”

马洛里·库利与儿子泰瑞尔·库利，摄于密西西比州克林顿。 EDMUND D. FOUNTAIN FOR WSJ

据他的养母马洛里·库利(Mallory Cooley)说，泰瑞尔经常焦虑和闷闷不乐，这是他生母吸毒造成的创伤。养母说，他服药不是为了治疗潜在的精神疾病，而是为了让他在学校保持平静。“人们只想给他吃药让他坐得住，而不是真正处理他为什么会这么做的原因，”她说。

泰瑞尔被开的药物：

专注达用于治疗多动

胍法辛用于助眠

泰瑞尔讨厌吃药。他没什么精力和食欲。“这让我感觉整个人都筋疲力尽，”他说。“我不想和人说话。我提不起劲来和人说话。”

库利夫妇花了一个月的时间为泰瑞尔寻找一个家庭治疗项目，泰瑞尔享受医疗补助计划。他们想要一个能解决不稳定童年创伤的项目，他们觉得这种创伤导致了他愤怒、冲动的行为。在密西西比州克林顿的家中，一位治疗师每周两次来到他们家和泰瑞尔的学校，持续了大约一年。他们与泰瑞尔一起研究如何控制他的愤怒和冲动，以及如何与人交谈和信任他们。治疗师与家人会面，讨论如何帮助泰瑞尔。

库利夫妇逐渐让泰瑞尔停药，他们觉得这些药片助长了他一些疯狂的行为，并掩盖了通过谈话疗法能更好处理的问题。

泰瑞尔·库利（图中，身穿白色T 恤）和姐妹们在家打篮球。图片来源：EDMUND D. FOUNTAIN FOR WSJ

现年15岁的泰瑞尔说，停药和接受治疗后，他感觉好多了。“我与人之间的联系更紧密了，”他说。他的母亲说他“每天24小时不停地说话”，虽然他可能很活跃，“但我确实觉得他能控制自己”。

纽约大学格罗斯曼医学院(NYU Grossman School of Medicine)的儿童和青少年精神病学系主任詹妮弗·哈文斯(Jennifer Havens)说，她的领域没有认识到创伤，而是将创伤的表现视为多动症或其他精神疾病，如双相情感障碍或精神病，这对儿童造成了伤害。

“我们搞得一团糟，这很危险，因为有些孩子确实需要药物，如果我们只是说‘不吃药’，那不是答案，但如果一个孩子服用五、六、七种药物，那真的是错误的。”

“真正的试验品”

乔丹·麦克多诺(Jordan McDonough)是一名有三个孩子的房屋检查员，他自己从小就服药，他正在努力想办法帮助表现出多动症迹象的四岁儿子。

麦克多诺从五岁起就服用利他林。他回忆说，医生们不停地“加大剂量、再加大剂量”。到三年级时，由于父母的问题导致家庭不和谐，他开始服用安非他酮(Wellbutrin)治疗抑郁症。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轮流服用了抗抑郁药西酞普兰(Celexa)和来士普(Lexapro)，多动症药物专注达和择思达(Strattera)，以及其他各种他已经记不清的处方药。

乔丹被开的药物：

利他林用于治疗多动

安非他酮用于治疗抑郁症

来士普用于治疗抑郁症

14岁时，麦克多诺曾试图自杀。他回忆说，在医院里，他顿悟了。“如果我将永远生病，为什么不靠自己的力量，而不是服用这种压制的毒药呢？”那天晚上，他与急诊室医生进行了一次清醒的谈话，医生同意让他停药。

停药后的生活并不平顺。麦克多诺曾与吸食大麻作斗争，并且仍然觉得自己在家里没有总是“尽到自己的责任”。他十几岁的儿子在与一个成瘾的母亲度过动荡的童年后，正在服用阿得拉和左洛复(Zoloft)。麦克多诺希望尽可能长时间地避免给他的小儿子开处方药，他的小儿子在一个特殊教育的小型学前班里开始表现良好并交到朋友。

南希·甘斯基（图右）后悔给女儿丹妮尔（图左）服用了药物。图片来源：HANNAH YOON FOR WSJ

南希·甘斯基(Nancy Gansky)对给女儿用药的决定感到后悔。丹妮尔11岁时，医生曾短暂地在她的药物中加入了安非他酮和胍法辛。然后在她十几岁时加入了阿提凡(Ativan)或阿普唑仑(Xanax)。15岁时服用的一种抗精神病药物利培酮(risperidone)让她生病并住进了医院。

丹妮尔16岁时在服用百忧解、专注达和阿提凡，她感到头晕，疲惫不堪，早上起不来。她上学经常迟到，以至于学校管理人员说她可能需要重修一些课程，并要求医生出具证明来解释迟到原因。医生写了证明，并提高了她的百忧解剂量。在她20多岁时，又服用了更多的抗精神病药物。

“医生会告诉我们，哦，她就是这样。她需要更多的药，”甘斯基的母亲说。“我当时信以为真。”

甘斯基在高中时停止了定期服用兴奋剂，但仍在服用抗抑郁药氟伏沙明(fluvoxamine)。她曾两次试图停药，但都陷入了痛苦的戒断反应，导致她服用了更多的药物，包括抗精神病药物思瑞康(Seroquel)和再普乐(Zyprexa)，这些药物本身也引发了颤抖和情绪麻木等症状。她曾几次因身体颤抖而去急诊室。她的脑雾和其他一些症状仍然存在。

她和父母住在一起，不得不退出了一个涉及校内咨询的硕士项目。她戒断抗抑郁药的经历促使她作为一个新倡导组织的顾问来推动变革，并参加由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部长小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 Jr.)领导的“让美国再次健康”(Make America Healthy Again)运动所举办的多次活动。

甘斯基说，几十年的药物治疗“改变了我的大脑”。“我觉得我就是制药公司忽略了的真正的长期研究对象，”她说。“我才是真正的试验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