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理·柯克不必上大学——他甚至不认为大学值得一读——就能在全美大学校园里吸引狂热的追随者。大学校园虽被广泛视为自由主义堡垒，却是柯克的主要战场，他带着保守主义的信息而来。

他发现，年轻人正置身于政治与文化力量的漩涡中，这有时会在大学校园引发激烈动荡。他对美国最棘手问题给出的答案清晰直白，虽然这些答案偶尔也尖锐刻薄，但往往直击要害，尤其能打动那些在社交孤立、生活日益线上化的时代步入成年的年轻男性。

“说出自己的信念是件挺可怕的事，尤其是在这种取消文化的背景下，”22岁的波特·拉费伯说。他是犹他谷大学的理科生，周三参加了柯克遇刺的那场活动。“查理·柯克好像完全不受这一套的影响。他在某种程度上给了那些可能有点胆怯的人一个发声的机会。”

“他让我有勇气坚持自己的信念，”拉费伯还说。

拉费伯说，跨性别权利是个尤其棘手的话题。作为基督徒，他总觉得自己没法坦诚表达对这个问题的真实想法。

柯克走进大学时，总是随时准备好进行言辞交锋，愿意探讨最棘手的话题——从堕胎权到种族问题。他抨击跨性别权利，宣扬传统家庭价值观（比如主张男人和女人应优先考虑婚姻和生育），还称《民权法案》是个错误。有些学生觉得他的观点深刻且鼓舞人心，另一些则感到震惊。

他的校园之行常会引发持不同意见学生的激烈抗议，比如反对他对跨性别权利的批评，以及他支持所谓的“大取代理论”——该理论称非白人移民将取代美国白人。

今年2月，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抗议者聚集在路障后，当柯克在临时帐篷下与学生辩论时，他们高喊“你散播仇恨，你散播谎言”。4月，他在普渡大学公开露面时，抗议者举着硬纸板标语，挥舞LGBTQ骄傲旗。而柯克的支持者似乎很享受这种对抗，还在抗议者面前自拍合影。

柯克察觉到了许多学生表示难以应对的困境。

“他揭露了进步文化的僵化，”埃里克·鲍威尔斯鲍夫说。他是倾向左翼的政治组织者，在包括游戏领域的网络空间与年轻人打交道。“这让很多年轻男性感受到力量，觉得自己比那些推行这些文化规范的人更优秀。这既危险又颠覆。”

这恰好契合了许多年轻男性的感受：左翼文化变得压抑、无趣，并且，说白了就是在针对他们。

“他深谙年轻男性被边缘化的痛点，堪称行家，”鲍威尔斯鲍夫说。

柯克18岁时创立了“美国转折点”，将这个不起眼的小团体打造成了一个宣传巨头，其活动包括播客、巡回演讲和经常包含辩论的校园活动。他是演说高手，深谙网络传播的门道，还不知疲倦地与全国各地的学生互动。

拉费伯在高中通过收听另一位右翼播客主持人本·夏皮罗的节目知道了柯克。这些年里，他渐渐喜欢上了柯克的大胆——那种直言自己想法的魄力。

拉费伯说，和左倾的年轻人待在一起时，他往往不敢表达自己的想法，因为他觉得，哪怕一点小错都可能导致自己被“取消”。比如，他在大通银行当出纳时，几位同事会聊政治，但是从来不问他的观点。他推测，他们觉得他肯定和他们想法一致。但他其实不认同，于是他就保持沉默。

周三，拉费伯很兴奋地去参加了柯克的活动。他站在约3000人的人群中，目睹了柯克被枪击的瞬间。随后他趴在地上，最后逃了出来。那天剩下的时间里，他一直处于震惊状态。

“我离开校园，骑上摩托车回了家。独自一人坐在那里，心想‘天哪，这真的发生了吗？’”他说，“我很伤心，但说实话，我也很愤怒。事情为什么非要走到这一步？”

柯克31岁，与大多数全国性政治人物相比，他的年龄更接近大学生。他的影响力触及大量年轻男性受众——他们正处于关键的成长阶段，正在努力理解自己的身份、并探究自身信仰的根源。

柯克去世后，接受采访的一些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年轻男性说，他们能与柯克产生共鸣，一个主要原因在于他为自己的基督教信仰辩护。他们觉得主流自由主义文化看不起宗教，而柯克为宗教辩护的做法让他们很认同。

“我从小就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他的很多价值观都能引起我的共鸣，”21岁的科尔顿·安德森说。他是杨百翰大学的学生，柯克被枪击时，他离讲台约35米远。他期待这场活动已经好几个星期，特意空出日程来参加。他说，自己有时做作业时会放柯克的视频，因为那些视频让人放松，有时还很有趣。

很多人说，他们并不认同柯克的所有言论，也知道他可能很挑衅。但他们说，在一个常让他们感到被贬低的大文化环境里，柯克让他们没那么孤独了。

安德森的朋友加布里埃尔·鲍威尔说，枪击事件让他“感到恶心”。他说，作为基督徒，他和柯克产生了共鸣，而同样有意义的是，看到那么多年轻人也喜欢柯克，这种感觉很特别。

“看到还有人跟我有相同的价值观和想法，真的很欣慰，”鲍威尔说，“这让我更确信自己不是孤单一人，不是别人可能认为的那种疯狂的激进分子。有宗教信仰，并不意味着孤独。”

周三晚上，拉费伯仍在努力消化发生的一切，于是他和朋友们点了外卖，聚在一起聊这件事。他说，他很担心人们可能的反应。

“他们要杀掉我们所有的政治领袖吗？”他想起去年针对川普的未遂暗杀。“什么时候是个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