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发生的两年里，我一直笼罩在阴影里，看不到事情的真相和未来，”克雷格（Craig，下称“小克”）说。就在今年5月底，他在郑州人民公园西北处被一群社会青年无故持棍殴打。一年前的6月，同一地点，他遭遇同样袭击。

在中国互联网上，“小克”在五月底所经历的遭围殴事件被概括称为“郑州公园打人事件”，小克与伙伴遭殴打的影片在网络上迅速流传，画面过于暴力，震惊民众。事件由微信公众号开始发酵，快速引起中国网民关注，又快速遭到官方“捂嘴”，相关影片被快速下架，发声文被“404”，只有官方通报表示“公安已抓获涉案嫌疑人17人，依法刑事拘留11人，行政拘留6人”。

关于暴力行为背后的原因，官方讳莫如深，但从遭横祸的人员性取向以及事发地不难发现：这是一起针对同志群体的暴力事件。

位于河南省省会的郑州人民公园西北处一直被称为“据点”，正如张元电影《东宫西宫》所描述的北京东单公园情景、以及白先勇《孽子》所描述台湾公园文化，郑州人民公园西北处亦是当地同志线下交友、集会的重要场所，已经存在多年。

在小克的记忆里，这个地方是圈内好友欢声笑语的聚集地，不过自去年起，这个场所被一些青少年注意到，他们聚集、且开始有组织地对人民公园聚集的同志、甚至过路人多次进行攻击，恐吓行为使得如今“没什么人敢去了”。小克表示甚至有长者仅是因为路过就被当作同志群体的一员遭殴打。

小克的一位女性朋友“小梦”曾在今年中尝试以“卧底”身份加入这个暴力的青少年团体，证实了这场持续近两年的暴力是针对同性群体的仇恨行为。在那个名为“打击艾滋小分队”的十余人群组里，她见到了这个团体四处“出征”、殴打同性群体的影片和照片，并逐渐意识到这个群体以攻击同性群体为乐、甚至攀比谁使用的手段更为暴力。她尝试以个人力量劝服暴戾的群成员，收效甚微。

中国同志交友平台“Blued”创始人耿乐公开表示，对于社群来说，郑州打人案是非常严重的事件，公开呼吁严惩施暴者。撑同志的微博账号“阿强同志”也发文表示，如果进一步调查确认后发现该事件是因性倾向而产生的恶意攻击行为，那就不只是一起普通的暴力事件，而是一场严重的“仇恨犯罪”。

中国现存法律体系里并没有关于“仇恨犯罪”这个概念，性别平等活动人士告诉BBC中文，这个类别的缺失使得相关暴力事件只能诉诸更笼统的法律条文，比如“寻衅滋事罪”等。从社会教育角度上来说，这个概念的缺失让民众缺乏认知、让暴力行为成本相对低、施暴者缺少忌惮。

施暴群体被指准备有中国管制销售的胡椒喷雾，来源不详

距离5月底震惊中国社交网络的郑州打人事件已经过去两个月，小克脸上和腿上的伤口仍未痊愈，以“卧底”身份潜入打人群体的女性朋友因“寻衅滋事”仍在拘留中，部分打人者已被释放，律师和小克的家人还在继续与警察沟通。

小克说他很早就已经出柜，和其他遭无妄之灾但因还未公开同志身份的社群伙伴相比，他可以更自由地向外界讲述自己被打的经历，并讲述社群的遭遇。因此，他接受BBC中文访问并讲述了他所遭遇的一切，出于安全考虑，“小克”要求匿名接受访问。

BBC中文致电郑州公安尝试询问案件进展，截至发稿，没有收到回应。

“他们遇到我时，每一下都是往死里打，不留余地的。我认为这么狠戾的施暴程度和持有铁棍、喷雾等器械的施暴手段，跟心智不成熟没有关系，应该受到严惩，”小克这样说。

“有组织的暴力”

30岁的小克是夜市美食爱好者，因此经常在夜晚出门逛街。2024年6月9日，他如往常出门散步，途径郑州人民公园西北角时被四周突然窜出、手持棍棒的青年持棍袭击，他快速报警，并通过地方监控锁定了9位施暴者。

民警当时告诉小克，对他下手最狠的那一位家境贫困，父亲重病在床，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卖了才凑出1000元人民币赔偿金，几番沟通疏导后，小克觉得“不要太为难人”，很快就签下了终案书。不想在今年5月31日晚，他在郑州人民公园西门再次被另一群青年手持皮带、铁棍、木棍殴打。

“领头的‘黄毛’拿棍子和拳头疯狂的打我右脸，那几个女的在厕所门口看着。我说你们打错人了，然后走到了厕所门口逃了出去。这时其他人都坐在电动车上不打我了，只有那个‘黄毛’还追在我后边儿，用木棍子打我背，我大叫救命，他追着我直到那个女的喊他上车‘走’,然后我看到他们八九个人坐在三辆电动车上，趾高气扬的飞奔往南阳路逃跑了，”小克这样回忆自己五月底被打的过程。

和小克经历相似、在郑州人民公园附近挨过打的人并不少见。5月打人事故发生后，很多受害人在抖音、微博等社交平台上发声，表示同样的情况也曾发生在他们身上——被突然袭击、且被下死手、施暴者逃之夭夭，共同点是他们都曾路过这个“同志据点”。

在一些同城群聊里，市民对这群流窜作案的社会青年颇有忌惮，经常交流哪个大爷被打了、哪个男士被打了、又是几个人在作案。这些BBC中文浏览过的群聊记录里，民众说得最多的就是“一群未成年人又在打同性恋了”。

今年春节时，经双方父母介绍，“小克”认识了女同性恋者“小梦”，两家打算让两位同志举办“形婚”，即用形式婚姻解决双方同志家庭的社会压力——在中国，“彩虹家庭”时常采用这种形式以应对外界对于婚姻要求的压力。小克表示自己对婚姻没有兴趣，这件事暂按下不提。

5月被打之后，小梦再次和他商议“形婚”问题，他提出如果小梦能帮他找出施暴者，他就答应形婚。

小梦于是选择用“卧底”形式去锁定这个青年施暴群体并成功“潜入”。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小梦潜伏在施暴群，不仅“拿到了这些施暴青年的个人身份信息”，还收集到大量施暴视频证据并交给当地警方。

在7月的一天，小梦和这个小群体一起出门散步，她劝诫这群青少年不要诉诸暴力，结果被埋伏一旁伺机报复的同志打伤，几个青年快速反击，事态发展为群架、小梦骨折。几天后，警方以寻衅滋事罪为由，刑事拘留了参与这场混战的所有人——包括小梦。

舆论和收紧

郑州打人事件发生后，在中国社交媒体上，“打兔子”这个颇具时代特色的名词进入社会讨论视野。这是一个流行于上世纪中期的词组，彼时，同性性交还是一种罪名，同性恋者被嘲为“兔子”，去东单公园——昔日的北京同性交友角——找同性恋者打一顿，这就是“打兔子”。

相较于中国民众一边愤怒于极端暴力行为、一边讨论为何“打兔子”重出江湖的态度，官方媒体对案件讳莫如深。中国多家媒体从业者匿名对BBC中文表示，已有“红线禁令”：不得报道郑州打人案件。

不久后，和郑州打人案相关的市民文章被一一下架，取而代之的是近几年中国民众逐渐熟悉的“官方通报”，用词考究，息事宁人，很符合中国近年来对于LGBT群体的态度——不承认，不讨论，不存在。

这样的官方处理态度并不让人意外——一些性别平等活动者对BBC中文匿名表示，他们曾对中国媒体每一年对性别议题的报道数量进行统计，结果发现2015年尚有800多则性别报道，到2024年仅剩220余条。

对于大部分中国官方媒体来说，近年来，性别相关议题是需要特别审批的红线议题，相较于其它，性别议题意味着更多道审核，甚至大部分时候仅在报题阶段就面临夭折。女性权益相关议题近年来亦在缩紧，而LGBT相关话题对于官方媒体来说几乎是不可以碰的“不可接触者”。

这直接导致中国舆论场里，关于多元性别的讨论消失。2015年，中国主要官方媒体新华网尚能公开讨论同性恋扭转治疗闹剧，到今天，连性教育相关机构都处境艰难，“不得高声语”。

“如果还想继续为社群做事，我们就要低调，最好不存在，”一位要求匿名的性别平等活动人士这样告诉BBC中文。“但就是这样的媒体管控环境导致了正确的信息、多元的信息、性教育的缺失，才会导致污名化信息充斥网络，才纵容和滋养了更多歧视。”

在郑州打人案中，施暴者聊天群即名为“打击艾滋小分队”，不难见关于同性群体的污名化卷土重来。

“施暴没什么特别的后果，成本很低，”这位活动人士这样告诉BBC中文。“以前我们都在讨论制度暴力和医疗暴力这些很系统性的东西，今天我们更多看到的是更基础的肢体暴力，我们没有想到更年轻的一代更加保守，但在这样的教育、社会舆论环境下，其实也不是不能想到的事情。”

研究中国酷儿文化的诺丁汉大学副教授包宏伟指出，更年轻一代保守化倾向和中小学教育亦有关系。

自2021年起，中国教育部出台文件指出要防止中国男性青少年“女性化”，要提倡阳刚教育，不仅重点打击了“娘炮”审美，关于耽美等同性文学绘画创作亦加紧打压。

近年来，中国生育率持续走低，中国政府更加注重对于男女结合的传统家庭价值观的推广，甚至提倡一个家庭生三个孩子，并对多生小孩提出实质性的政策鼓励——这一切都使得LGBT社群的存在在官方眼里更加刺眼。

“更年轻一代走向保守化和这样的异性恋霸权话语体系是有关系的，”包宏伟这样说。“整个案件都非常悲哀，同性恋因为性取向被打不应该发生，韩梦很有勇气是一回事，但被逼去卧底也不该发生。”

线下社群聚集地为何重要？

包宏伟还强调公园这样的同志线下交友空间的存在很有必要。

“大部分同志社群中的人还是中低收入阶层的老百姓，对于自己的权利认同不算特别好，不一定有钱去LGBT酒吧这样的消费空间、也不一定会主动去同志中心这样的地方，但是交友的需求一直都是存在的，公园这样的露天公共空间是非常重要且必要的，”包宏伟这样说。

“97年同性恋非罪化之前，警察很喜欢去公园里抓同性恋，因为很好完成任务，这对同志社群空间实际造成了一定干扰，之后虽然警察、治安联防队的介入少了，但是别的干预依然存在。”

包宏伟指出，这些昔日警察的抓捕和今日郑州青少年的暴力行为背后的意识形态可能是一样的，认为同性行为不值得提倡，要通过恐吓和惩罚来约束。相较于警察行为这样的公共执法，由于缺少监督和限度，民间执法更为“可怕”。

“希望郑州打人案的施暴者能被惩罚，起到一个警戒的作用，不然大家会觉得同性群体很好欺负，更多人就会去效仿，”包宏伟说，同时他还提出，以德国为例，一些同志聚集的场所会受到政府保护，但这样的经验能否应用于中国则为后话。

除了公园这样更为草根的同性聚集地，近年来，更为中产的中国同志酒吧也面临关停。2024年中，在上海存活9年之久的女同性恋酒吧Roxie宣布关停，另一些同性酒吧也不能幸免。

一些常客告诉BBC中文，在关停前，常有警察闯入对顾客进行“抄牌”，也就是一一登记他们的身份证信息，并询问他们和同座顾客的关系，不堪其扰。

“LGBT的公共可见度无疑更低了，这并不利于公众教育，”一位LGBT活动人士这样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