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正选择原地不动。

人们搬入新家、迁往新城市的速度徘徊在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附近。公司为初入职场的新人提供的岗位变少。有工作的人则一心抓牢手中的饭碗。经济学家担心，这种现象正在某种程度上危及美国标志性的活力。

乔苏埃·莱昂(Josue Leon)最近刚从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毕业，拿到了工程学学位，他自4月份以来投出了200多份简历，信用卡债务越积越多，只能住在女友家的房子里。很多时候，他甚至收不到任何回复。

他说：“这简直是一场噩梦。”

但当莱昂终于收到一份工作邀约时，他却拒绝了。他居住在得克萨斯州沃斯堡，而这份工作需要他搬到马萨诸塞州，公司不提供搬迁补助，五位数的薪水也不经用。

莱昂说：“几乎身无分文地搬到马萨诸塞州会非常困难。”最终，他在沃斯堡找到了一份磁体技术工程师的工作，不必背井离乡。

宾夕法尼亚大学应届毕业生乔苏埃·莱昂没想到自己的求职之路会如此艰难漫长。

世世代代的美国人一向会为了追逐机遇，从一座城市迁往另一座城市，从一个州迁往另一个州。与世界其他地方的雇主相比，美国公司通常能更快地招人和裁人。但这种标志性的流动性已经停滞，结果是，许多人都蜗居在小房子里，做着不喜欢的工作，或者待在父母家的地下室里找工作。

另一些人则被“金手铐”束缚。那些在房贷利率较低时买了房或拥有稳定白领工作的人只想固守现状，不愿做出大的改变。

这种停滞状态会给每个人带来经济后果。冻结的房地产市场意味着，人口增多的家庭无法换购大房，空巢家庭无法换购小房，首次购房者则几乎被拒之门外。当人们无法为了一个工作邀约而搬家，或者无法迁往一个就业机会更好的城市时，往往赚不到太多钱。当一个州的公司无法雇到时下住在另一个州的人时，公司的生产率和利润可能会受到影响。

刚毕业的年轻人如果没能很快找到好工作，通常年复一年难以摆脱收入较低的境地，从而拉大经济领域赢家和输家之间的差距。

经济流动性与地理流动性往往息息相关。

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经济学教授Chang-Tai Hsieh说，流动性下降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个大问题。他之前的研究发现，高昂的住房成本阻碍了大量劳动者为寻求更好的工作而搬迁，从而拖累了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他认为，在1964年至2009年期间看到的这种关联性，现在可能依然成立。

今年以来美国经济的表现好于许多人的预期，在总统川普(Trump)出台关税举措、开展移民突击检查的情况下，消费者仍在继续支出。但今年上半年GDP增长放缓，夏季的招聘情况也令人失望。

住房困境

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每年通常约有20%的美国人会搬家。

自那之后，搬家人口的比例稳步下降，部分原因是美国人口老龄化，而老年人搬家的倾向较低。此外，越来越多的美国家庭是双职工家庭，这使得举家搬迁更具挑战性。

到2019年，即新冠疫情爆发的前一年，有9.8%的美国人搬了家。

新冠疫情期间，搬到离工作地点更远、更深入郊区的人员数量出现了一次广为人知的增长。但这股热潮是短暂的。2023年，只有7.8%的美国人搬家，这是自1948年美国人口普查局开始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比率。据可获得的最新数据，该数字在2024年保持相对稳定。

据人口普查数据，过去三十年里，缩水最多的是搬家但未跨县的人群，降幅约为47%。

2017年，布兰登·里吉(Brandon Righi)和凯瑟琳·里吉(Katherine Righi)在新泽西州萨米特郊区买下了一套1.100平方英尺的房子，房贷利率为3.6%。那时他们只有一个年幼的儿子。

从事咨询工作的布兰登说：“当时的计划是住上五到七年，等添丁进口了，再换个大点儿的房子。”

布兰登和凯瑟琳·里吉育有三个年幼的儿子，他们想从面积1.100平方英尺的现居所换到更大的房子。但在看了所居新泽西州小镇的房源后，他们改变了计划，因为为数不多的待售房屋都太贵了。

如今，这对夫妇和三个不满10岁的儿子住在这套三居室、带一个迷你厨房的房子里。狭小的空间意味着里吉家要把烤箱放在餐厅，把意大利面和豆子等本应放在食品储藏室的物品放进地下室。

今年春天，这对夫妇本打算把这套房子挂牌出售。但他们镇上可供选择的大一些的房子不多，市面上的那些房子又非常昂贵。以如今更高的房贷利率计，换一套大房子至少会使这个家庭的月供增加一倍。他们放弃了计划，目前选择原地不动。

35年前，当鲍勃·鲁法托(Bob Ruffatto)和安·鲁法托(Ann Ruffatto)搬进芝加哥郊区的房子时，家里有两个学龄儿童。如今孩子们已长大成人，鲁法托夫妇住在一套2.400平方英尺的房子里，地处一个他们不再需要的优质学区。

“我住的房子本该给有小孩的家庭住，”鲍勃说。“这个流动链条在我这里卡住了。”

他已经还清了房贷，并且打算用现金购买下一套住房，所以高房贷利率对他个人来说不是问题。但这仍然阻碍了他：他和妻子在附近找不到合适的房子，部分原因是许多潜在卖家都选择按兵不动。

据经纪商Redfin的数据，在201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一个购买中等价位住房的中等收入家庭，其住房成本占收入的30%或更少。现在这一比例是39%。去年，房屋销售降至将近30年来的最低水平。

John Burns Research and Consulting估计，自2021年以来，跨都会区搬迁的家庭比例下降了29%。

停滞的就业市场

当美国开始从新冠疫情封锁中重新开放时，公司无法足够快的招到人，求职者可以漫天要价。如今，就业市场已明显放缓。

一项衡量一系列白领为主行业的招聘、辞职和裁员活动的指标去年降至2009年以来最低水平。该指标用受雇或离职人数除以劳动力总数。

根据明尼阿波利斯联储行经济学家阿比盖尔·沃兹尼亚克(Abigail Wozniak)及其同事对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10年代期间，跳槽者的比例下降。根据费城联储行的数据，在20世纪90年代末，任何一个月里员工更换雇主的概率平均约为2.8%。而进入21世纪20年代以来，这一概率已降至平均2.3%。

根据纽约联储行的一项调查，与一年前相比，员工对于在失业后迅速找到新工作的乐观程度下降。在招聘网站Indeed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中，一半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坚守目前的岗位，因为不想担心作为最新入职的员工而被解雇。

Burning Glass Institute高级研究员盖伊·伯杰(Guy Berger)表示，这种招聘疲软和裁员稀少的组合造成了“内部人-外部人鸿沟”。

Burning Glass Institute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未能找到优厚工作的应届大学毕业生，在十年后仍处于这一状态的可能性，是那些迅速获得好工作的人的三倍多。

年轻的工程师莱昂是家中的第一代大学生。他的父亲从墨西哥移民到美国，曾做过果蔬采摘工，后来成为一名卡车司机。

莱昂从未想过找工作会如此艰难。他说：“作为第一代大学生，你听到的是只要上了大学，就保证能找到工作。”

尽管如此，他仍为自己能找到一份喜欢的工作而感到幸运。“这有点像大海捞针，”莱昂说。他也乐于留在得克萨斯州，至少目前是这样。他仍然和女友的家人住在一起，但这对情侣已经开始寻找自己的住处。

雇主本身也发现员工搬迁的意愿在下降。在2022-24年期间，招聘和人力资源公司Kelly Services的工程部门为求职者安排的工作中，约有10%需要搬迁。现在，这个数字接近2%或3%。

该部门招聘副总裁马克·萨尔特雷利(Mark Saltrelli)说，不那么慷慨的搬迁福利是一个因素。那些拥有低利率房贷或在后疫情繁荣期获得丰厚股票或奖金计划的员工不愿放弃这些计划，因为它们通常需要数年才能兑现。

“目前市场上的‘金手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紧，”萨尔特雷利说。

里士满联储行经济学家约翰·琼斯(John Jones)表示，全国范围内流动性长期下降的部分原因是，更多女性全职工作，而且她们的收入比以前更多。

不断上涨的开支使得夫妻都工作对许多家庭来说更像是一种必需。在琼斯的一项分析中，夫妻双方都工作的群体是所有群体中跨州流动性最低的。

50岁的克雷格·艾伦(Craig Allen)今年7月初被一家游戏公司解雇，他之前担任项目经理。他正在寻找新工作，但表示不太可能离开马里兰州哥伦比亚地区，他自2006年以来一直住在那里。他妻子的工作要求必须在该地区，他最小的女儿还有两年高中才毕业。

艾伦正在与当地的人脉建立联系。他还计划寻找完全远程的工作，这种安排在游戏行业并不少见。“为了工作搬到另一个城市将是最后的选择，”他说。

去年夏天，克雷格·艾伦与妻子在邮轮旅行中合影。在加州州立大学长滩分校毕业典礼上的格蕾丝·安。Craig Allen; David Bui

其他人，比如格蕾丝·安(Grace Ahn)，则被困在他们觉得大材小用的工作中。

25岁的安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的一家政府承包商担任社会工作者，时薪22美元。当她于2023年12月从加州州立大学长滩分校(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Long Beach)获得美术学位毕业时，她希望能找到一份市场营销方面的工作。

她每天申请大约20份工作，并用Excel电子表格进行追踪。有一段时间，安在一家健身房工作，负责倒垃圾、重新摆放哑铃和协助销售，在此期间她继续申请工作。尽管她主动给公司打电话，并在领英(LinkedIn)上给人力资源代表发信息，但都一无所获。

她仍在申请市场营销方面的工作。

“起初我非常天真，非常兴奋。我觉得，世界尽在我的掌握中，”安说。“现在已经幻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