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春天，李彦提前还清了自己在北京三环的100平住房贷款，他并没有感到一丝轻松。

　　一次性还清500万的代价是，所有存款加上父母东拼西凑的援助，银行卡上只剩下二三十万。

　　而当时的他刚刚失业，妻子全职在家照顾孩子，生活的脆弱性渐次展现在眼前。

　　“奋斗十年，只剩一套房”

　　在北京工作生活的十年，李彦始终是朋友圈中标准的中产男。他本科毕业于985大学，先去了深圳工作，后来成为北京某互联网公司的中层。

　　“入职那年，公司正投入一个新项目，目标就是做出爆款，我的+1（上级）雄心勃勃说要改变市场。”

　　他所在的小组每天工作到凌晨一两点，“年轻不觉得累，甚至还觉得挺有成就感，拼一拼就能有出头之日”。

　　那时他的收入在逐年上涨，和大学相识的女友结婚后，在北京东三环买了一套总价700万元的三居室，首付210万、贷款近500万。

　　月供超两万远远超过了普通人的水准，双方父母可以提供每月一万元的补助，所以生活压力并不算大。

　　周末李彦一家开车去山姆超市囤货，每年两次出国旅行，在女儿的教育上，他们也花了不少心思。

　　“每周她都会去天津一家知名学校上音乐课，每个学期花费在两万左右。女儿刚开始对学琴不是很感兴趣，我们就各种方法强迫她去。”

　　对此，李彦语气中仍带着一丝骄傲。往返京津两地的交通和住宿成本就不低，但夫妻俩觉得“这笔钱花得值”，在北京也有相同的音乐艺术教育，但像她这种低龄艺术教育去天津比较划算。

　　2021年，公司业务面临瓶颈，他所负责的项目被终止，整个中层管理团队也被裁撤。他拿到了一笔10万元的赔偿金，不过这笔钱相较他在公司付出的时间与精力其实并不算多。

　　被裁后，李彦休息了一个月，然后开始找工作，现实远比预期困难得多。“简历投出去多数都石沉大海，有面试机会，但薪水远远不及之前，有的降薪将近一半，刚开始无法接受，在面试了大概三十家企业之后，就有点绝望了。”

　　李彦最终在一家民营科技企业找到了工作，工资只有此前的一半。试用期被派去新疆出差，又遇上当地突发疫情，被隔离在宾馆近一个月。返京后，公司以业务调整为由终止了他的劳动合同。

　　他的妻子本是全职照顾孩子的家庭主妇，想找工作却四处碰壁。“很多岗位只要35岁以下，她当时已经30多了，而且长期没有工作，和年轻人抢工作没有优势。”

　　“38.2% 的脆弱中产”

　　收入断崖式下滑的同时，房贷还在。

　　他和妻子只有两个选择，一是要卖掉三环的房子，二是提前还完贷款。当时房产市场并不乐观。“挂出去很久没人来看，周围的成交价格也在跌，心里实在舍不得。”

　　在2023年，提前还房贷是一个大趋势，他们也由此做出了决定：“至少有一套房子，但也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还完房贷，几张银行卡里的钱都集中算了一下，大概只剩下不到二三十万”。

　　李彦所经历的这段日子，也是不少一线城市中产家庭生活方式被重塑的三年。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蓝皮书：2020 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的分析，当时一线城市中产家庭已经开始明显感到了消费压力，房贷正在挤压中产家庭的日常消费空间。

　　此外世界银行在去年发布的《中国经济更新》（China Economic Update）报告也指出，中国有 38.2% 的人口属于“脆弱中产”——虽然早已脱离低收入线，但并未获得经济层面安全保障，仍随时可能跌回低收入阶层。

　　学术期刊《Sustainability》中登载的一份研究进一步指出：中国仅有 34.5% 的人口处于中产阶层，而其中 62.3% 的中产家庭存在再次滑入贫困的风险；即便是中产上层，仍有 44.3% 面临滑落的可能性。

　　李彦所属的中产并不是一个稳固的阶层，而是一种需要持续现金流支撑的生活方式：高房贷、高教育支出、高生活品质预期，一旦收入中断，很快就会“掉队”。

　　他们再没计划过出国旅行，自家的车也不常开了，出门改坐地铁通勤。银行卡里的钱，基本上无法进行再投资，基金股票不敢买，日常消费需要从紧。

　　“旅行就在京津冀，买东西基本奥特莱斯。”

　　但女儿的教育是他们最后的坚持。“哪怕每天挤地铁，女儿的音乐课也不能断。”

　　“努力挣钱，是唯一的追求”

　　压力越来越大，李彦决定去开网约车，“用自己的车不舍得，跑的是那种租赁公司的车。”

　　在网约车租赁公司里，为避免超时运营，每人每四小时就得强制休息半小时，一天下来赚三四百。满打满算，李彦一个月收入在8000到11000之间，扣除掉租车费用4000元，每月净收入最多维持在六七千。

　　“最怕早晚高峰堵车，还有醉酒乘客，挣得不多，但脑子一点不能放松。”跑了三个月，他开始出现肩膀僵硬、腿部麻木的问题，不得不停下来。“当时真的拼过了，那应该是一段最苦的日子。”

　　李彦夫妻讨论过离开北京，“回老家生活压力会小很多”。但他不甘心，手里还有那套三环的房子，虽然不好出手，仍是这个家最后的倚靠。

　　2024年夏天，一个前同事介绍他去一家中型咨询公司做项目协调，收入没有回到过去的水平，但总算有了起色。他开始和一群95后、00后共事，一开始有些格格不入，“他们技术比我强，我经验比他们多，”李彦说，“现在更像是个补位的角色，不争主角，稳稳干活，把之前做项目的那些责任都交给年轻人，自己在旁做辅助”。

　　回头看这几年的跌宕，他没有太多情绪。“以前是觉得凭努力可以永远稳住，现在知道，没有什么是永远的。”

　　几年前二十万买的跑步机他折价一半准备放在闲鱼上卖掉，现在唯一的大项消费是孩子的音乐课，此外，他也不会再把自己看成“中产”的一员了。

　　“这个标签曾经很有吸引力，但现在必须得抛弃了，努力挣钱，才是唯一的追求。”