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3月，美国总统拜登任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吴修铭（Tim Wu）加入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负责科技与竞争政策。 吴修铭的父亲吴明达是台湾人，因为具有台湾意识，被职业学生举报为台独份子。 当时党国留学生专门在海外举报台湾人，被称为职业学生，曾经担任总统的马英九就曾经是波士顿地区活跃的职业学生。 吴明达被职业学生密报后，被列入黑名单，无法回台，遂担任台独联盟加拿大本部主席，因此吴修铭年轻时在加拿大多伦多度过，1995年在加国魁北克的McGill大学毕业，然后到哈佛法学院攻读博士。

吴修铭提出《网络中立性》的概念，并反对科技巨头垄断。 他曾经仔细研究过AT&T垄断与分拆的历史，发现和熊彼得认为垄断的大公司促进创新不同，通信巨头垄断时念兹在兹的是打击竞争对手而阻止创新，而非促进创新。 他认为科技巨头以并购促成垄断，例如Facebook买下Instagram和WhatApp，Google买下YouTube等，使其达成阻止其他竞争者的进入障碍，达成垄断的效果，弊多于利。

白宫发言人莎琪（Jen Psaki）解释吴修铭的任命时说，拜登表明要着手解决包括大型科技公司在内的滥权问题，吴修铭将能协助推动这项议程，包括科技平台引发的经济与社会挑战、促进竞争、解决垄断与市场力量等议题。

尽管如此，由于拜登和川普竞选时，硅谷的科技巨头捐给拜登的政治献金远超过川普，因此不少人怀疑在硅谷的影响力下，吴修铭能够对科技巨头发挥多少作用。

不过拜登不仅任命吴修铭，同时也提名吴修铭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同事莉娜・汗（Lina Khan）担任联邦贸易委员会（FTC）主席以及总检察长葛兰（Merrick Garland），都是知名反对科技巨头垄断的人物。 其中莉娜・汗因分析亚马逊垄断而声名大噪，反对当代科技巨头的垄断，提出替代美国反垄断法律的框架，主张恢复传统的反垄断与竞争的框架。 不过汗在任内曾多次对科技巨头发起挑战，在法庭上却是败多胜少，虽然阻止了一些重大的科技并购案，例如Tapestry并购Capri，但是在微软并购暴雪与Facebook（Meta）并购Within，却输掉官司。 直到卸任，如微软、亚马逊、谷歌、脸书等最受瞩目的当代科技巨头垄断力有增无减。

吴修铭、莉娜・汗和葛兰反对科技巨头的核心在于主张主流的法学界对于衡量垄断的方法错误，而这个错误源自引用芝加哥学派对反托拉斯法的见解。 所有人都认为垄断经常会导致反竞争行为，进而伤害消费者。 不过芝加哥学派进一步将价格理论应用至反托拉斯法，认为竞争无所不在，进入障碍很少能够有效阻绝潜在竞争者，垄断力量有限; 此外，芝加哥学派主张反托拉斯法应该以极大化消费者福利为目标，来促进经济效率。

吴修铭提出《网络中立性》的概念，并反对科技巨头垄断。 （维基百科）

美国法学界受此影响，以消费者剩余衡量企业是否违反反托拉斯法，而不像早期以产业结构决定是否垄断。 从这个角度而言，很多新兴科技巨头会被认为增加消费者剩余，增加效率，而非滥用垄断力。 例如使用谷歌搜索引擎时，用户不需要向谷歌支付费用，开设脸书账号同样是免费。 既然科技巨头开放其服务让消费者免费使用，消费者剩余自然增加，因此科技巨头不但没有垄断问题，反而增加消费者剩余，促进社会福利。

但是这种见解是有问题的。 我们都知道，谷歌和脸书虽然没有向用户收费，但是却间接自广告主收费。 问题在于社交平台的特性在于双边或多边市场，平台不同边之间的市场并非彼此独立，例如脸书的一边是用户，另一边是广告商，两者并非无关。 脸书虽然未向用户收费，但是利用用户的资料，得以向另一边的广告商收费，将广告下在用户的脸书上。

广告商之所以愿意花大钱给脸书下广告，不是因为脸书佛心让消费者免费使用，而是因为脸书无时无刻追踪并且记录用户的行为，使得脸书广告能达到传统广告做不到的效果。 传统广告只能根据下广告的通路大概估计受众，如果一个企业在《华尔街日报》下广告，广告业主只能大概根据《华尔街日报》用户的人口资料估计谁会看到广告。 但是在脸书下广告，广告主不仅可以明确知道广告受众是谁，甚至可以指定受众的年龄、性别、学校、科系、毕业年度、居住地区、所得、家庭状况或甚至政治倾向，这种给予脸书传统广告通路所无法企及的精确广告能力。 最终只剩下两家公司垄断了全球七成以上的线上广告预算：谷歌与脸书。

哈佛商学院教授祖博夫（Shoshana Zuboff）认为科技巨头的影响力如此巨大，将这种情况称为“监控资本主义”。 她说：“监控资本主义单方面宣称，人类经验是能转化为行为数据的免费原物料。 虽然部分资料用来改善产品或服务质量，但其他数据则被业主据为己有，并将其称为“行为剩余”（behavioral surplus）。 他们将这些数据投入下阶段的生产过程，也就是所谓的“机器智能”（machine intelligence），将数据制造成“预测产品”，对你当下、下一秒以及未来的行为进行预测。 最后， 这些预测产品会放在全新的市场上交易，而这种专门流通行为预测产品的市场，就是我所谓的“行为未来市场”（behavioral futures markets）。 许多企业都迫不及待想在人类未来行为上下注，使提供此类商品交易的监控资本家得以迅速致富。 ”人类行为的数据被科技巨头私有化，而不属于个人，不仅用以预测个人行为，甚至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纵个人行为，而社交媒体为了利润对这些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精准广告容易理解，但是预测或甚至纵个人行为则颇为抽象，最好举个例子说明，脸书的反疫苗运动便是一例。

谷歌和脸书虽然没有向用户收费，但是却间接自广告主收费。 （合成画面/资料照片）

MIT阿拉尔（Sinan Aral）在《宣传机器》说赖瑞. 库克（Larry Cook）是脸书反疫苗之王。 他自称是“全职『反疫苗』行动主义者”，他的“停止强制接种疫苗”组织是一个营利机构，透过脸书等社交媒体的反疫苗假新闻赚钱，也从亚马逊上的反疫苗书籍销售获取介绍费。 他还经由GoFundMe上的活动募得资金来支付他的网站花费、脸书上广告费、个人账单。 库克的“停止强制接种疫苗”和另一个称为“世界水银计划”由罗伯特. 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 Jr.）（目前的美国卫生部长）领导的组织，合计共买下脸书2019年54%的反疫苗广告。

脸书精准的目标广告，使得库克得以将其反疫苗脸书广告锁定华盛顿州二十五岁以上妇女，那是一个可能有需要接种疫苗小孩的群体。 在库克自己的七个脸书账号推广下，总共获得160万至520万次点阅，这是相当惊人的广告效果。 在美国，不管哪一个产业，脸书广告平均每次点阅要花约一美元，但是库克广告平均每次点阅只花0.06美元。

2019年初，当你在脸书上搜寻疫苗相关信息时，会出现一面倒的反疫苗宣传。 YouTube的推荐算法把观者“从以事实为基础的医学信息推向反疫苗错误信息”，而“Pinterest上75%与疫苗有关的贴文都在讨论麻疹与自闭症间那种捏造出来的关系”。 在2019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推特上的俄机器人平均比一般推特用户多贴了22次与疫苗有关文章，这让接种疫苗错误信息与俄国挟持这个宣传机器的意图产生连结。

2019到2020年纽约和华盛顿爆发的麻疹传染，正是在看法相同的人所组成的紧密链接群体里发生。 俄国错误信息以同样方式说服大多数美国人并进而影响选举，反疫苗社交媒体活动不用说服许多人放弃接种疫苗也能造成大爆发。 为了让接种疫苗程度降到群体免疫的门槛之下，他们只需说服紧密链接群体中的少部分人，这些人会在他们之间分享这种错误信息。

那么脸书的反应如何呢？ 脸书当时正因为放纵对俄国以广告与机器人干涉美国大选而焦头烂额之际，又因为一位妈妈而陷入更深的反疫苗争议。

2014年芮妮・迪雷斯塔正在为大儿子研究该进入哪一家幼儿园时，发现有些北加州的幼儿园对疫苗施打的规定很不严谨。 迪雷斯塔想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父母拒绝接受实证过的医学建议，因此加入了脸书的反疫苗社团。

迪雷斯塔是金融专家，她以同样方法研究反疫苗社团在网络上传播的信息，最后将成果制成图表公布，然后他发现自己很快被反疫苗人士攻击。

迪雷斯塔因此声名大噪，2015年她和一个由奥巴马主导的白宫团队研究伊斯兰国（ISIS）如何利用脸书和其他社交媒体扩张恐怖份子网络，并在网络上散播理念。 白宫判断伊斯兰国利用了跟反疫苗人士一样的策略; 迪雷斯塔则认为，脸书为激进团体打造了一个完美的工具，让他们壮大组织，增加网络上的影响力。

为了更深入了解其中的机制，在国会议员协助下，迪雷斯塔希望脸书能够交出内部相关资料，遭到脸书的律师拒绝，但是脸书立刻面对媒体各种隐瞒证据的批评。

Sheera Frenkel和Cecilia Kang在《获利至上》访问了华盛顿知情人士说明脸书的反应：“脸书高层发现他们必须回应国会的要求，不然就会因为广告的事不断登上新闻。 不管怎样他们都是双输的局面。 如果不交出广告，国会就会很不高兴，让他们吃不完兜着走; 但如果他们交出广告，就可能会开启危险的先例，也可能会激怒川普。”

最终桑德伯格和扎克伯格认为，该找个方法跟国会合作了。 而他们也在2019年做出反应：Instagram开始封锁与反疫苗有关的井号主题，如#vacinecauseautism和#vacinearepoison。 脸书停止显示以反疫苗内容为主的页面和群组，还更改推荐引擎阻止用户加入这些群组。 他们也撤下库克和其他人一直购买的脸书广告。

讽刺的是，1998年斯坦福两位博士班学生Larry Page和Sergey Brin创办谷歌时，他们强烈反对搜索引擎藉由广告获利。 两人在论文中写道：“我们认为由广告商赞助或金援的搜索引擎，立场本来就会比较倾向广告商，因而偏离消费者的需求。 这种倾向虽然难以察觉，对市场却有极大影响力...... 我们相信广告的争议已构成复杂、充足的动机，我们必须在学术领域中，打造一个透明、具竞争力的搜索引擎。”两人对广告反感到甚至坚持广告商“不能干预关键词的选择──谷歌会替他们选关键词。”

对照谷歌今日的获利模式犹如天壤之别。 那么谷歌是如何演变到当初两人理想的对立面的呢？

因为2001年的互联网泡沫化破裂之后，谷歌面对投资人的压力，必须找出可以持续获利的商业模式，于是谷歌随时纪录用户的一举一动，产生“用户档案信息”（user profile information，简称UPI），利用UPI卖广告的商业模式。 谷歌将不同数据整合，能够将行为数据转化为预测结果，推估哪些用户会点击具有哪一种组合形式的哪一种广告，并以此作为最终比对结果的基础。 谷歌并且申请了“为广告指定目标生成用户信息”的专利，每当用户到谷歌搜索引擎输入指令后，系统会在执行检索的同时，提供以特定手法呈现的特定广告。 当时谷歌是唯一能做到这项技术的企业，很快在获利上无人能敌。

川普正透过贸易谈判，要其他国家放宽对于美国科技巨头的管制。 监控资本主义正在母国保护不受监管的国际上驰骋其垄断力。 （资料照片/美联社）

脸书创办人兼执行长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从谷歌挖来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担任营运长，也同时引入谷歌从用户信息产生目标广告的技术与商业模式，终于和谷歌瓜分线上广告市场。 相较之下，传统媒体的广告犹如瞎子摸象，无法针对每一个用户产生特定的广告，产生的效益有限，而且随着个别新闻的转载与超链接的盛行，单一媒体越来越失去获取注意力的能力。 脸书一次算法的改变，就可能决定一个媒体的兴衰。 结果是脸书垄断在线广告，花费大量人力、时间和金钱创造内容的媒体反而无法获得广告收益，加速数字时代媒体的衰亡。

澳洲国会于2021年首度通过《新闻媒体与数位平台强制议价法》，要求垄断七成以上线上广告的谷歌和脸书与澳洲媒体协议合理分润机制，作为使用其新闻的费用。 如果双方未达成协议，澳洲政府可以指定仲裁人决定支付金额。

一开始谷歌与脸书均拒绝遵守，谷歌威胁退出，脸书封锁所有澳洲用户的新闻，但是经过协商，最后谷歌与脸书均接受该法，为使用新闻支付合理费用。

加拿大于2023年跟进，国会通过与澳洲类似的《在线新闻法》（Bill C-18），不过结果与澳洲不尽相同，谷歌虽然决定遵守该法，成立基金与媒体协商分润，但是脸书拒绝，决定全面封锁加拿大用户的任何新闻链接。

不仅澳洲与加拿大，包括台湾在内世界多国也都在研议相关法案，谷歌与脸书在这些国家的线上广告市场，具有强大的垄断力。 例如根据台湾数字媒体应用暨营销协会（DMA）统计，2023年台湾数字广告量逾610亿元台币，其中Google和Meta占七到八成，相当于每年拿走400到500亿元台币，显示谷歌和脸书具有跨国的垄断力。 而这只是各国对科技巨头管制的一部分。

但是如今这些管制都随着川普对世界发动贸易战，而纷纷告停了。 川普政府正以高关税和贸易谈判为手段，迫使多国停止对美国科技公司及其产品征收数字税与监管，以保护科技巨头的海外利益，尽力使其不受当地政府的监管，得以发挥垄断力量。

川普关税战的特色之一是专注于美国通常有逆差的商品贸易，至于对美国独占鳌头的服务贸易顺差，不仅刻意忽略，甚至不准其他国课征关税。 例如当加拿大企图对美国征收数字服务税时，川普立刻停止与加拿大的贸易谈判，直到加国取消数字服务税，才继续谈判。

对科技巨头的管制，如今已随着川普对世界发动贸易战而纷纷告停。 （美联社）

同样的，川普在和韩国与巴西贸易谈判时，均要求对方放宽对于美国科技业的监管措施。 川普甚至因为对巴西数字贸易与电子支付政策不满，加上不满巴西法院起诉企图结合军方政变的好友、前总统波索纳洛（Jair Bolsonaro），即使美国在商品上对巴西享受顺差，但是依旧在10%的基准关税上，另外以行政命令课征额外的40%关税。

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川普在与印尼的协议中，成功争取雅加达政府承诺放弃对电影或软件下载等电子商品征收关税，而越南也作出类似承诺。

报道指出，在川普第一任期内，欧盟曾对谷歌等科技公司开出巨额罚单，川普当时称欧盟的竞争事务专员为课税女士，并说她“真的很讨厌美国”。 美国也在2019年开始调查法国等国家的数字税措施，但这些调查在拜登政府期间陷入停滞。 在川普第二次当选总统后，脸书母公司Meta执行长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和谷歌执行长皮查伊（Sundar Pichai）等科技界领袖，纷纷前往佛州的川普海湖庄园拜会他。 消息人士透露，这些会谈中反复提及一个重点，就是希望遏止海外对美国科技业的不利政策。 如今，川普则借由发动全球贸易战，推动美国科技产业的利益。 曾在谷歌和脸书担任政策公关主管的韦克斯勒（Nu Wexler）说：“这些公司非常成功地把大型科技业的利益包装成『美国优先』的议题。”

各国长年以来一直试图把硅谷的数字广告与线上活动所得，重新分配到自己的国内。 如今，许多国家正加强相关监管，要求平台打击假消息、强化透明度，及保护未成年人上网安全。 有些国家则致力于加强反垄断法规。 但是川普正透过贸易谈判，要这些国家放宽对于美国科技巨头的管制。 监控资本主义正在母国保护不受监管的国际上，驰骋其垄断力。

※作者沈荣钦为台大机械系、政大企研所毕业，于法国INSEAD取得博士学位。 现为加拿大约克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